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怒江流域民族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怒江流域的民族（论文文献综述）

李佩燊^[1]（2021）在《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中指出

赵明生,赵婧^[2]（2021）在《从考古资料看佤族历史上的迁徙和分布》文中提出佤族先民是从我国古代"濮人"族群中分化演变形成的,远古时期他们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地区,几经民族迁徙和分布之后,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即佤族。从考古资料分析和研究佤族历史上的迁徙和分布,对于认识佤族在我国南部和西南地区开发的历史性贡献,对于增强佤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陇菲^[3]（2021）在《华夏正声出昆仑》文中认为本文根据发源于弱水昆仑之西音雅乐的夏埙纯律、连臂踏歌的考证研究,确立了西音乃华夏正声的历史地位;梳理了华夏远古乐舞从青藏高原经横断山谷走廊南下中国西南及南亚,经陇右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中亚、西亚以及北非、欧洲的历史脉络;探讨了其所产生的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

兰措卓玛^[4]（2021）在《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亚大陆史前跨大陆的物质传播和文化交流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尤其“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区域间交流路线的研究愈发显得重要。青藏高原是欧亚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同时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又是人类对高原环境适应的典型区域,研究这一区域早期交流路线的形成与演变对了解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历史,以及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和模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的研究均为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支持下的概念化路线,尚缺少精细化和具体化研究,导致对高原早期人类互动交流的详细演进过程认识十分有限。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自然因子包括海拔、坡度、植被、河流作为成本数据,与新石器-历史时期遗址点数据共同构成研究的数据源,以图作为理论基础,使用GIS工具,将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的重建抽象成带权图（网络）上的路径搜索问题,并基于成本最小原则,使用最优路径重建旧石器-历史时期的交流路线。具体操作是使用Arc GIS（ESRI）软件中的本地Python地理处理工具执行脚本计算,使用随机点间加权流量累积模型,重建旧石器时期路线;使用考古遗址点、聚落点构成的节点集,使用节点间加权联通模型,重建新石器-青铜-历史时期路线;最后,结合古气候、考古证据、文献记载等多项证据从人类适应性角度分析其发展演变及驱动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旧石器时期重建路线约10万km,路线整体上从边缘向腹地扩张,从低海拔逐步向高海拔行进,经过延续的长线进入高原高海拔区间,而且通过短线在高海拔区间活动,活动范围遍布整个高原;新石器时期路线总路线长度约为16900km,共提取出15条主干路线,路线主要沿河湟谷地-澜沧江、长江流域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分布;青铜时期的总路线长度约为16300km,共提取出18条主干路线,在新石器时期路线的基础上,东北部、东部、东南部、西南部的路线整体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长度约为39700km,共提取出28条主干路线,东北区、东部区均出现了深入腹地的网络,尤其是腹地路线的出现和向西部延伸的路线以及东南部路线的复杂化,使得路线呈现复杂路网。该重建结果与考古证据印证的“彩陶之路”、粟黍农业传播路线、“玉石之路”、麦作-驯化羊、马-青铜冶金技术的传播路线,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与“丝绸之路”的联系、“羌中道”、“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高度重合,说明重建结果的可靠性。（2）旧石器时期-历史时期的路线总体呈现随机-分散型、边缘-廊道型、边缘-腹地型、复杂-路网型的发展演变。末次冰盛期高原极端气候促进了技术革新,细石器技术的盛行使高原出现狩猎采集人群,路线呈现随机-分散是人类为适应高原狩猎活动的行为表现。新石器时期适宜的环境背景下,仰韶文化的粟黍农业种植技术在适宜该农业发展的区域传播扩散,这些分散的小型农业基地成为串联新石器路线的基础。青铜时期受制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粟作农业的种植受到挑战,但跨大陆麦类作物、驯化羊、马的传入,拓展了人类向高海拔种植农业和发展牧业的空间,导致重建路线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历史时期农业产品的多元化和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人口数量增加,形成稳定的聚落,功能齐全且稳定的聚落为复杂路网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伴随着聚落间复杂的政治、贸易、文化互动,重建路线呈现复杂网络型。（3）重建路线完整呈现了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人类复杂的互动交流,互动交流是路线形成的最终结果,同时反映出的是人类自身、生产方式以及互动交流强度对高原的逐步适应过程。为了适应逐步升高的海拔从而控制走路的成本,早期人类会选择高原河谷作为通道,河谷内坡度较缓、海拔相对较低,植被相对较好,河流的补给充足,相对含氧量较高,这是人类为适应高原自然环境做出的生物适应性行为。从生业模式的角度来看,高原的生业模式经历了旧石器时期的狩猎采集经济-新石器时期农业+狩猎采集经济并存-青铜时期农业+游牧经济全面发展-历史时期农牧业经济+商贸、政治、文化等互动交流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这与旧石器时期人类表现出对高原资源的简单索取-发展至新石器时期对高原宜农区域的主动占据-青铜时期对高海拔区域的开拓-历史时期对高原全面开发利用的交流行为模式相对应;而生业和交流行为模式的发展演变直接影响路线形成的模式,这一模式表现出新石器时期分散的小型粟作农业区域首先串联起稳定的路线-青铜时期农、牧业混合交界带形成稳定路线-历史时期稳定的路线在聚落间形成的发展模式。从交流强度来看,新石器时期的交流互动是仰韶文化通过高原南部边缘对川西、云南等地的影响,并沿雅鲁藏布江与南亚的互动交流,发展至青铜时期由中亚-沿新疆-河西走廊至高原北缘的互动交流加强,历史时期则是南、北边缘的交流不断强化,伴随着与中原王朝对该地区复杂的政治、文化互动,以及商业贸易的强有力刺激,内外部交流全面加强的结果。

段丽波^[5]（2020）在《多元视角下的傈僳族源流考释》文中研究表明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氐羌民族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之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及其之后的齐家文化,后经由西藏昌都卡若文化对川西南、滇西北和滇西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西南氐羌民族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彝语支各民族共同的源。秦汉时期,南下至西南地区的氐羌民族在与当地土着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昆明族、叟族等民族。魏晋以降,南中地区原来昆明族、叟族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大量被记称为乌蛮的民族。南诏统一洱海过程中,"粟栗、施蛮、顺蛮"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粟栗"成为今天傈僳族的直接先民。在南诏把傈僳族先民向北、向西、向东进行多次迁徙的过程中,长褌蛮分化出来。元代居于金沙江两岸的施蛮、顺蛮,被记称为卢蛮,成为这一时期傈僳族先民的概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明代的傈僳族先民被迫向西迁移。"傈僳族"之称首见于清代,后经过不断的迁徙,傈僳族形成了今天跨境而居的格局,也形成了其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从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时期贯穿着"同源—异流—同流"和"同源—异流—异流"的分化发展规律,并成为彝语支各民族源流发展的重要特点。

宋健^[6]（2020）在《蜀汉政区治所与地理格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蜀汉政区的治所和地理格局为研究对象,研究的地域范围是蜀汉政权的疆域范围,以政区来看便是益州地区,即当时的巴、蜀、广汉、汉中、武都、阴平、犍为、建宁、牂柯、越嶲、永昌等郡;以今日之地域来看便是陕西、甘肃南部,四川东部,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蜀汉政权的时间范围,即公元221年至公元263年。当然,蜀汉建国之前的汉末乱世,刘焉、刘璋、刘备相继割据益州时,亦与蜀汉颇有渊源,也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蜀汉政权政治、经济、自然等方面的概况,对蜀汉的时间、地域范围,政区制度与结构,人口分布和迁移,经济发展情况,资源分布,交通路线的分布,自然地理的分区与特征等问题得到基本的认识,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第二章以郡—县的格式,以蜀汉末期景耀五年（262）为断限,综合运用史料、今人研究及考古资料来考证蜀汉22个郡级政区和134个县级政区的治所位置。对于争议不大的治所,考证比较粗略,而对于争议较大的或有新材料出现的治所,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考证的形式是先列举如今学术界的观点,再列举材料以支撑或商榷或甄别这些观点,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第三章以第二章的结论为基础,将蜀汉分为五个区域,以区域为单位对蜀汉政区的结构进行分析,结合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因素解读各个区域内政区的变化,考察蜀汉政区格局的形成和变化过程。通过本文的研究,首先可以对蜀汉政区的治所位置以及政区演变的过程这两方面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两方面是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可以作为其他研究的基础。其次,本文对蜀汉政区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做了分析。三国时期是自秦统一以来第一个长时段的分裂时代,蜀汉则是在此乱世中存续了数十年的割据政权,具有典型性,研究其政区地理对分裂时期的政区地理研究甚有意义。从政区的视角,对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之间的社会变革问题也有所启示。

曾亮^[7]（2020）在《寻传源流史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在历史唯物史观指导下,以文献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整合民族史、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料,对寻传的源与流进行细致地整理、分析、归纳,理清寻传“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的发展线索,总结寻传流变的特点,探寻今景颇、阿昌等民族与汉族及其周边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原因,揭示中国少数民族源流发展的规律。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寻传与中国古代西北的氐羌有源流关系。从中国西北甘青高原的氐羌考古文化与西南的考古文化比较可知,早在石器时代,西北的氐羌就因各种原因不断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河谷峡道向南迁徙,到达西南地区。氐羌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他族交往互动、分化融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西南地区出现了以氐羌为主要来源的“昆明”和“叟”,而后被汉族史家称为“乌蛮”,到唐宋分化出“寻传蛮”“裸形蛮”等民族群体,元明清时期他们又进一步与汉族及其周边民族群体融合、分化,发展为“峨昌”“结些”“野人”,最后,被中国识别为“景颇族”和“阿昌族”等现代民族。纵观寻传源流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的发展主线。寻传在其流变、发展过程中,在其与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的交往交融中,其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他者对其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清晰的过程。史籍中对寻传源流民族的记载也呈现出由略到详、由简到繁的趋势。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地位逐渐凸显,相关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从元代开始,中原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西南各民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寻传的流变民族“峨昌”“结些”“野人”等为人们所更加清晰地了解;近代西南的边疆危机更是将久居中缅边境的景颇、阿昌等民族推向国家政治的前台,为大家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平等”的理念以及各民族经济共同繁荣的举措,充分激发了景颇族和阿昌族的民族意识,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可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动了生活在“华夏边缘”的寻传及其源流民族自身的发展。寻传及其流变民族的自然分布区在现代民族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景颇族和阿昌族才成为了跨境民族,所以现代中国的景颇族、阿昌族,缅甸的克钦族、迈达族,印度的新福族是现代国家出现之后的产物。从民族源流来看,中国的景颇族和缅甸的克钦族、印度的新福族具有相同的历史来源,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中国的阿昌族和缅甸的迈达族亦是如此。

许秀文^[8]（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王万平^[9]（2019）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民族流动的通道,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许多古老民族生活和迁徙的通道,沿线不同民族在移动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交融不断深入和加强,形成了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多民族共享的节庆文化。本文主要介绍南方丝绸之路上民族的流动和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文化共享,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典型案例,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

李明奎^[10]（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指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怒江流域的民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怒江流域的民族（论文提纲范文）

（2）从考古资料看佤族历史上的迁徙和分布（论文提纲范文）

（4）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蜀汉政区治所与地理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寻传源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怒江流域的民族（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D]. 李佩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从考古资料看佤族历史上的迁徙和分布[J]. 赵明生,赵婧. 普洱学院学报, 2021(05)
• [3]华夏正声出昆仑[J]. 陇菲. 中国音乐, 2021(04)
• [4]青藏高原旧石器-历史时期交流路线的重建及演变研究[D]. 兰措卓玛.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9)
• [5]多元视角下的傈僳族源流考释[J]. 段丽波. 思想战线, 2020(06)
• [6]蜀汉政区治所与地理格局研究[D]. 宋健. 暨南大学, 2020(04)
• [7]寻传源流史研究[D]. 曾亮. 云南大学, 2020
• [8]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J]. 王万平. 民族学刊, 2019(04)
• [10]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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