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11届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研讨会报道（论文文献综述）
王烁[1]（2021）在《近代中国牙医事业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和传教士活动的开展,牙科及牙医在中国逐渐兴起。本文以近代牙医为研究中心,全面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牙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由于近代医疗卫生水平的限制以及民众对于牙齿疾病的漠视,牙齿问题在当时较为突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齿科传入中国,近代牙医开始出现。作为医生的一种,牙医的活动除诊治患者、开办医院外,还积极赴外学习交流,向社会传播普及牙科知识。其后,牙医学校和牙医组织也相继建立,牙医业逐渐壮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对其加强管理,业界凭借甄训考核等方式,使得牙医事业在双向互动中基本实现了良性发展,而这种良性发展也为牙医与民众更好的交流奠定了基础。近代牙医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牙齿卫生问题的解决,同时对民众卫生观念的更新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受时代所限,牙医事业的发展亦表现出零散、破碎的特征。但从总体来看,其对社会的进步意义仍值得肯定。
毛和荣[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佳娟[4]（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张志超[5]（2020）在《金纳米团簇调节破骨细胞功能及抑制乳腺癌细胞骨破坏的研究》文中认为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常见的骨结构退化性疾病,其特征是骨量降低以及骨组织微观结构退化,导致骨骼脆性和骨折风险增加。当各种原因导致破骨细胞的骨吸收速率超过成骨细胞的骨形成速率,引发骨降解与骨形成失衡,骨质流失和骨结构与强度的退化,最终引发骨质疏松症。该疾病多发于绝经期妇女和老年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快速上升,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所以,对于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缺乏解决该疾病的有效病理学治疗方法。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因乳腺静脉回流汇入椎旁静脉,约65%的乳腺癌会发生脊柱转移,形成溶骨性破坏,晚期易造成骨折与神经压迫,患者多表现明显疼痛、瘫痪症状,生活质量严重受损。肿瘤脊柱转移后发展迅速,预后差,患者生存期短,5年生存率低于20%。以上两种疾病在病理过程中均伴随着破骨细胞的过度激活、分化。所以能够抑制破骨细胞激活、分化,同时也能抑制肿瘤细胞迁移、增殖、趋化破骨细胞的药物,便具有成为新型抗骨质疏松和抗肿瘤骨转移药物的潜力。金纳米团簇是金元素与蛋白质、多肽类化合形成的纳米材料,具有多种生物学特性,已有研究证明合适的金纳米团簇可以具有抑制单核巨噬细胞生理及病理活性的功能。故我们猜测破骨细胞作为骨微环境中的单核巨噬细胞,其功能也可以被合适的金纳米团簇所抑制。有成为稳定骨微环境,缓解骨质疏松症药物的可能。同时进一步的,若金纳米团簇材料能够同时抑制肿瘤细胞相关生物学活性,则有进一步成为抗肿瘤骨转移药物的可能。故我们根据以上猜想设计并执行了实验。本课题中,我们合成了两种稳定的金纳米团簇材料牛血清白蛋白-金纳米团簇（Au BSA）和谷胱甘肽-金纳米团簇（Au GSH）,通过材料荧光检测、透射电镜、动态光散射检测和质谱检测对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了表征。进一步的,我们通过实验验证了两种金纳米团簇Au BSA和Au GSH对原代小鼠骨髓单核细胞（BMMs）向破骨细胞分化的影响。在评估细胞毒后,通过RANKL刺激小鼠BMMs向破骨细胞分化,同时加入安全浓度材料尝试抑制该过程,通过TRAP染色技术、F-Actin染色技术和骨片试验评价抑制效果。最后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技术、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技术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 RT-PCR）技术检测小鼠BMMs在材料作用后相关氧化还原酶、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相关蛋白以及破骨活化相关基因的活性。在细胞水平上评估两种金纳米团簇材料对BMMs增殖和破骨分化功能的影响。我们培养了人乳腺癌肿瘤细胞系MDA-MB-231和正常人乳腺上皮细胞系MCF-10A,进行了材料细胞毒检测以及金元素内吞比较;通过划痕实验和细胞迁移实验验证了材料对乳腺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通过细胞克隆形成实验评估了材料对乳腺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通过设计条件培养和ELISA检测,验证了材料对乳腺癌细胞调控破骨细胞募集和分化能力的影响;并通过Western blot检测了材料对于乳腺癌细胞多种增值、迁移相关蛋白的表达影响以及受乳腺癌细胞影响后破骨细胞NF-κB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最后设计了小鼠胫骨髓腔荷瘤模型,给药并观察评估了小鼠肿瘤骨破坏情况。我们的结果显示两种金纳米团簇Au BSA和Au GSH能够明显抑制小鼠BMMs向破骨细胞分化,同时也能抑制破骨细胞溶骨功能。同时我们的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均验证了Au BSA和Au GSH能够抑制乳腺癌细胞MDA-MB-231的增殖和迁移,以及肿瘤细胞刺激、趋化破骨细胞造成溶骨破坏的能力。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论证了两种金纳米团簇材料Au BSA和Au GSH在不损伤机体正常细胞的浓度下,能够抑制破骨细胞激活、分化,同时抑制乳腺癌细胞迁移、增殖、趋化破骨细胞的能力。具有成为新型抗骨质疏松药物、抗肿瘤骨转移和继发性骨破坏药物的潜力。
涂钒[6]（2020）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立在诉讼规则之上的证据证明是一个主观的“心路历程”,是对历史事实遗留在主观印象与客观物质中的信息进行回溯、挖掘、拼贴出重要片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家证据发挥着重要功能。可采性研究为专家证据是否被法庭接纳设立标准,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之观察将从专家证人的资格、专家证言与报告样式、专家证据的客观性、成文的可采性规则、及与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分别比较归纳出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独有特色及反思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探讨,这是可采性研究的第一步。对比普通证人不难发现,二者证言范围区别明显,可采性规则赋予了专家意见广阔收集信息的自由与作出结论的空间,不似普通证言对意见性与推断性描述的严格排除。与易被混淆的法庭之友比较相似之处与实质区别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参与庭审的方式和阶段、提供的专业知识在庭审中的分量等方面来说,二者都截然不同。此外,以科学证据为对象,运用科学经验进行逻辑推演的法庭科学家,是近年来占专家证人比重越来越大的重要群体,法庭科学家的概念与科学证据的定义亦值得探讨。依此综合描述成为法庭认可的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标准与其独有特征。需强调的是,专家证人作出的证据有两种方式,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这类直接言词证据,还包括专家报告这类书证。口头证言与书面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分别受到不同规则的挑战与约束,它们面对的可采性审查是同中有异的。将专家证言与专家报告分篇而立,依据专家从成为专家证人到参与完整的诉讼程序为逻辑动线,独立探讨可采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也引出第二章的内容,针对这两种专家证据的内容及样式展开可采性研究。第二章讲述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及形成,包括专家证言的主要内容及样式、专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样式。第一节与第二节针对专家证言展开。专家证言是获得专家身份的证人坐上证人席位后,在诉讼中回答律师的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口头证据。与普通专家言论对比观察出,二者在发生场景、获取方式、提供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十分清晰,并且专家证言自有其语言特点,以描述类语言、说明类语言及分析类语言为框架展开分析。第三节与第四节针对专家报告展开。该部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报告形成的过程对法庭科学专家的报告进行重点分析,二是对报告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专家证人群体,以科学经验进行推理演绎的法庭科学家们参与诉讼的频率很高,他们的报告基础是法庭科学,作出的专家证据也称为科学证据。有三个领域的科学证据在庭审中被采纳的概率较高、裁判庭认可的证明力较强。一是回答“罪犯是谁”,认定个体的法庭科学证据。二是回答“如何犯罪”,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方式的法庭科学证据。三是回答“法定能力如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的科学证据。以此为据,重点介绍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DNA证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枪弹痕迹鉴定证据”和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原理、鉴定方式、运行状态及应用中的前沿问题,还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其他法庭科学的应用问题,并在前三个主要科学证据章节末附上了典型争议案例的中文编译。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在专家证人报告的篇末。综合分析了包括宣誓书、对某个证据作出的专家意见、综合性报告等真实案件资料,发现了英国填空式的“法官友好型”范式和美国任意性较大的“专家友好型”范式。结合相关法律、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总结出撰写报告的基本原则,包括简明扼要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猜测性或过度自信的表述、始终体现中立地位、采用客观方法,以及理性陈述意见。末尾附上目前为止所阅较为规范详尽的一篇美国专家报告的中文编译,以供参考。第三章对专家证据的客观性展开研究。即便专家证人、证言及报告的内容形式都满足可采性要件,专家证据也不必然可采,还应具备的客观性要件。客观性的满足由法律提供的客观制度保障与专家中立立场的主观保障共同实现。制度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庭前开示制度,指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获得各方所掌握证据资料之信息的法定程序。对此,英国与美国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的开示程度、开示内容都有些许不同,英国有着成文的开示规则,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权利并非由宪法直接赋予,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争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实现的。但开示规则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对抗力量均衡的功能。有开示就有例外,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赋予了四个特权,作为不用开示的法定例外。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例外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典型如专家证据的开示规定,由当做例外限制开示演变为弱化限制主张开示,这也形成了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大特色。制度是显明的,证人的主观思想是隐蔽的。因而本章第二节开启了科学证据鉴定面对的重大伦理挑战,即“对抗同盟”现象的探讨。专家证人从作为雇主的“雇佣枪手”到与雇主暗自达成“对抗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外化的表现。美国与英国都作出了各自的改革尝试,但似乎成效一般。因为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正确解读,专业证人的职业必然在以独立的、审慎的眼光分析证据的同时,又无法抛开证据与它所处的情境、待证事实之间需要建立合理联系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科学家这类重要的专家证人,身兼科学的研究者与法律的证明者,在科学真实与法庭真实之间游走,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追求既统一又各异。它们都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都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都无法实现绝对真实。但法庭中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真相,法庭中的法律也从不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第四章是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专家证言并不会因为作出主体的权威性而自动为法庭认可,因而第一节对弗莱伊案、多伯特案、锦湖轮胎案三个标志性先例作出了介绍与分析。弗莱伊案设立的普通接受原则既有进步意义和必然性,也有被取代的可能与局限性。多伯特案设立的强调科学方法鼓励法官审查的可采性规则是对普通接受原则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争议并不比簇拥的呼声小,也没有在全美范围内对弗莱伊规则全面取代。湖锦论坛案的到来结束了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将规则扩展到非科学证据领域,肯定经验与技能同样适用多伯特规则。每个规则都附上了该案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的中文编译概览,以供参考。同时,实践中的可采性规则不是生搬硬套的打勾式应用,除了满足成文法证据规则中的条款要求,依据标志性先例及其他判例设立的不成文规则,还需同时满足关联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第二节对三个规则展开讨论。这三个规则都没有在证据法中明文体现,实际设定了准入性标准的门槛,并不是每个案例必定讨论的必要性规则,却可以成为降低证据可信度,甚至是排除证据的事由之一。第五章对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特色的剥离与反思。第一节通过与大陆法系比较,观察到美国对专家证据的对抗式审查模式的依赖、不似大陆法系依靠中立专家证人来矫正偏见、以及为法官心证的形成设立了独特的规则指引的三个特点。在与中国特色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处于专家证据应用的起步阶段,美国经历了专家证据开示从限制到宽松、由只关注相关性到愈加关注可靠性标准、专家证人道德标准从低至高的三个独特演变阶段,可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第二节讲述了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发现实践中法官对物证的依赖十分严重,并且专家证据是否可采不仅与法官如何适用规则完成守门人角色相关,甚至受到法官本人的影响。陪审团对于专家报告的看法与采纳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经过研究发现陪审团并没有使用什么高大的逻辑判断,而是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分辨技能。陪审员首先以自我认知对证据进行阅读并尝试理解,初次探查是否存在认知范围内的谎言,接着通过开庭陈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巩固或降低对专家评估的可信程度。一旦遇到复杂的科学证据,陪审团将直接摒弃这些逻辑,转而依靠外围信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独眼龙裁判”,譬如专家本人的个人魅力、作证经历、行业履历和着作数量等。第三节是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观察发现实践中对专家证据过度依赖,导致“垃圾科学”与“冒牌专家”混于庭上,诉讼费用过高与诉讼延迟现象屡见不鲜,专家过失与渎职行为和任何行业领域一样普遍存在,都令被告不公平的承担了专家证据不可靠的证明责任与超出合理范围的诉讼成本。此外,缺乏统一标准的实验室实践等漏洞,使“甜点抗辩”等伪科学登堂入室不断干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发现专家证人作证风险逐渐增加,以雇佣方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诉求的概率显着提升,而司法判决对此类主张也愈加支持,甚至是鼓励。从医疗事故诉讼中的执业医生到没有尽到预防措施义务的精神病学家,还有对潜在受害者未履行道德范围内告知义务的专家证人和未尽到照顾义务的职业过失的专家证人,都成为了追诉的被告。第四节是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的启示。在回应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的政策背景下,司法鉴定人改革顺利推进的历史契机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已箭在弦上。统揽美国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了三个方面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要求。一是明确了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规则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构建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有利于推进裁判文书规范化。二是初步设想了成文可采性规则,包含专家适格性的形式审查,专家出庭口头意见审查,及未出庭专家撰写的专家报告的审查标准。三是对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提出三个要求,对专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以及对专家证人道德的经常性审查。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概念不能直接拿来,国内理论扎实地鉴定人概念也无法直接套用,应属于司法辅助人项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其单独构建序列,并从培养去伪存真的逻辑思维、选择稳定可靠的科学理论、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立场的专家入手,防范美国已发生与生在快速变化的风险,推动我国证据制度、鉴定制度、司法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毛民生[7]（2020）在《对话句法共鸣视域下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研究》文中认为省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而对话省略则是诸多省略现象中较为常见的类型,但以往学者重视静态的线性省略结构的研究,而对动态的复杂的对话省略鲜有关注。对此,本文对对话省略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以现代汉语对话省略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话句法的理论基础,结合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图式—例示”观（SI）及交互主观性的认知观,建构起“基于对话句法的事件域对话省略认知模型”（DEDE模型）。同时立足现代汉语事实,将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的结构成分划分为主位共鸣所指与述位共鸣成分。通过使用跨句图谱和共鸣可及度的分析工具与测量工具,并结合定性分析与量化研究相统一的方法,对现代汉语对话省略进行分类和描写,从而得出现代汉语对话省略交互主观性与立场表达的认知机制、语义驱动与事件要素突显的加工动程以及共鸣可及与语词提取的形式路径,以期对对话句法理论进行补充和验证,进而为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曾强[8]（2020）在《现代技术放疗对完整切除术后胸腺瘤的生存及预后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 探究现代放疗技术的术后放疗,在完整切除Masaoka-Koga Ⅱ/Ⅲ期胸腺瘤的作用。材料和方法 纳入2000年1月～2017年12月我院行完整切除术或完整手术切除后行现代技术放疗的Masaoka-KogaⅡ/Ⅲ期胸腺瘤患者并分析。采集了临床、病理、治疗和随访信息。共244例符合筛选条件,其中51例（20.9%）伴有重症肌无力。Masaoka-Koga 分期为 Ⅱ 期者 172 例（70.5%）,Ⅲ 期者 72 例（29.5%）。单纯手术者102例（41.9%）,加术后放疗（PORT）者142例（58.1%）。行化疗患者共6例（2.5%）,同时伴有放疗、化疗者共2例（1.4%）。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总生存（OS）、疾病特异生存（DSS）、无病生存（DFS）及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分析,分析复发模式,并建立COX 比例风险模型探究影响OS及DSS的因素。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76个月,在手术组和PORT组,5年、10年OS分别为93.8%、83.6%和 95.4%、86.9%（p=0.34）,而 DSS 分别为 93.8%、86.3%和99.0%、93.9%（p=0.038）,DFS 上无显着差异（p=0.65）分别为 85.0%、75.9%和76.9%、65.5%。亚组分析显示Ⅲ期患者OS,DSS获益于PORT,PORT组的5年、10年OS分别为95.8%和81.4%,单纯手术组为83.0%和54.4%（p=0.038）;PORT组5年、10年DSS分别为97.6%和91.8%,而单纯手术者分别为83.0%和54.4%（p=0.002）。LRFS 在 PORT 组能获益（p=0.048）,Ⅱb（p=0.045）、Ⅲ期（p=0.021）获益显着。单纯手术组局部、区域和远处复发比例相似分别为50.1%、56.4%和50.1%,PORT组以区域及远处转移为主（64.6%和74.3%）。胸膜为最常见的区域转移部位占82.8%,肺为远处转移最常见的部位占65.4%。多因素分析显示Ⅲ期、B2/B3型与较差的OS相关,Ⅱ期、行PORT与较好的DSS相关。结论 胸腺瘤完整切除术后给予现代放疗技术的术后放疗,提高了肿瘤局部控制,改善了DSS。虽然OS未见明显改善,但在Ⅲ期患者中行术后放疗后DSS和OS都有明显改善。区域及远处失败仍是术后放疗的主要失败模式,但是否全身治疗（如Ⅲ期）需进一步探究。因此,建议在现代放疗技术下对Ⅲ期胸腺瘤完全切除后给予术后放疗,而Ⅱb期宜结合病理类型B2/B3型等不利因素选择性术后放疗,放疗范围仅包括瘤床区为宜。期待目前已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结果。
杨理伟[9]（2020）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 ——模式变革与路径选择》文中指出发展合作是一国对外政策的有力工具。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三方合作项目以及参与三方合作的主体不断增加,三方合作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之一。在对新兴援助国发展合作路径的研究中,三方合作经历了从关注南北的经济技术合作向关注南南的发展合作转变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合作趋势,三方合作的目的在于满足三方的发展需求,共享各方的发展经验。今天,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新兴援助国随着实力的提升都在积极推动发展合作中三方合作的管理与实践。因此,三方合作可以视作新兴援助国国际发展合作路径的新探索。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逐渐呈现“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布局。在南亚区域内,“中尼印经济走廊”作为中国深入南亚地区,推进三国发展合作,实现中印市场对接,促成次区域发展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目前为止,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下三方合作的总体发展态势低于预期,且进展缓慢。具体而言,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模式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趋向表现为:（一）中尼印三方合作的路径尚处于建构阶段。目前中尼印三方尚不存在成熟的合作机制,三方合作倡议地提出更多的是基于双边的关系互动和多边的平台连接。三国由于地缘上地接近、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三方皆有现实上的发展合作需求,如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合作等。但是中尼印三国对三方合作的需求度、贡献度是不同的,囿于三国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经济功能主义单一,地缘政治对三方发展合作的影响远远大于地缘经济。中国是三方合作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发展合作的意愿还是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给都最为积极;尼泊尔是三方合作的强需求方,印度是三方合作的不稳定因素,对安全的敏感迫使印度“关键大国”的角色经常性缺失。（二）推进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机制需要转变中尼印现有的发展合作模式,借鉴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在模式上即以三国的双边竞合性发展合作态势逐渐向三国的双边+三方、三方合作转变。在路径上,根据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践,需要在供给主体上发挥关键大国的作用,增进政治互信、分割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主导权;供给方式上强化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确保三方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增进收益预期;供给内容上对接三方发展需求,优势互补,丰富三方合作的内容。诚然,南南合作框架之下的中尼印三方合作对改善中尼印三边关系的互动维度、调节三边权力关系的结构、重构三边的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路径的建构对中国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开展更为有效的发展合作而言,不无启发。
田孟[10]（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二、第11届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研讨会报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11届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研讨会报道（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牙医事业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医疗卫生史研究 |
| 1.2.2 牙医、牙科史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近代牙医出现前的牙科概况 |
| 2.1 古代对牙病的认识与处置 |
| 2.2 近代西方牙科的产生 |
| 第三章 近代牙医的产生与发展 |
| 3.1 牙医出现的舆论背景 |
| 3.2 牙医的出现 |
| 3.3 牙医学校的建立 |
| 3.4 牙医组织的诞生 |
| 3.4.1 上海市牙医公会 |
| 3.4.2 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 |
| 3.4.3 其他组织 |
| 第四章 牙医的活动 |
| 4.1 日常救治活动 |
| 4.2 开办诊所、医院 |
| 4.3 域外学习、交流 |
| 4.4 牙科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
| 4.4.1 发行刊物,传播牙科知识 |
| 4.4.2 口腔卫生教育运动的开展 |
| 4.4.3 创设“牙医节” |
| 第五章 牙医的管理与规范 |
| 5.1 牙医管理政策变迁 |
| 5.2 牙医从业资格考核 |
| 5.3 牙医的甄别与甄训 |
| 5.4 牙医职业规范与医德 |
| 第六章 牙医与社会的互动 |
| 6.1 牙医众生相 |
| 6.2 牙医收费问题 |
| 6.3 牙医与患者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调研法 |
| (二) 实证研究法 |
| (三) 跨学科研究法 |
| (四) 归纳演绎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概述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家风 |
| 二、新时代家风 |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的特点与功能 |
| 一、新时代家风的特点 |
| 二、新时代家风的功能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以传统优秀家风为源泉 |
| 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 |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
| 五、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 |
| 六、以满足广大家庭的家风建设需要为目标 |
| 第二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 |
| 第一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历史依据 |
|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 |
| 二、红色革命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 |
| 三、社会主义好人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依据 |
| 一、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为依据 |
| 二、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依据 |
| 三、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依据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依据 |
| 一、家庭的变迁 |
| 二、不同主体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 |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四、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 |
| 第一节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 |
| 一、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 |
| 二、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 |
| 三、实现继承传统优秀家风与创新当代家风相结合 |
| 第二节 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 |
| 一、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 |
| 二、实现国外家风资源的洋为中用 |
| 三、实现新时代好家风的中为洋用 |
| 第三节 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 |
| 一、契合个人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 二、契合家庭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 三、契合社会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 四、契合国家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 第四节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 |
| 一、新时代家风在内容表达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家风在构建形式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 三、以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构建新时代家风 |
| 第四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 |
| 第一节 立身 |
| 一、知书达礼 |
| 二、审慎自律 |
| 三、尊老爱幼 |
| 四、择贤而友 |
| 第二节 治家 |
| 一、健康生活 |
| 二、勤劳简约 |
| 三、互敬互爱 |
| 四、和顺和睦 |
| 第三节 处世 |
| 一、宽容豁达 |
| 二、与人为善 |
| 三、待人以诚 |
| 四、敬畏自然 |
| 第四节 致用 |
| 一、知行合一 |
| 二、开拓创新 |
| 三、爱岗敬业 |
| 四、服务社会 |
| 第五节 强国 |
| 一、遵纪守法 |
| 二、志存高远 |
| 三、爱党爱国 |
| 四、共建共享 |
| 第五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 |
| 第一节 “六位一体”共建家风 |
| 一、家庭成员是新时代家风的建设者 |
| 二、广大家庭是新时代家风的营造者 |
| 三、学校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参与者 |
| 四、社区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协作者 |
| 五、社会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推动者 |
| 六、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引领者 |
| 第二节 “守一望多”承载家风 |
| 一、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二、以地方文化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三、以家风故事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四、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第三节 “春风化雨”宣传家风 |
| 一、传统媒体必不可少 |
| 二、新媒体应充分利用 |
| 三、自媒体可适当使用 |
| 第四节 “态势聚合”形成家风 |
| 一、言传身教法 |
| 二、说服引导法 |
| 三、榜样示范法 |
| 四、比较鉴别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金纳米团簇调节破骨细胞功能及抑制乳腺癌细胞骨破坏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课题总体设计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金纳米团簇的制备与表征 |
| 一、主要试剂和材料 |
| 二、实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金纳米团簇对骨髓单核细胞破骨分化和破骨细胞功能的影响 |
| 一、主要试剂和材料 |
| 二、实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金纳米团簇对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及继发性骨破坏功能的影响 |
| 一、主要试剂和材料 |
| 二、实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文献综述 金纳米材料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6）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理论意义与研究期待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 |
| 第一节 与普通证人比较: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 |
| 一、专家证人的适格标准 |
| 二、专家证人与其他证人的比较 |
| 三、专家证据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美国专家证人在法庭实践中的职业义务 |
| 一、豁免与追责:专家证人的职务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与形成 |
| 第一节 专家证言的内容 |
| 一、普通专家言论与专家证言 |
| 二、联邦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条款 |
| 三、对专家证言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专家证言的样式 |
| 第三节 专家报告的内容 |
| 一、法庭科学:专家报告的主要客体 |
| 二、科学方法的科学性:专家报告可靠性的依赖 |
| 第四节 专家报告的样式 |
| 一、专家报告的基本范式 |
| 二、报告撰写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客观中立 |
| 第一节 庭前开示:客观上的制度保障 |
| 一、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 |
| 二、专家证据开示的功能 |
| 三、专家证据开示的例外 |
| 第二节 矫正偏见:主观上的中立立场 |
| 一、中立专家的制度基础 |
| 二、矫正专家证人偏向性的措施 |
| 第三节 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 |
| 一、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统一 |
| 二、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 |
| 第一节 :最重要的三个判例 |
| 一、延迟新兴科学采用的普遍接受原则:Frye v.United Stated(1923) |
| 二、强调科学方法鼓励审查: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993) |
| 三、结束“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论:Kumho Tire Co.v.Carmicheal(1994) |
| 第二节 其他可采性规则 |
| 一、关联性规则 |
| 二、可靠性规则 |
| 三、可接受性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与反思 |
| 第一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 |
| 一、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
| 二、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
| 第二节 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 |
| 一、法官眼中的专家报告 |
| 二、陪审团眼中的专家报告 |
| 第三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 |
| 一、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依赖 |
| 二、法庭科学证据的不当司法运用 |
| 第四节 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构建的启示 |
| 一、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标准设立的必要性 |
| 二、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之构建 |
| 三、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案例举要 |
| 索引 |
（7）对话句法共鸣视域下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省略研究综观 |
| 二、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
| 三、省略概念的再界定 |
| 四、选题意义 |
| 五、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研究模型——DEDE模型 |
| 第一节 DEDE模型的理论基础 |
| 一、元理论基础与形式路径:对话句法理论 |
| (一)DS概述 |
| (二)共鸣的再认识 |
| 二、认知生成机制:交互主观性 |
| 三、语义认知驱动:事件域认知模型和“图式—例示”观 |
| 第二节 DEDE模型的理论框架 |
| 一、底层心理认知框架 |
| 二、深层语义驱动框架 |
| 三、表层对话句法框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的类型 |
| 第一节 分类依据:结构成分 |
| 一、主位共鸣所指(省略) |
| 二、述位共鸣成分(省略) |
| 第二节 分类系统 |
| 第三节 描写工具:跨句图谱 |
| 第四节 测量工具:共鸣可及度 |
| 第五节 实例分析 |
| 一、B+A(+A_n,-B_n):T+R(+V,-N) |
| 二、B-A(-A_n,-B_n):T-R(-V,-N) |
| 三、-B+A(-A_n,+B_n):-T+R(-V,+N) |
| 四、-B+A(+A_n,-B_n):-T+R(+V,-N) |
| 五、-B+A(+A_n,+B_n):-T+R(+V,+N) |
| 六、对话省略的混合形式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的认知成因 |
| 第一节 交互主观性与立场表达 |
| 第二节 语义驱动与事件要素突显 |
| 第三节 共鸣可及与语词提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与学术经历 |
| 后记 |
（8）现代技术放疗对完整切除术后胸腺瘤的生存及预后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分期及病理分型标准 |
| 3. 观察指标及事件定义 |
| 4. 放疗实施的相关概念 |
| 5. 放射性损伤评价 |
| 6. 随访 |
| 7. 统计学方法 |
| 8. 一般临床资料 |
| 结果 |
| 1. 生存情况 |
| 2. 复发模式分析 |
| 3. 死亡原因分析 |
| 4. 放疗毒副作用分析 |
| 5. OS与DSS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 ——模式变革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创新和限制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中尼印三方合作的理论框架:次区域公共产品的国家合作 |
| 第一节 次区域主义与三方合作 |
| 一、次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三方合作 |
| 二、次区域三方合作的结构性要素 |
| 三、次区域三方合作的互动性要素 |
| 第二节 次区域公共产品的国家合作 |
| 一、次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界定 |
| 二、次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影响因素 |
| 三、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 第三节 三方合作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 一、次区域三方公共产品国家合作的基础 |
| 二、次区域三方公共产品国家合作的制约因素 |
| 三、次区域三方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优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尼、印三方合作:政策、机构与行动 |
| 第一节 中国与尼泊尔发展合作关系 |
| 一、政策原则:平等互利 |
| 二、管理与机构:层级管理,区域统筹 |
| 三、发展与现状:援助+合作 |
| 第二节 印度与尼泊尔发展合作关系 |
| 一、政策原则:双重原则 |
| 二、管理与机构:部门协调,国别优先 |
| 三、发展与现状:援助+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与印度发展合作关系 |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
| 二、经贸合作的互补及前景 |
| 三、多边主义的合作 |
| 四、发展合作倡议的对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比较中、尼、印双边发展合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
| 第一节 中、尼、印双边发展合作的同质性 |
| 一、南南合作的原则规范 |
| 二、“发展”的目标导向 |
| 第二节 中、尼、印双边发展合作的异质性 |
| 一、中国与尼泊尔:水平式的发展合作 |
| 二、印度与尼泊尔:垂直式的发展合作 |
| 第三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的基础和困境 |
| 一、合作基础——双边关系与合作机制泛化效应 |
| 二、合作困境——地缘政治与战略需求消极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案例研究——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推进及实践 |
| 第一节 中尼印经济走廊——三边关系的互动 |
| 一、中、尼、印三方权力结构 |
| 二、中、尼、印双边互动关系 |
| 三、中、尼、印三边关系的互动 |
| 第二节 中尼印经济走廊——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 一、供给主体:主体差异,利益多元 |
| 二、供给方式:中国倡议,三方参与 |
| 三、供给内容:发展合作、互联互通 |
| 第三节 中尼印经济走廊——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
| 一、三方合作机制的建设 |
| 二、三方合作的内容丰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尼印三方合作的未来路径探讨 |
| 第一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关系的互动 |
| 一、三边关系的认知 |
| 二、外源性行为体的介入 |
| 三、中尼印三边关系的互动——中印主导 |
| 第二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的路径 |
| 一、供给主体:大国的协调合作 |
| 二、供给方式:次区域三方合作的制度化 |
| 三、供给内容:互联互通的外溢效应 |
| 第三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机制的未来趋势 |
| 一、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机制——地区多边形式 |
| 二、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的方向——互联互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四、第11届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研讨会报道（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牙医事业研究（1927-1949）[D]. 王烁. 河北大学, 2021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5]金纳米团簇调节破骨细胞功能及抑制乳腺癌细胞骨破坏的研究[D]. 张志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2)
- [6]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D]. 涂钒.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7]对话句法共鸣视域下现代汉语对话省略研究[D]. 毛民生.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现代技术放疗对完整切除术后胸腺瘤的生存及预后的影响分析[D]. 曾强.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
- [9]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 ——模式变革与路径选择[D]. 杨理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0(08)
- [10]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