一、中国地方志协会章程（论文文献综述）
邸小松[1]（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提出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张磊[3]（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说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陈斯亮[4]（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指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李琦琦[5]（2020）在《民国时期梅州地区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文中提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州地区各县市和墟镇展开了市政改革和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大量相关档案史料,为研究民国时期内陆地区市政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论文以档案史料、文史资料等为基础,主要运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梅州各县市城市和墟镇的市政建设进行研究,探讨市政改革及建设的背景、市政机构或组织、市政建设活动等。由于梅州各县改革是在广东省政府的推动下进行,其措施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仅对梅县、兴宁二县做全面研究,丰顺、蕉岭、五华则更注重地域特色。同时,关注到梅州侨乡这一地域特色,将华侨因素作为各章节的重要线索,探究各县市及城镇市政推进中华侨投资、华侨捐助、华侨建设等内容。论文以平行结构分别研究了梅县、兴宁、丰顺、蕉岭、五华五县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并以松口镇为镇的代表进行个案研究。梅县成立了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主持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主要措施有修建防御工事,在梅城周围建筑十余座碉楼;在城区内修建30余条混凝土道路,将旧马路从2-3米拓宽为6-10米不等;在新修建的道路两旁建筑骑楼;在梅江上建设桥梁及城区的菜市;关注娱乐休闲建设,发动华侨在梅城建设中山公园,不过未能实施。兴宁县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的主要措施分别是在城墙内及城外及宁江河之间的商业区修建道路,拓展路面;在新路两旁建设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骑楼街屋;保护宁江上游林木、兴修水利,解决城区水患灾害问题;修建公共休闲设施即在抗战胜利后重建中山公园。丰顺县丰良镇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是在当地以吴姓、张姓为首的华侨家族的斗争中进行的,双方势力在斗争中大力投资该镇的商业区、建设骑楼等。蕉岭县的措施有拆除城墙、拓展城区街道、建设与外地相通的交通及通信设施等,华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捐赠。五华县市政改革与城市建设得益于实力雄厚的大华侨李桂和、张子良等的投资,他们在南门开辟土地建设商业区,促进了五华县的城市建设。梅州重点镇松口镇的侨资房地产业和镇区建设在当时颇为先进,该镇华侨及其家族众多,大力在中山街、繁荣路一带投资建设骑楼、街道、码头等,极大地促进了松口镇区发展。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梅州地区在政府推行下和华侨大力支持下,市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梅县、兴宁二县的市政体系较为完备,改革及建设成果颇为可观。丰顺、蕉岭、五华等县则受当地条件限制尽力周全,根据当地特色进行建设。不过,由于民国年间梅州地区土匪肆虐、战乱频仍、官僚腐败等问题,该地区市政改革及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些波折。
张晶宇[6]（2020）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轻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日常需要。手工业作为地方工业历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行业和品种之多,基本可以覆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手工业的重要性在此时尤为明显。但就当时的发展现状而言,手工业作为小商品经济,其不仅规模小、资金少、生产分散、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弱。如不通过改造,任其自由发展,手工业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甚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由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变更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以向社会主义靠拢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随着全国开始正式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湘潭县在中央“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逐步发展”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组建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采取从供销入手的方法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县已有4245个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自愿加入各个合作组织,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面达99.7%。在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湘潭县县委十分重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划分和思想教育,通过制定社章、对社组员进行“三查”运动、开办短期积极分子训练班等举措,提高了社员、社干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干部队伍力量,加强了经营管理思想,促进了合作社积极稳固的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湘潭县合作组织的优势,县委还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的辅助组织,如手工业劳动组织协会、财计互助组等群众性的组织和逐步调整合作组织的经营生产方式,为湘潭县顺利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虽然湘潭县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摸索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产、供、销之间的矛盾、经营模式上是采取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上存在着争议,等等。这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囿于手工业本身行业众多、区域和行业差异的复杂性和其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一些“阵痛性”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诸多成效,其中比较直观的成效表现在个体手工业者在改造后收益的普遍提高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之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其不易的。本文以湘潭县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通过梳理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全过程,总结我国地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了解不同区域的建设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经济史研究视域,有利于深化地方区域史研究。同时,研究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以史为鉴,便于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以及对当下我国经济所有制的理解。
张婧怡[7]（2020）在《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年,这一时期河北省水患频发,严重制约了水利建设的开展,但在顺直水利委员会的指导下,河北省修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水利建设得到缓慢发展。第二阶段为1927-1937年,这一时期河北省水利事业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水利机构的设立、水利规划的制定、水利工程的修建、水利会议的召开都促进了水利建设的快速发展。第三阶段为1937-1945年,日军的侵略与破坏使河北省水利事业在这一时期遭到重创,虽然国共两党极力挽救,但许多水利设施仍相继毁于炮火,河北省水利建设遭遇严重挫折。第四阶段为1945-1949年,国共两党在此期间积极进行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扭转了抗日战争时期水利事业惨遭破坏的局面,省内水利建设得到恢复发展。民国时期,河北省设立的水利机构主要有顺直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各河河务局,这些水利机构通过实地勘测与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水利规划,其中包括海河治本治标计划大纲、永定河治本计划、独流入海减河计划、修治滦河计划、平津通航计划等。并且,为了保障自身能够科学、高效运作,水利机构先后实施了多项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华北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河北省各河河务局组织大纲、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章程、省水利经费保管委员会组织章程、水利官员考绩条例以及兴办水利防御水灾奖励条例等。水利工程建设同样是河北省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河北省兴办了多项水利工程,涉及堤坝、河道、水闸、灌溉、水库等众多方面。堤坝的修筑以实施决口堵筑工程为主,并对省内堤坝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措施。河道的整治主要是开展裁弯取直工程、放淤工程及其他河道工程。水闸方面主要是修建和修护了苏庄水闸、龙凤河节制闸、新开河泄水闸以及捷地减河进水闸。灌溉的发展为兴办了滹沱河灌溉工程、崔兴沽模范灌溉工程和金钟河新开河间洼地排水及灌溉工程。水库方面以修建官厅水库最为着名。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在众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水利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推动了河北地区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经费紧张、水利建设大起大落、腐败问题严重等缺陷。现如今,我们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周辰[8]（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沈平[9]（2020）在《中华全国电气协会及其会刊《电气》研究》文中认为电气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广泛应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它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需求以及国防军工建设等密不可分,不仅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对当代新技术革命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无论是深化中国高铁技术的全球战略,还是推进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社会普及化,都是建立在对电气事业科学合理的发展基础上,因此对中国早期电气科学史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全国电气协会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部电政司司长龙建章发起,由交通部政府官员和海外电气专业留学生于1913年4月在北京组织创办,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电气科学团体组织。它荟聚了大批电气科学人才,不仅为此后相继成立的专门学术团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民国初期电气技术革新的本土化和电气教育的专业化发展,还为我国电气科学的体制化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对中国现代化电气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建设作用。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尚缺乏对中华全国电气协会及其会刊《电气》杂志的系统性研究,且对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时期）的电气事业发展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和零散。本文主要采用原始文献考证与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挖掘大量第一手资料,仔细阅读1913-1922年发行的《电气》杂志内容,总计6000余页,对这十年间《电气》刊发的所有内容进行了编目整理,以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为研究视角,结合地方志、水利志、电力志和北洋政府交通部电政史料等文献资料,研究了中华全国电气协会自1913年至1922年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电气事业的科学体制化探索,试图系统揭示民国初期电气事业管理沿革,尽可能考证了其对中国早期电气事业发展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华全国电气协会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官方性质的电气科学团体组织,已具备现代科学社团的所有要素,体制化程度较高。十年间电气协会通过发行全国性电气专业期刊、召开年会、成立学术部、审定电气名词和国际交流等活动,积极致力于我国电气科学的体制化建设,在传播和普及电气学理知识的同时,推进国内电气实业的本土化发展,充分体现了民国初期科学社团兼具学会与协会功能二位一体的时代特点。2.协会会刊《电气》已具备现代专业期刊的所有要素,栏目设置科学合理,报道体裁上采用新闻报纸与专业期刊相结合的特有方式,覆盖了“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副刊”三大新闻体裁,既有电气专业知识的深度报道,也有电气新闻事件的多篇连载;在其对电气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注重叙评结合,满足了不同阶段社会对电气专业知识和实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讲求历史与前沿并重,把握了世界电气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3.民国初期的电气事业管理沿革是中国近代电气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电气事业发展初期起到了基础性建设作用,且革命性较强。中华全国电气协会指导民国初期电气事业发展的十年间,北洋政府对电气事业核心要素的管理,成效显着:电气政策加强了国家对电报和电话业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实现了“邮电合一”,扩大了电报业务,取消了清末电话章程关于“长途电话事业”发展的禁令;电气教育实现了专业化,兴办电气工业学校,加强国内外电气实习生的制度化建设;电气技术注重对清洁能源水力发电的开发研究,国内本土电池技术在美国世博会获奖;北洋政府在电价的控制上,十年间基本实现了稳定电价,也尝试了“峰谷电价”等前瞻性较强的收费方式。
王荷池[10]（2018）在《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教育水平一直位于中国前列,南京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以“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目前针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呈现独立、分散的状态,本文首次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以期对当今教育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线索,为当今的校园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以史学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史、论结合。在爬梳剔抉国内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历程,整体梳理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发展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本文通过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了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过程和发展规律,探讨了近代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教育建筑空间的发展。通过翔实的建筑案例分析,深入剖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技术特征。本文研究内容由八章组成,各章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第一章为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况,对研究分期、分类的缘由进行阐述,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描述了目前现状。第三至六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研究,以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为主线,从纵横两个剖面展开:纵剖面根据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特点将1840—194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时期（1840—1911年）、民国前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日占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1949年）,以时间为序梳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剖面依本土与殖民两条线索,分别探讨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建筑本体特征、校园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学校建设策略、规章制度等,并总结出各历史时期教育建筑的发展动因。纵横两个剖面的研究形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第七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去认识教育建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因,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
二、中国地方志协会章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地方志协会章程（论文提纲范文）
（1）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 (一)“奠都”的考量 |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5）民国时期梅州地区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与城区建设 |
| 第一节 解放前梅县政区建置沿革及市政改革背景 |
| 一、建国前梅县的建制沿革 |
| 二、民国时期梅县城区市政改革背景 |
| 第二节 民国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名称与成立时间 |
| 一、民国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名称 |
| 二、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成立时间 |
| 第三节 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 |
| 一、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
| 二、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运作机制 |
| 第四节 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市政建设活动 |
| 一、城区周围防御工事修建 |
| 二、城区街道建设 |
| 三、城区骑楼建设 |
| 四、桥梁及菜市建筑 |
| 五、已筹划而未及实施的建设事项 |
| 第二章 兴宁县市政委员会与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兴宁县市政改革的背景 |
| 第二节 兴宁县市政委员会与市政建设委员会 |
| 第三节 兴宁县城市政建设 |
| 一、城区道路修建 |
| 二、兴宁城内外的骑楼街屋建设 |
| 三、城镇水利及林业建设 |
| 四、公共休闲设施建设——重建中山公园 |
| 五、兴宁市政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
| 第三章 丰顺、蕉岭和五华的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丰顺县附城全图》中所见的华侨家族与城市建设 |
| 一、绘制特色与基本内容 |
| 二、丰良镇华侨家族及其斗争 |
| 三、丰顺县政府市政建设措施及华侨家族贡献研究 |
| 第二节 蕉岭县城市政建设 |
| 一、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促进 |
| 二、城区市政建设措施 |
| 三、交通及通信建设 |
| 四、华侨对城市建设的贡献 |
| 第三节 侨资推动下的五华县华城镇城外新市场建设 |
| 一、五华县新街建设背景 |
| 二、华侨与南门新市场的建设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松口的侨资房地产业与镇区建设 |
| 第一节 松口镇的水陆交通及华侨概况 |
| 一、松口镇水陆交通情况 |
| 二、松口镇华侨概况 |
| 第二节 松口镇的侨资房地产业与镇区建设 |
| 一、松口镇工商业发展 |
| 二、松口镇华侨及其家族的房地产业投资 |
| 三、华侨参与下的松口镇镇区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6）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0.1.1 选题的缘起 |
| 0.1.2 选题的意义 |
| 0.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2.2 国外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 |
| 0.3 概念界定 |
| 0.3.1 湘潭县的区域范围界定 |
| 0.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界定 |
| 0.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范围的界定 |
| 0.4 基本思路 |
| 0.5 理论方法与创新 |
| 0.5.1 理论方法 |
| 0.5.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 1.1 新中国成立前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2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
| 1.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
| 1.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
| 1.3.2 人民政权的巩固 |
| 1.3.3 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 |
| 第2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与发展历程 |
| 2.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1 中央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2 湖南省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1.3 湘潭县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
| 2.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历程 |
| 2.2.1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县手工业行业的恢复与发展 |
| 2.2.2 湘潭县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 |
| 第3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主要改造对象及组织形式 |
| 3.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改造对象 |
| 3.1.1 改造对象类型 |
| 3.1.2 改造对象的思想情况变化 |
| 3.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组织形式类型 |
| 3.2.1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 |
| 3.2.2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 |
| 3.2.3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
| 3.2.4 其他辅助合作组织 |
| 3.3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组织形式的发展 |
| 3.3.1 合作组织的建立 |
| 3.3.2 合作组织的发展 |
| 3.3.3 合作组织的巩固 |
| 第4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及其与工农业等部门的矛盾 |
| 4.1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供、销 |
| 4.1.1 手工业产品的原料供应 |
| 4.1.2 手工业产品的生产 |
| 4.1.3 手工业产品的销路 |
| 4.1.4 产、供、销平衡问题 |
| 4.2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手工业部门与其他工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1 手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矛盾 |
| 4.2.2 手工业部门与工商业及其他部门的矛盾 |
| 第5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收益分配及福利制度 |
| 5.1 收益分配方式 |
| 5.1.1 生产资料的折价及股金缴纳 |
| 5.1.2 工资分配情况 |
| 5.2 福利制度 |
| 5.2.1 福利待遇 |
| 5.2.2 福利事业 |
| 第6章 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效及启示 |
| 6.1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问题 |
| 6.2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效 |
| 6.3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A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 |
| 附录 B 湘潭县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组织简则(草案) |
| 附录 C 湘潭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草案)一九五五年七月 |
| 附录 D 湖南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社、供销生产小组登记暂行办法(草案) |
| 附录 E 湘潭县一九五五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社、供销生产小组建社、建组计划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民国时期河北省的行政区划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发展概况 |
| 一、1912-1927年河北省水利建设缓慢发展 |
| 二、1927-1937年河北省水利建设快速发展 |
| 三、1937-1945年河北省水利建设遭遇挫折 |
| 四、1945-1949年河北省水利建设恢复发展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机构及其运作 |
| 一、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机构的设立 |
| (一)顺直水利委员会 |
| (二)华北水利委员会 |
| (三)各河河务局 |
| 二、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机构制定的规划 |
| (一)海河治本治标计划大纲 |
| (二)永定河治本计划 |
| (三)独流入海减河计划 |
| (四)修治滦河计划 |
| (五)平津通航计划 |
| 三、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机构实施的管理制度 |
| (一)《华北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 |
| (二)《河北省各河河务局组织大纲》 |
| (三)《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章程》 |
| (四)《省水利经费保管委员会组织章程》 |
| (五)《水利官员考绩条例》 |
| (六)《兴办水利防御水灾奖励条例》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工程建设 |
| 一、堤坝的修筑 |
| (一)五大河堤防概况 |
| (二)决口堵筑工程 |
| (三)堤坝保护措施 |
| 二、河道的整治 |
| (一)裁弯取直工程 |
| (二)放淤工程 |
| (三)其他河道工程 |
| 三、水闸的修建 |
| (一)苏庄水闸 |
| (二)龙凤河节制闸 |
| (三)新开河泄水闸 |
| (四)捷地减河进水闸 |
| 四、灌溉的发展 |
| (一)滹沱河灌溉工程 |
| (二)崔兴沽模范灌溉工程 |
| (三)金钟河新开河间洼地排水及灌溉工程 |
| 第四章 对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的评价 |
| 一、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的积极作用 |
| (一)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
| (二)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 |
| (三)成功进行了一些水利试验 |
| (四)培养了一批水利专业人才 |
| (五)强化了政府的管理 |
| 二、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的不足 |
| (一)经费紧张 |
| (二)水利建设大起大落 |
| (三)腐败问题严重 |
| 三、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 |
| (一)应时刻重视水利建设 |
| (二)应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 |
| (三)应做好水利科研工作 |
| (四)应健全水利管理的法规和制度 |
| (五)应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华全国电气协会及其会刊《电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本研究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本研究的特色与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华全国电气协会的组织建设 |
| 2.1 协会创办及其组织机构特点 |
| 2.1.1 协会的创建背景 |
| 2.1.2 协会的创办及其发展历程 |
| 2.1.3 协会关键人物贡献 |
| 2.2 协会开展的建制化活动 |
| 2.2.1 召开电气行业年会,推进制度化建设 |
| 2.2.2 成立学术部和电气名词会,规范电气事业发展 |
| 2.2.3 国际交流 |
| 第三章 创办期刊及其科学传播分析 |
| 3.1 发行期刊 |
| 3.1.1 代发《邮传公报》 |
| 3.1.2 创办会刊《电气》 |
| 3.2 会刊《电气》的科学传播特点分析 |
| 3.2.1 报道电气时事,注重叙评结合 |
| 3.2.2 设置电气议题,满足社会需求多样化 |
| 3.2.3 传播电气知识,历史与前沿并重 |
| 第四章 《电气》揆察民国初期电气事业管理沿革 |
| 4.1 电话、电报经营方针政策的变迁 |
| 4.1.1 官办与商办之争 |
| 4.1.2 邮电合一,扩张电报事业 |
| 4.1.3 长途电话事业的转折 |
| 4.2 电气教育的专业化发展 |
| 4.2.1 兴办电气工业学校 |
| 4.2.2 加强实习的制度化建设 |
| 4.3 电气技术改良与革新 |
| 4.3.1 对水力发电的重视 |
| 4.3.2 中国“电池之父”的诞生 |
| 4.4 电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文的创新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时空范畴界定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二、南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三、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四、涉及到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五、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及待发展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二、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序幕：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 |
| 一、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教育变革 |
| 二、晚清时期南京的教育变革 |
| 三、晚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概略及现状 |
| 一、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分期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分类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分布 |
| 四、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 |
| 五、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840—1911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和学堂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 |
| 二、清政府的教育变革促成新式学堂的开办 |
| 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学堂的出现 |
| 四、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
| 五、主导学堂建设者：清政府官员、西方教会 |
| 第二节 划时代的变革——本土新式学堂的创办 |
| 一、新式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清政府制订新式学制引导学堂建设 |
| 三、新式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传统书院的局部改造 |
| 五、洋务学堂的建设 |
| 六、维新学堂的建设 |
| 七、新政学堂的建设 |
| 八、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九、典型案例分析：江南水师学堂——本土新式学堂的起步 |
|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飞地”——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堂 |
| 一、西方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从“布道”到“办学” |
| 二、西方教会移植西方学校的建设模式 |
| 三、教会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堂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堂的创立 |
| 六、教会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汇文书院——晚清时期南京规模最大的教会学堂 |
| 第四节 晚清南京的本土学堂与教会学堂对比研究 |
| 一、学堂数量比较 |
| 二、学堂建设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11—1937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和学校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教育业的改革与发展 |
| 三、建筑业的发展与兴盛 |
| 四、学校建设的新生力量：专业建筑师参与校园建设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的发展与兴盛 |
| 一、民国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政府推行的学制及学校建设规则 |
| 三、各类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学校的建设 |
| 六、军事学校的建设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大学近代化历程的典范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扩张与发展 |
| 一、西方教会的办学重心转向高等教育 |
| 二、教会学校建设理念的发展流变：中西合璧成为主流 |
| 三、教会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六、教会学校的建筑技术 |
| 七、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大学——开启中西合璧之先河 |
| 八、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作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37—1945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南京沦陷前大量学校停办和内迁 |
| 二、日占时期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三、日占时期南京的学校状况 |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和学校建设规则 |
| 一、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 |
| 二、教育制度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三、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四、教育制度和建设规则的实施状况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各类学校的建造实况 |
| 一、学校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 二、中国人开办的初、中等学校 |
| 三、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校 |
| 四、中国人开办的军事学校 |
| 五、西方教会开办的临时补习班和少量初、中等学校 |
| 六、日本人开办的少量初、中等学校和军事学校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日占时期的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45—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国民政府接收改组日治时期的学校 |
| 三、内迁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四、新中国对南京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原校舍的修缮与新一轮建设 |
| 一、抗战后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国民政府对教育制度及建设规则的修订 |
| 三、抗战后本土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五、高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六、军事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国立中央大学校分部丁家桥校区的建设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添建 |
| 一、二战后西方教会从复兴—应变—撤退的办学历程 |
| 二、教会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三、初、中等教会学校的修缮与添建 |
| 四、高等教会学校的修缮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一、学校数量比较 |
| 二、校园建设特征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 |
| 第一节 内在变革：社会意识形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目标更迭对应的教育建筑变迁 |
| 二、国家制度法规对教育建筑的引导与管控 |
|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中西教育建筑的发展历史比较 |
| 二、中西教育建筑在南京的交汇 |
| 三、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所对应的校园形态 |
| 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使南京近代学校的空间分布由集中式向均衡式转变,由城墙内向城墙外扩张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受制于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双重影响,近代教育理念决定了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形制 |
| 三、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教育建筑得以建造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
|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南京市公布的近代教育建筑遗产名录 |
| 附录二：南京市现存的近代教育建筑调查表 |
| 附录三：1840—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统计表 |
| 附录四：与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相关的学制和建设规则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中国地方志协会章程（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民国时期梅州地区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D]. 李琦琦. 暨南大学, 2020(04)
- [6]湘潭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张晶宇. 湘潭大学, 2020(12)
- [7]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建设研究[D]. 张婧怡.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9]中华全国电气协会及其会刊《电气》研究[D]. 沈平.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10]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 王荷池. 东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