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愚蠢主张

一、古今十大愚蠢断言（论文文献综述）

马百亮^[1]（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向倩^[3]（2020）在《刘德方民间故事研究》文中指出民间故事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下堡坪乡这个地理环境特殊的乡村,刘德方和他的故事承担着民众日常生活启蒙的社会功能。刘德方用故事传播地方知识、建构地方历史、传讲地方文化,也用故事诉说家乡人民的生活、塑造他们的品格、涵养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刘德方民间故事是三峡地区民间文化的活文物,也是成长发展着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刘德方不止是“下堡坪民间故事”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民间文化范畴,以刘德方这位中国民间故事家为个案,通过对其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特别是故事类型、主题、叙事美学特征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刘德方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及其价值观,更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有利于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模式的改善与提升。本文以刘德方及其讲述的民间故事为对象展开研究,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从刘德方故乡——下堡坪乡的文化空间、民间故事氛围及其故事集的搜集入手,概述刘德方民间故事的创作情况。2006年“下堡坪民间故事”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刘德方作为“下堡坪民间故事”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经历了从“传统故事讲述能手”到“故事员”身份的转变,随之形成了五种记录刘德方故事集的文字版本。第二章对刘德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研究与主题归纳。结合文本分析,以人物角色为要素划分为“乡民人物”、“箭垛式人物”、“功能人物”三大类加以研究,挖掘故事背后所体现的民间立场、民间视角、民间文化、民众期待和民间话语的权力模式,并由此进行故事主题归纳与总结,剖析刘德方民间故事对民众生活实践和交流实践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改变与影响。第三章引入民俗学、叙事学相关理论,对刘德方民间故事的叙事策略予以解读,从故事的幽默性、诗学传统及口语化特征入手,研究刘德方是如何把故事讲得吸引人、有乐趣,给人以审美享受。最后,根据前面三个部分的研究和探讨,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提出对民间故事的保护是要赋予它“第二生命”,即通过集体创造、集体享用、集体保存来传承民间故事,使民间文学研究与大众的生活实践及意义世界相统一,帮助民众更深刻地理解现在和更好地走向未来。

伍强胜^[4]（2020）在《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万斯同生值明清更替之际,异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家族原为明季甬上望族。明初袁忠彻早在其发轫之初,便预言万氏家族“优于文学,代有异人”。但是王朝的更替击碎了年轻的万斯同“学而优则仕”的美好蓝图。万氏一门深受心学影响。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父亲万泰是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学生。在极端被挤压的缝隙中,万斯同将家学（蕺山之学）传承下来。其父去世之后,遵照其父生前安排,万斯同续师事刘宗周的高弟黄宗羲。期间,万斯同与明清之际浙东另一位思想家潘平格相遇,被潘说折服。20余年之后又与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相遇,两人思想契合。万斯同哲学思想前后经历了三变。“万斯同哲学思想三变及交游考”一节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揭开了“三变”的详细过程。成熟时期万斯同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本体论、格物论、道统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等七个部分。万斯同认为世界的本体为道。道是指普遍规律。万斯同哲学体系的范畴“道”与另一范畴“理”表现为一本万殊的关系。万斯同提出“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等命题。其中,“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坚持了“气生万物”的观点。“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质量存在方式即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王朝“三始九极”的规律,且因为音乐的介入有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蕴,为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万斯同作出“体而任之,措而施之,存乎其人”的重要判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凸显,人作为思维主体、实践主体的含义得到揭示。主体人被定格为思维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体认、措施即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万斯同确认道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然而道又是通过文本得到揭示并记载下来的。文本的形式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万斯同提出圣人与道的作用合二为一。同时,在万斯同哲学体系中体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无、有两条路径的传统继续保存和贯彻,说明中国哲学是其自身思维特质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硕果。万斯同将动静互根之说有意识地引入现实生活,对于世间及其事物的“损益”的认识,关于“盛极则衰”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万氏格物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厘正了格物就是学习“六艺”的观点;二是对历代经典“格物”论进行了阐述与评价,包括扦格外诱说（司马光）、穷理说（朱熹）、正事说（王阳明）、格通人我说（潘平格）等等,一一驳正,既划清了“六艺”说的界限,又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三是探究了万斯同从“格通人我”到“学习《周礼》三物”的转变。格物就是学习“六艺”,进而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显现出万斯同格物论重视理论知识的特征。万氏“道统”论遵循“立道统、辟佛老”的基本结构。其“立道统”重新梳理了以孔子为源头的不间断的学术脉络,还原了孔孟之道“心性之学加经世之学”的本来面目,从中折射出万斯同在异族入侵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辟佛老”部分,万斯同将朱熹易学哲学体系的道教成分一一加以剥离,对朱子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将朱熹排除的永嘉、永康学派拉进其道统新体系中。万斯同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揭示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危害,从本体论、人性论、因果论等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提出弘扬孔孟之道是打击佛教传播蔓延的最有力的武器,解答了生民信从佛教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生存状态的关照。万斯同将王朝的治乱兴衰视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一个“损益”的循环过程。万氏提出决定王朝命运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天命和人事。他具体分析了导致明王朝覆灭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大人事因素,指出“人事”的核心是君王之德,万斯同强调帝王应遵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则,引领国家前行,此亦万斯同“乾坤生六子”本体论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当不能用人事来解释治乱兴衰时,万斯同才会借用天命解释王朝的兴衰成败。“数”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神秘因素,而“灾异”“星象”等是判断历史治乱兴衰的晴雨表。万斯同认为维持君、臣、民关系良好运作的是礼、礼制,驾驭官僚体系需德法兼顾,国家需要大力培养士阶层拓宽礼的承载。在谏议问题上,万斯同认为暴君、骄主之过失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积聚,积重难返的结果,有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万斯同“两让”的建议说明明王朝有健全的谏议制度,但是实际上形同虚设。在君子、小人之辨问题上,万斯同认为古今小人丑恶面目相同,悖仁义,搞阴谋、排除异己,故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否则,王朝必将自政治生态遭破坏始,至亡朝亡国而终。万斯同并不单方面袒护君子,认为现实中不论君子、小人均呈结派之必然之势,因此,凡拉帮结派者即连根拔除。万氏人生哲学的主题是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万斯同认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诗书礼乐即学道、传道、载道;万斯同将自己的人生与学道、传道、布道合二为一,突出践行,特别强调立身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万斯同之安身立命之道把握住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实质,将与海内文士共“乐”书中作为徜徉“诗书礼乐”世界的重要补充和重要环节。万斯同认为立身需谨慎,切忌一招不慎而声名俱裂,万斯同告诫择术用世者应当审清时务,不抱侥幸心理,始终坚持站在“道”的一边是人生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在异族占领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万斯同认为名节、气节、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在绝不仕清的前提下,万斯同将“诗书礼乐”本身作为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万氏之理想国即“一代之规模”继承了自孔子以降关于“有道之世”的学说,贯彻了历代先贤关于“等差有序、仁和中让、道德境界、君王圣明”的理念。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知后行即理论对践行的指导作用。万斯同理想国从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典制规章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定其是,去其非,提炼出了具体的命题、相应的具体方案,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关怀,对未来社会、国家的憧憬。诚然,关于理想国,有些方面比如“田赋之辨”在万斯同起初的笔下即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为缺憾。但是万斯同于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抹杀,他的”没有答案“是否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万斯同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归宿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曹雨杨^[5]（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付秀莹^[6]（2020）在《他乡》文中认为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回忆往事。比起往事,如果一定要,我更愿意谈论现在。现在,我的生活似乎不算太坏。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能够经得起深究,或者追问。那谁说过,难得糊涂。不是吗?上篇一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喝酒这件事的呢?好像是,来北京之后。帝都太大了,大到

何伟楠^[7]（2019）在《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文中提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显着而重要的特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是学界讨论选择性传播现象客观存在的主要论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是“侧重性选择”与“共识性选择”的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被中国人民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从包括朱执信在内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各有侧重的译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最终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但是,学界在早期传播史研究中,存在以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由而质疑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和贡献。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体的界定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性两方面的争议上。为此,需要从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进行重新理解,从传播主体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去考察其自觉意识性的问题。以传播学理论理解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会产生传播效果在表述上的矛盾。因为五四运动时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段,但是对于当时参与译介、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朱执信等人,又基于其最终未能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认可其行为是传播,这就使得传播效果难以与公认的广泛程度形成逻辑自洽。而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认为,“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交往。其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力量综合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传播”产生影响的观点,能够为解决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争议以及探究传播原因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在于,价值观念是个人选择的直接依据,而个人的价值观念则是以国家需要为基础,由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而形成。归根到底,这种综合作用下的选择,是所在地区与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探究其选择的原因。第一是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能够率先向国人介绍马克思其人并译介其着作,主要是基于反对满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需要,同时将实行“社会革命”作为预防未来可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举措。其中西方“平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革命”“均贫富”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使其能较快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因强调“平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所保留,因而只能是有选择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第二是民国初建时期。朱执信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试验“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在中国顺利实行的需要。原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马克思主义,让位于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其中“进步”“民本”“民权”等价值观念,使朱执信将关注点聚焦在人民素质与国家进步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西式“民主共和”制度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批判。第三是五四运动时期。朱执信重新提及马克思,并且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思考中国社会问题,主要是基于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反帝反封建”需要。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其中实用主义、“进步”价值观念与此前的“平等”“民权”等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引起了朱执信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因而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同时也因为西方所谓的“平等”“良心”观念以及中国传统“大同”观念的综合作用,使朱执信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以精神交往论研究朱执信这三个阶段的表现,能从理论层面回应学界关于传播主体的自觉意识性争议。即使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作用。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作用使朱执信能在特定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同时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甚至也会在一段时期内失去兴趣。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辅助作用下,建构了一种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即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这是由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小农经济关系并存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朱执信认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革命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做法,只能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中,对马克思主义以选择性译介的方式进行补充。

陈静^[8]（2019）在《从《金瓶梅词话》看晚明娼妓生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瓶梅词话》是我国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品,因其涉及性描写,一直存在于禁书、秽书之列;但谁也不能否认《金瓶梅词话》对明代的社会病态以及人性丑恶的大胆暴露,因此,《金瓶梅词话》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本文选择《金瓶梅词话》中的娼妓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分析明代娼妓制度,展现娼妓生活的社会背景,分析《金瓶梅词话》中典型的娼妓形象以及娼妓与家庭的关系,从娼妓的角度对明代的社会文化进行反思。绪论。首先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金瓶梅词话》中的娼妓,包含娼妓制度、不同类型的娼妓形象、娼妓与封建家庭之间多样的潜在关系以及由娼妓的生存情态所进行的文化反思,梳理《金瓶梅词话》的人物研究总括和娼妓形象研究现状,总结论文的创新点。第一章明代娼妓制度与《金瓶梅词话》中的娼妓生活。首先对娼妓进行定义和分类;其次,梳理明代史料和笔记中的娼妓制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金瓶梅词话》中的娼妓生活,对比小说文本和史料文献,突出《金瓶梅词话》中所描写的明代娼妓制度下直观而生动的娼妓生活实例。第二章《金瓶梅词话》中的娼妓形象分析。本章节将《金瓶梅词话》中所出现的娼妓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类,在每一类中选取典型的娼妓形象进行分析。同时,将妓院的老鸨作为一类特殊的娼妓进行分析,解读《金瓶梅词话》中鸨母的形象。第三章《金瓶梅词话》中的娼妓与家庭。《金瓶梅词话》中的官妓首先生存于乐户家庭,而乐户家庭是在明代娼妓制度下所形成的特殊家庭。在乐户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商业同盟关系,妓女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其次,分析娼妓与社会良家的关系,以西门庆家为对象,讨论娼妓和西门庆在“干女儿”这一亲戚关系的掩盖下所进行的权色交易,其实质是娼妓利用高官及其家庭成员攀附权贵的手段。讨论西门庆家中的妻妾以及仆妇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妓”化倾向,分析《金瓶梅词话》中两个特殊的娼妓,即由妓而妾的李娇儿和由妾而妓的孙雪娥,探讨她们在家庭内部和外部所表现的性格特征。第四章《金瓶梅词话》中娼妓与社会文化反思。娼妓和妓院都带有商业色彩,是明代商业社会的组成部分。《金瓶梅词话》细致地描绘了妓院与酒楼、民间球社等行业的合作。同时,在妓院集聚的勾栏巷形成了繁荣的“院中”经济。娼妓业的发达同时加速了妇女买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娼妓在明代的生存面貌,分析其精神状态。

邱阳^[9]（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姜素萍^[10]（2019）在《马克思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就正义问题“回到马克思”,挖掘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历程,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照当代西方正义理论,以期得到社会主义新时代正义建设的相关启示。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现代性的危机促使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恢复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关注,他以“作为公平的正义”使政治哲学研究恢复了活力,其正义理论回应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有效地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做了解释和辩护。一石激起千层浪,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正义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当代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共和主义和第三势力等纷纷加入争论的行列。以罗尔斯、诺奇克为首的自由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比如,面对资源的有限性,我们能否对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必然”保持乐观?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马克思“超越性”的正义理论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应得的正义与平等的正义之间,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看待马克思的分配原则?对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与正义”,探讨了马克思如何看待道德和正义的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新领域。但是,在这些思考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意冷落了历史唯物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历史主义或阶级主义,他们普遍强调规范微观的分析论证,在诉诸于“道德工程”建设的道路上又走得太远。针对正义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境遇,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期望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正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找到可能性的回答。同样面对“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厘清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审慎辨别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对立又协作的今天,得到马克思理论给予的现实启迪。论文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这一理论困惑和现实关怀,研读和深挖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以马克思的基本方法、阶级立场和核心观点为基本要点,初步呈现出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轨迹、理论实质与当代要义。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简要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正义观。探寻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根基,对始于苏格拉底的古典正义,到由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正义进行了追溯,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对人类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正义思想史上新的里程碑。第二、三章着重研究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实质。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在与其他思想家和现实的碰撞中逐渐发展的,其正义观的形成经过了萌芽、形成、成熟的三个阶段,大致经历了革命民主主义正义观,到人本主义正义观,再到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历史演变,这一过程呈现出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变”与“不变”:改变的仅仅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不变的是分析方法、阶级立场和价值旨向。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实质是实现人的解放: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劳动者的权益、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他的正义观是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具有实践性、历史性、阶级性三个基本特征。第四、五章是当代西方诸正义理论研究和以马克思的视角来审视其正义理论部分。在“全球正义”时代,对何谓正义、如何实现正义的讨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只有深入了解当代西方的正义观,在马克思的视角下对其进行批判和吸收,才能形成更具说服力、更完善、实践性更强的正义理论。这部分通过剖析西方正义理论的问题和局限,展现出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表明马克思正义思想在当代正义理论中的“在场性”。用马克思正义思想观照资本主义实践可以发现,西方理论不可能站在非西方立场上研究问题,也不足以解释我们国家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第六章是马克思正义观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理念需要依据马克思正义观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正义不是依靠抽象的理论批判就可以实现,而是要在处理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开展,正义嬗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牢牢抓住在物质领域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前提,人的自由平等才能得以实现。而在当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处理好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关注分配正义也就成为马克正义观的应有之义。概而言之,无论马克思曾经怎样嘲讽、奚落和斥责过那些泛泛而谈的“正义”,他实质上持有一种批判式的正义观,也有一个大致完备的正义论证过程。一方面,正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本身就自带神秘感和模糊性,它具有积极担当的正面价值,但并不能作为承载社会之重的“首要德性”;另一方面,马克思重视最多的是物质生产,对自由、平等、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考虑贯穿始终,他并没有明确专注地为正义下过结论,但是,这种貌似“轻视”甚至“不耐烦”,以其他价值名义进行批判的字里行间恰恰是对正义的阐释,其随处可见于文本中的关切和表述已经构成了他的正义观。马克思不是拒斥正义、不要正义,而是不要“一般的正义”,他伟大无私的品格、他倾其一生为人类事业奋斗的牺牲精神、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解读,还有谁能比马克思对正义的诠释更有力量?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看不到确之凿凿、雄辩滔滔的正义言辞,因为,他已经将对正义的探索和追寻纳入到了波澜壮阔的人类真实的社会运动之中。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结合的。将马克思的理论当做绝对真理并机械地、教条地运用到社会现实,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的追随,反而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取得成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密不可分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必须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因素,更好地指导当代社会建设。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分享广度、受益的程度仍大为不同,由此导致人们的不公平感也在增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实”。①我们期望通过马克思的正义视角,观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变化,审视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价值之维,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正义概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建设的价值取向。

二、古今十大愚蠢断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今十大愚蠢断言（论文提纲范文）

（1）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德方民间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6）他乡（论文提纲范文）

（7）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8）从《金瓶梅词话》看晚明娼妓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9）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今十大愚蠢断言（论文参考文献）

• [1]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刘德方民间故事研究[D]. 向倩. 三峡大学, 2020(06)
• [4]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D]. 伍强胜. 东南大学, 2020(01)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6]他乡[J]. 付秀莹.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0(02)
• [7]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D]. 何伟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从《金瓶梅词话》看晚明娼妓生活[D]. 陈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马克思正义观研究[D]. 姜素萍. 云南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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