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竞争不容回避 前进不可逆转（论文文献综述）
龙沛[1]（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指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胡贝克[2]（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认为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王梅琳[3]（2020）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在时代的大背景、国情的大前提、理论的大框架规定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奋斗目标,显然需要在中国特色发展方式与现代世界发展模式二者融合中,突出中华民族内在本质的坚守。就此而言,系统而深入地挖掘、梳理、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饱含的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在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寻求与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机制,真正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制度与实践过程之中,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重大的实践问题。本论文正是在这一问题的导向下展开的。本论文的基本思路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研究主题,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规定与实践逻辑,从机制层面探索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有效融入其中。论文总体上遵循理论探讨—现实分析—理念融入—制度融入—行为融入这一研究思路展开。这一思路的核心是一个一般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论文首先在对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理论框架;其次,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实挑战与本身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硕的治国理政资源与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系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明确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再次,遵循“融入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及其现实规定,分别从融入机制运行的柔性力量、刚性保障、行为实践三维架构出发,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制度设计与行为要求,搭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化、规范化、可操作化的机制;最后,基于整个融入机制的建构过程,从融入机制建构的主要原因、重点所在与预期结果,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在上述思路指引下,本论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科学开展问题的讨论。本文共分八个部分展开: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目标与内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一章着重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相关概念与行动框架,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融入机制的概念,建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念、制度与行为三维框架,为本论文的进一步推进奠定坚实的概念与理论基础;第二章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现代化面临的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的挑战,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应对这些挑战过程中的效用。同时,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体与场域困境,论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可以为其提供主体保障与场域支撑,从而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第三章从开放性和本土性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的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格,从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治国理政资源,从思想观念与价值目标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从而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可能性;其后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观念、制度和行为三重维度的架构体系,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行动机制建构。上述机制的建构,需要明确融入的基本依据、主要内容、价值原则与可行路径,以保证机制建构的有效性和运行的可持续性;第七章统筹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建构的原因、重点与结果,提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注意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价值,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论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而存在,它之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念、制度与实践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不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潜意识、集体无意识、集体意向等形式而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这是一种“自在的”行为。第二,以自觉的思维方式、制度建构与实践行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中,从而达成中国之治,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核心,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对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做出能动的选择与理性的接纳,科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系统建构。
姚科敏[4]（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苟欢[5]（2020）在《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纵观我们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不断被各种社区所嵌入的场域,就像地球被“国家化”、国家被“城市化”一样,城市也逐渐被“社区化”了,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与社区这个包裹着我们身、心、灵的壳打交道。当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作为治理开展的新兴力量和基础单位,承担了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越其能力）的公共性,以至于出现了街道开始具备执法权的奇特景观。西方国家对社区及其治理功能的重视早于中国,这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自洽”的理论阐释逻辑息息相关。从实践背景而言,西方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较早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也较早感知到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产品”（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危机事件易发多发。）正是这些“负产品”不断冲击着社会治理的各道防线,使得西方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变革动力更为深刻,变革决心更为坚定,一场“依靠社区发展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便由此开始。那么,引导西方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是什么呢?总结而言,就是“公共选择+民主理论”的变革理路。以奥尔森、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论证了集体行动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搭便车、公共池塘、负外部性行为等等问题;以罗伯特·达尔、卡普兰、帕特南为代表的民主理论探析更告诉我们:“民主太遥远了,不如打个折去搞多头政体”、“理性选民是个神话,总统总是选择不良政策”、民主制度的绩效在地区间存在极大差异会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原子化。将这两条主线合流,便构成了西方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的基本假设与理路:共同体内人数太多,民主制度不易玩转,必须缩小共同体规模,即将国家治理转换为城市治理、把城市治理分割为社区治理,在“小场域”的社区民主实践中去实现“大场域”的社会发展。然而,立足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来看待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及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行动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素与特征不断凸显,社区的民主追求与治理行动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社区再也无法从社会大系统中被分割看待。进言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社会的治理绝对不能被机械地加总为对“多个社区的治理”,因为多个社区之间的互动极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亦可能次生出一些之前没有的新问题。所以,在走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转型期,在一个城市胜利的时代,在社区生活模式不可逆转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对社区及其治理面貌的重新省察基础之上对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行动构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使得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构成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坚实的存在之基。如果说当下社区及其治理的建构目标与行动路径是由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情景与发展诉求所决定的,那么新型社区及其治理行动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着各种困境。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相反,其间不断充斥着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而成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作为主观条件的行动知识建构滞后于作为客观条件的时代发展情景,继而致使具有主观性和稳固性特征的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生社会情景中依然继续发挥着对新生社会事物及其运行过程的观念塑造与行动支配作用,这显然具有导向意识混乱与行动失灵的双重发展困境。全球化和后工业进程中呈现出的新型社区及其行动建设便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虽然转型时期的社区及其治理语境已然不同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样貌特征,但是工业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继续侵染着新兴社区及其治理行动场域。这将不仅削弱作为新型社会治理力量之一的社区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亦将极大干扰以新型社区自治与合作为基本实践路径而实现社区实质民主价值的行动方向,更将最终阻碍以社区合作治理促进整个社会合作治理的发展进程。当然,我们并非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社区及其发展的历史作用,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开展社区及其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始于对工业社会时期的社区观念与行动的反思性考察与合理性解构,继而才能创造性地重构出具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特征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针对这些研究背景、特征省察、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我们将关于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考察与研究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促使社区及其治理模式改革朝向具有实质民主意涵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拓展出的实践模式思考,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据此,我们又将核心研究问题具化为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链:为什么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是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趋势与目标?为什么行动主义是社区合作治理研究的应然理论范式?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行动主义特征与规范基础为何?如何在行动主义的知识规范下具体建构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实践?根据这些问题索引,我们首先对转型时期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基本论证,明确了现代社区作为新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区别于传统社区所具有的自主行动特质,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新型自治力量,对社会合作治理终极建构目标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其次,通过对工业社会时期所形塑的制度主义社区治理方案的反思性考察,发现其在后工业化情景中具有导向社区治理走向失灵和形式民主等诸多实践悖论的风险,故转而透过行动主义的理论棱镜去折射出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应关注的建构维度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民主作为社区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在公共性的社区扩散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在作为新生社会治理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部门之间建构平等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契合社区自主行动诉求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双重目标。如此,朝向合作的新型社区自治模式也便具有时刻关照各类社区治理行动者权益的实质民主发展蕴含。这一“结构-解构-重构”的诠释过程,也便构成了社区合作治理理论构想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最后,为了更为具体地诠释转型社会时代中社区合作治理建构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我们着重选取了两组相对应的诠释要素——“自主性-场域”和“他在性-角色”——以更为具体地贯通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路与实践。在关于“自主性-场域”的理论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明确了自主性作为社区场域的构成性特征,是规范现代社区治理场域的一个基本建构性变量。据此,我们树立起对社区参与治理模式的实践警觉、排除了社区自治与他治的实践纠结、打破了社区治理理念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思维,并最终确立起合作理性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指引功能;在“他在性-主体”的实践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树立起对“他在性”作为一种区别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去主体中心化”的理念,它之于社区民主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主体建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模式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建构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核心引导作用、明确了社区场域中的新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形态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并确立起社区治理行动者角色及其能力塑造的基本向度。以上这些问题和内容的相继呈现,共同诠释了什么是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符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情景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这一切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为朝向具有实质民主蕴含的社区及其行动模式的建设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钟晓雅[6]（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边莉娟[7]（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汤素娥[8]（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辉煌的历史;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上审视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明确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赋予了劳动更多首创性、生动性、科学性的时代内涵、美好展望、切实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如何深入研究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捋顺其生成源流、廓清其内容构件、探究其理论品格、查摆其现实挑战、审思其实践要求,这对党中央在新时代团结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向劳动要精神力量、向劳动要社会实践、向劳动要文明素质、向劳动要生产力、向劳动要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生成源深流长。从理论渊源上看,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学说的涵养;从价值传承上看,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劳动论述的赓续;从文化涵育上看,深受中华优秀传统劳动伦理、中国共产党劳动文化、红色革命家庭美德的影响。从实践养成上看,离不开习近平自身在知青岁月、地方从政、治国理政等不同时期工作岗位的劳动锻造。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内容博大恢弘。其中,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劳动创造人类文明、劳动铸就“中国梦”、劳动成就人的价值。劳动精神论,披述了目标层面的科学劳动、体面劳动、幸福劳动的理想状态;理念层面的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德性态度;行为层面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实践道义。劳动主体论,沥述了扞守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扬劳动群众的精神引领、助力劳动群众的全面发展。劳动关系论,陈述了和谐劳动关系意义深远、着力化解劳动关系纠纷、全面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理论品格鲜明。其内容架构的严谨性与逻辑关涉的指向性表现在:劳动价值论阐述立论旨趣并回答“何为劳动”、劳动精神论披述价值遵循并回答“何以劳动”、劳动主体论沥述力量依托并回答“何人劳动”、劳动关系论陈述实践照应并回答“何从劳动”。其外显特征的鲜明性与内隐特质的立体性表现在:时代性与人民性的高度融汇、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传承性与超越性的紧密结合、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效贯通。其现实地位的重要性与理论贡献的深远性表现在: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成为民众共识、艰苦奋斗成为主流风尚的社会底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成为国家旋律、劳动浇筑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追求。当前,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现实挑战的问题表现在,劳动价值认知异化偏向、劳动群众地位被边缘化、弘扬劳动精神知易行难、劳动关系纠纷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成因在于,正面引导乏力与负面止损迟滞、逐利本性膨胀与调解组织疲软、家庭教育流俗与全面教育脱节、认知判断犹疑与实践定力不足。其危害在于,一定程度消解民族复兴的资源投入、妨碍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大用人单位的成本开支、弱化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要遵循科学的实践要求。首要任务是加强劳动教育引导,发挥家庭教育的育人功能、提升学校教育的育人质量、改进继续教育的育人效能、激活自我教育的内化作用。基本要求是筑造健康劳动环境,营造劳动至上的社会环境、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创造催人奋进的工作环境。必备保障是构建科学管用的劳动机制,建立健全劳动责权清晰的工作机制、劳动实践规范的奖惩机制、劳动权益维护的监督机制。
楚小庆[9]（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胡娟[10]（2018）在《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文中研究表明多少年来,科学一直以清晰的“常规”面貌为世人所知。然而,“科学”始终在演化,在经历了胜利和乐观主义的时代之后,科学进入了“后常规时代”。在此,科学活动（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实践）及其后果呈现若干新的特征,如事实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争议性、利益的攸关性和决策的紧迫性。要言之,“后常规”标志着那种可以无视争端的“解谜”过程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议题上的各种争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已经超出了“认知争论”（关于知识的争论）的范畴,而呈现出“社会争议”（关于非科学问题的争论）复杂的问题情境:谁为科学专家的“解谜”作业支付费用?谁对此感兴趣?相关风险又是被谁所知晓并接受?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传统科学既有的“自治”边界,而涉及到科学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化解“棘手”的政策争端,正是后常规时代科学实践所面临的一项新挑战。实践业已表明,库恩“常规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与同行评议的机制无力应对;那种企图利用专家“统治”终结争议的做法也只会强化社会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政策争端的策略,“后常规科学”提出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方法论进路。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科学的民主化问题。在我们看来,“后常规科学”的概念还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科学并非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在共同体“内部”的自说自话;知识的有效性、科学决策的合法性理应考虑诸多“外部”的甚至是异质性的要素,且以他人的认可和接受为前提。这就促使我们进入 科学与治理”的论题。通过对“气候科学”、“生物样本库”这类“后常规”典型科学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相关治理进程中,治理主体从“内部”扩大至“外部”,而包括诸多利益攸关者;治理的手段和要素也从专家知识权威转向了对“地方性知识”的考量和接纳,且更多地考虑了道德、利益和价值等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逻辑和一致性。科学的社会治理将是解决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的一种可能机制。最后,我们以专家的信任危机、科学规范的重塑等论题为线索,对“知识与权力”、“专家与公众”和“自由与责任”等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进而重构了我们对于科学及其实践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在“后常规时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紧密,科学业已成为一项政府、产业乃至市民都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本文基于科学的演化,竭力丰富、充实和增进“后常规科学”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并藉以相关问题的讨论为科学的社会治理进路做出阐释和辩护。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后常规”的科学观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好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科学正在发生的变化。
二、竞争不容回避 前进不可逆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竞争不容回避 前进不可逆转（论文提纲范文）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概念探讨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一) 文化 |
| (二) 传统文化 |
| (三) 优秀传统文化 |
|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概念解读 |
| (一) 治国理政 |
| (二) 政党治国理政 |
| (三)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
| 三、融入机制的概念内涵与行动框架 |
| (一) 融入的概念辨析 |
| (二) 机制的内涵剖析 |
| (三) 融入机制的框架建构 |
| 第二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 |
| 一、应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重大挑战的现实需要 |
| (一) 回应观念挑战:形成中国特色治国理政观念 |
| (二) 因应制度挑战:推动中国善政良治目标达成 |
| (三) 应对行为挑战:塑造中国特色治国理政行为 |
| 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复兴的必然要求 |
| (一) 强大的主体保障:中国共产党主动作为 |
| (二) 广泛的场域支撑:治国理政的现实领域 |
| 第三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可能性 |
| 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品格 |
| (一) 开放性特质:借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二) 本土性特征:彰显自我民族文化特色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 |
| (一) 观念上的智慧:治国理政的观念文化 |
| (二) 制度上的精华:治国理政的制度文化 |
| (三) 行为上的精髓:治国理政的行为文化 |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多维契合 |
| (一) 思想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 |
| (二) 目标契合:共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第四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观念 |
| 一、观念融入的前提:形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先进观念的要求 |
| (一) 治国理政先进观念形成的历史启示 |
| (二) 治国理政先进观念发展的现实诉求 |
| 二、观念融入的内容:符合中国特色治国理政观念形成的要求 |
| (一) 从天人合一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原则 |
| (二) 从小康大同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 |
| (三) 从民惟邦本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 |
| 三、观念融入的原则:遵循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的内在规定 |
| (一) 把握方向性原则 |
| (二) 坚持创新性原则 |
| (三) 贯彻渗透性原则 |
| 四、观念融入的路径:塑造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的机制 |
| (一) 利益驱动机制 |
| (二) 制度驱动机制 |
| (三) 精神驱动机制 |
| 第五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 |
| —、制度融入的前提:建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先进制度的要求 |
| (一) 中国之制形成的历史镜鉴 |
| (二) 中国之治开创的实践意蕴 |
| 四、制度融入的路径:建构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的机制 |
| (一) 基本制度保障机制 |
| (二) 法律法规保障机制 |
| (三) 公共政策保障机制 |
| 二、制度融入的内容:契合中国特色治国理政制度生成的需要 |
| (一) 从天下为公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 |
| (二) 从贵和尚中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 |
| (三) 从尚贤使能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 |
| (四) 从为政以德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 |
| 三、制度融入的原则:遵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的内在规定 |
| (一) 遵循合理性原则 |
| (二) 遵照合法性原则 |
| (三) 遵从现实性原则 |
| 第六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行为实践 |
| 一、行为融入的前提:规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行为的要求 |
| (一) 治国理政规范行为形成的历史启迪 |
| (二) 治国理政规范行为更新的现实需要 |
| 二、行为融入的内容:切合中国特色治国理政行为养成的需求 |
| (一) 从富民安民到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行为 |
| (二) 从礼法合治到中国共产党政治治理行为 |
| (三) 从和合共生到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行为 |
| 三、行为融入的原则:遵照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行为的内在规定 |
| (一) 坚定全方位原则 |
| (二) 坚守全程性原则 |
| (三) 坚持全员性原则 |
| 四、行为融入的路径:构建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行为的机制 |
| (一) 理论认知机制 |
| (二) 情感认同机制 |
| (三) 意志保障机制 |
| (四) 信仰树立机制 |
| (五) 实践养成机制 |
| 第七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启示 |
| 一、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价值 |
| 二、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中国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陈述 |
| 一、选题背景与主题确立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社区治理与合作的国外研究 |
| 二、社区及其合作治理的中国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指向、基本假设 |
| 一、研究指向 |
| 二、基本假设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社会转型 |
| 二、社区 |
| 三、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与运用 |
| 一、社会转型论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理论 |
| 二、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 |
| 三、制度主义理论与行动主义理论 |
| 四、其他理论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作为宏观范式的方法论——建构主义 |
| 二、作为中观策略的研究方法或方式——历史反思阐释法和“想象”法 |
| 三、作为微观方法的具体技术和技巧——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 |
| 第七节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
| 二、篇章结构与内容设计 |
| 第二章 作为时代课题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社区及其治理 |
| 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特征 |
| 二、社会构成中的基层社区 |
| 三、社会治理中的社区治理 |
| 第二节 社区重建中的行动空间 |
| 一、流动性和异质化的社区构成 |
| 二、陌生化和匿名性的社区特征 |
| 三、开放性和网络化的社区发展 |
| 第三节 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趋势 |
| 一、社区中的竞争文化与实践后果 |
| 二、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理念 |
| 三、领域融合中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三章 行动视角中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行动主义主张 |
| 一、行动主义的理论建构 |
| 二、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构想 |
| 三、合作治理研究的行动主义范式 |
| 第二节 作为行动主体的新型社区 |
| 一、社会自治再兴模式中的新型社区自治 |
| 二、共同体进化中的社区样态 |
| 三、社区的建构性特征 |
| 第三节 通过行动建构社区合作 |
| 一、制度主义的社区合作方案 |
| 二、对合作的行动主义理解 |
| 三、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义阐释 |
| 第四章 走向社区合作治理的思想历程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的价值追求及其困境 |
| 一、基于民主追求的公民治理 |
| 二、对社会契约论的颠覆以及民主的没落 |
| 三、公民治理的民主救赎与失败 |
| 第二节 从民主向合作转型的社区治理逻辑 |
| 一、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民主实践 |
| 二、公共性扩散条件下的社区合作 |
| 三、超越民主模式的社区合作治理理路 |
| 第三节 社区治理体系及其结构的知识转型 |
| 一、在社区治理的系统中廓清结构概念 |
| 二、社区治理结构分析的视角转换 |
| 三、社区合作治理体系的知识重塑向度 |
| 第五章 社区合作治理的行动场域 |
| 第一节 自主性生成的社区行动场域 |
| 一、社区行动场域的建构基础 |
| 二、自主性争夺的社区治理场域冲突 |
| 三、重塑社区行动自主性的思维机制 |
| 第二节 社区行动场域中的形式理性省察 |
| 一、工业社会语境中的社区行政模式 |
| 二、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 |
| 三、社区“自治”模式在社会转型中的挑战 |
| 第三节 社区行动场域中的合作理性建构 |
| 一、社区治理实践的去感性化是否可能 |
| 二、社区治理实践中的经验是否可靠 |
| 三、社区治理中的合作理性建构路径 |
| 第六章 基于“他在性”的社区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政府权能重塑与社区公共服务 |
| 一、公共性扩散中的政府与社区关系重构 |
| 二、社区合作的政府服务向度 |
| 三、社区合作治理中的政府职能 |
| 第二节 新社会组织兴起中的社区合作 |
| 一、新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与社区治理转型 |
| 二、走出社区自治与他治的二元困境 |
| 三、社区合作治理的组织形态 |
| 第三节 社区合作治理中的行动者及其观念 |
| 一、社会变迁中的社区行动者角色 |
| 二、社区行动者的独立性 |
| 三、社区治理行动者的能力塑造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
| 一、空间转向研究 |
| 二、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 |
| 三、西方学者对西方空间理论家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学者对空间理论的研究 |
| 一、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研究 |
| 二、对空间概念的研究 |
| 三、对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研究 |
| 四、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 |
| 五、国内对空间正义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文明的研究 |
| 第五节 对文明和空间的关系研究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空间和文明 |
| 第一节 文明概述 |
| 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变迁 |
| 二、文明的生成机制 |
| 三、生产力的进步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
| 第二节 空间概论 |
| 一、空间概念的历史嬗变 |
| 二、人的本质:社会性与空间性的统一体 |
| 三、生产力和交往的空间机理 |
| 第三节 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及相互作用 |
| 一、每一个文明都是空间的扩展 |
| 二、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
| 三、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 |
| 四、城市空间——人类文明的空间枢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文明与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确立 |
| 二、资本的空间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变迁 |
| 一、人类文明生存空间的扩展 |
| 二、政治空间的互动逻辑 |
| 三、物化的精神空间 |
|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空间矛盾的根源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 |
| 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创立 |
| 三、扩展了人类价值空间 |
| 四、与科学技术发展互为相关 |
| 五、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作用 |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无产阶级主体力量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探寻 |
|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幻象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对封建文明的解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辨析 |
|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生成机制 |
| 一、形成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空间原因及其规律 |
| 二、资本空间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生成的价值空间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发展形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替代路径 |
| 一、世界文明转型的呼唤 |
| 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
| 三、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文明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解析全球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时空观 |
| 二、“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时空维度和全球化的关系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压缩” |
| 四、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文明意蕴 |
| 一、全球化文明时代的进步 |
| 二、全球化的内在文明要求 |
| 三、全球时代的文明对话 |
| 第三节 全球化的文明挑战 |
|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
| 二、全球化文明时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
| 第四节 全球化中的新型文明 |
| 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走向文明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生成源流 |
| 2.1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学说的涵养 |
| 2.1.1 根植马克思劳动学说的沃土 |
| 2.1.2 汲取恩格斯劳动学说的精粹 |
| 2.1.3 吸收列宁劳动学说的精华 |
| 2.1.4 承袭斯大林劳动学说的精髓 |
| 2.2 价值传承: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劳动论述的赓续 |
| 2.2.1 坚持毛泽东劳动论述的价值底色 |
| 2.2.2 延续邓小平劳动论述的价值取向 |
| 2.2.3 拓深江泽民劳动论述的价值内涵 |
| 2.2.4 丰富胡锦涛劳动论述的价值要义 |
| 2.3 文化涵育:中国优秀劳动理念的影响 |
| 2.3.1 中华优秀传统劳动伦理的规范 |
| 2.3.2 中国共产党劳动文化的浸润 |
| 2.3.3 红色革命家庭美德的习礼 |
| 2.4 实践养成:自身成长经历的劳动锻造 |
| 2.4.1 萌芽阶段:知青岁月时期的劳动锤炼 |
| 2.4.2 发展阶段:地方从政时期的为民服务 |
| 2.4.3 完善阶段:治国理政时期的运筹帷幄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内容构件 |
| 3.1 劳动价值论 |
| 3.1.1 劳动创造人类文明 |
| 3.1.2 劳动托起“中国梦” |
| 3.1.3 劳动成就人的价值 |
| 3.2 劳动精神论 |
| 3.2.1 目标层面:劳动的理想状态 |
| 3.2.2 理念层面:劳动的德性态度 |
| 3.2.3 行为层面:劳动的实践道义 |
| 3.3 劳动主体论 |
| 3.3.1 扞守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 |
| 3.3.2 发扬劳动群众的精神引领 |
| 3.3.3 助力劳动群众的全面发展 |
| 3.4 劳动关系论 |
| 3.4.1 和谐劳动关系意义深远 |
| 3.4.2 着力化解劳动关系纠纷 |
| 3.4.3 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理论品格 |
| 4.1 内容架构的严谨性与逻辑关涉的指向性 |
| 4.1.1 劳动价值论阐述立论旨趣并回答“何为劳动” |
| 4.1.2 劳动精神论披述价值遵循并回答“何以劳动” |
| 4.1.3 劳动主体论沥述力量依托并回答“何人劳动” |
| 4.1.4 劳动关系论陈述实践照应并回答“何从劳动” |
| 4.2 外显特征的鲜明性与内隐特质的立体性 |
| 4.2.1 时代性与人民性高度融汇 |
| 4.2.2 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统一 |
| 4.2.3 传承性与超越性紧密结合 |
| 4.2.4 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效贯通 |
| 4.3 现实地位的重要性与理论贡献的深远性 |
| 4.3.1 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成为民众共识 |
| 4.3.2 艰苦奋斗成为主流风尚的社会底色 |
| 4.3.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成为国家旋律 |
| 4.3.4 劳动浇筑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追求 |
| 第5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现实挑战 |
| 5.1 现实挑战的问题表现 |
| 5.1.1 劳动价值认知异化偏向 |
| 5.1.2 劳动群众地位被边缘化 |
| 5.1.3 弘扬劳动精神知易行难 |
| 5.1.4 劳动关系纠纷时有发生 |
| 5.2 现实挑战的成因剖析 |
| 5.2.1 国家层面:正面引导乏力与负面止损迟滞 |
| 5.2.2 社会层面:逐利本性膨胀与调解组织疲软 |
| 5.2.3 家校层面:家庭教育流俗与全面教育脱节 |
| 5.2.4 个人层面:认知判断犹疑与实践定力不足 |
| 5.3 现实挑战的主要危害 |
| 5.3.1 消解民族复兴的资源投入 |
| 5.3.2 妨碍和谐社会的有序构建 |
| 5.3.3 加大用人单位的成本开支 |
| 5.3.4 弱化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 |
| 第6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实践要求 |
| 6.1 首要任务:着力加强劳动教育引导 |
| 6.1.1 发挥家庭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 |
| 6.1.2 提升学校劳动教育的育人质量 |
| 6.1.3 改进继续劳动教育的育人效能 |
| 6.1.4 激活自我劳动教育的内化作用 |
| 6.2 基本要求:全面筑造健康劳动环境 |
| 6.2.1 营造劳动至上的社会环境 |
| 6.2.2 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
| 6.2.3 创造催人奋进的工作环境 |
| 6.3 必备保障:构建科学管用劳动机制 |
| 6.3.1 建立健全劳动责权清晰的工作机制 |
| 6.3.2 建立健全劳动实践规范的奖惩机制 |
| 6.3.3 建立健全落实劳动理念的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9）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第一节 本论文研究的概念和范畴 |
| 一、本研究中有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 |
| (一)关于“技术”、“艺术”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关于“艺术”的概念 |
| 2.关于“技术”的概念 |
| (二)关于“技术形态”与“艺术形态”等概念的界定 |
| 1.关于“形态”的概念 |
| 2.关于“生态”概念 |
| 3.关于“形式”的概念 |
| (三)关于“生态”“形态”“形式”的概念区分 |
| 二、本论文研究中有关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界定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创新目标 |
| (二)创新价值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体系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和难点问题 |
| 五、解决方案 |
| 第四节 有关本论文选题与研究现状的分析 |
| 一、国内相关研究动态分析 |
| (一)从宏观的艺术学理论视野展开分析 |
| (二)从微观的门类艺术学视野展开分析 |
| 1.设计学学科研究层面 |
| 2.美术学学科研究层面 |
| 3.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研究层面 |
| 4.音乐与舞蹈学学科研究层面 |
| 5.其他学科及交叉研究层面 |
| 二、国外相关研究动态分析 |
| (一)艺术原理性研究成果 |
| (二)门类艺术的典型个案研究成果 |
| (三)其他相关的人文类理论研究成果 |
| 三、国内高校部分硕博士论文中有关研究的概述分析 |
| (一)中国知网硕博士论文数据库检索分析概述 |
| (二)关联程度密切的重点论文成果分析 |
| (三)涵盖其他相关论文成果的总体状况分析 |
| 第一章 技术与艺术之关系发展的理论思考 |
| 第一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的内在本质特征 |
| 一、技术与艺术相互关系中内在的辩证统一性 |
| (一)技术与艺术之间内在的关联性 |
| (二)技术发展对艺术影响的多元性 |
| 二、技术与艺术相互之间的制约和影响 |
| (一)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问题同样体现在技艺关系上 |
| (二)艺术在技术影响下对自身独立精神与美学品格的坚守 |
| 1.艺术作品的精神属性是区别于技术的最大特征 |
| 2.艺术在接受与选择技术中始终保持自身独立 |
| 3.优秀艺术作品均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
| 第二节 西方理论界有关技术与艺术问题的讨论 |
| 一、西方理论界相关研究历史脉络 |
| (一)基本脉络 |
| (二)主要表现 |
| 二、关注技术与艺术问题的主要流派及其学术观点 |
| (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 |
| (二)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 |
| (三)媒介文化研究学术群体 |
| 三、主要学术群体之间围绕技术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与借鉴意义 |
| (一)关于技术的作用 |
| (二)关于技术的目的 |
| (三)关于技术的后果 |
| 第三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
| 一、技术与艺术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当下开展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
| (一)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与复杂性 |
| (二)技术自身并非与艺术一样具备意识形态属性 |
| 三、当下开展技术与艺术关系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
| (一)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研究是目前的普遍欠缺 |
| (二)从宏观艺术学视角重新思考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
| (三)依托技术与艺术关系研究探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构 |
| 第四节 关于技术与艺术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点和关键问题 |
| 一、需要坚守的理论基点 |
| (一)立足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艺术话语体系 |
| (二)关注技术促进艺术形态演进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二、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
| (一)需要关注和区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别 |
| (二)分析把握艺术创意表现与新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 |
| (三)技术是否应视作独立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力量 |
| (四)社会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创作实践中的实际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形成及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历史进程:技术与艺术发展的历史性特征及阶段性表现 |
| 一、原始的技艺之美涵盖且统一了技术与艺术因素 |
| (一)技术与艺术的原始统一: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同一规律 |
| (二)人类社会技术发展初始阶段中艺术仍创造了自身辉煌 |
| 1.中国 |
| 2.西方 |
| (三)社会宗教道德伦理对于技艺创造能力空间的束缚 |
| 二、技术与艺术分化之后各自拥有了不同诉求 |
| (一)学科自身成熟发展的不同路径 |
| (二)个人精神价值追求的不同选择 |
| (三)艺术家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实际选择 |
| 三、技术发展促使人类创造第二自然并引发自我审美精神观照 |
| (一)技术直接指向和进入艺术本体影响了创作呈现 |
| (二)技术进步影响了审美文化倾向和精神价值观念 |
| (三)技术启发和培育了创作思潮、价值思索和启蒙精神 |
| 四、信息时代艺术创作审美观念与形式探索的根本性改变 |
| (一)技术逻辑带动人文思潮、审美观念与艺术作用的变化 |
| (二)现代技术通过创作引发对世界的全新认知体悟和艺术描述 |
| (三)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工具对于人类审美精神限阈的挑战 |
| 第二节 技术对艺术表现形态的正向影响 |
| 一、制作工艺呈现:技术作为艺术创作形式表现的呈现手段 |
| (一)艺术作品制作工艺受到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 |
| (二)技术呈现作为艺术创作外在形式表现的必要手段 |
| 二、材料载体变化:技术引导创作形式演变趋势及观念转换 |
| (一)艺术创作载体与作品材料的升级推动了创意的实现 |
| (二)技术推动实现了艺术表达的观念化、隐喻性和时空性 |
| 三、情境氛围营造:技术作为艺术场域精神展现的营造要素 |
| (一)营造情境作为技术不断介入艺术创作的有效方式 |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审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格的时代转向 |
| (三)艺术创作中的精神塑造、观念表达与个性情感抒发 |
| 四、信息媒介表达:技术作为艺术介入现实生活的媒介依托 |
| (一)技术进步打造了艺术介入现实生活的媒介依托 |
| (二)促使审美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精神场域氛围特征的新变化 |
| (三)技术信息工具已融入艺术形态深入影响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
| 一、艺术的文化交流属性促进了技术应用的延伸 |
| (一)中西方艺术的文化交流创新推动了整个文化发展进程 |
| (二)缺乏文化底蕴与艺术思想的技术应用创造不出完美作品 |
| (三)艺术文化交流促进了技术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应用和延伸 |
| 二、艺术的审美属性促使技术存在与呈现的细化 |
| (一)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时尚化保障艺术审美的个性化追求 |
| (二)技术在服务艺术中完善自身实现对未知领域的有效探索 |
| (三)艺术不断规范和驱动技术进步并促成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
| 三、艺术的教化属性改善了技术理性和技术伦理的异化倾向 |
| (一)建筑艺术是艺术教化属性改善技术伦理的典型代表 |
| (二)技术为艺术教化功能服务的同时文化改变了技术伦理 |
| (三)技术应用与文化观念、审美意识、艺术风格的互动统一 |
| 四、艺术创意创新思维驱动了技术的进步和革新 |
| (一)艺术的创意表现需求直接促使技术进步与革新的产生 |
| (二)艺术创意引导和促使实现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 |
| (三)技术媒介的作用与艺术技术之间跨界衍生的新艺术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变化与门类拓展 |
| 第一节 艺术作品的空间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文化生态变化 |
| 一、技术造就了艺术作品展现和存在空间的广延化 |
| (一)技术对艺术存在状态与展示空间拓展创新的促进作用 |
| (二)艺术的创意创新本性引领了对技术发展程度和模式的突破 |
| 二、技术推动了经典艺术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崛起的进程 |
| (一)机械复制技术和艺术产业化运营对社会文化生态结构的影响 |
| (二)技术化创作和现代大众媒介铺垫了多元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 |
| 三、技术拓展出了非物质化的艺术空间新形态 |
| (一)非物质化对于视觉文化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
| (二)非物质化推动形成了新的审美文化形态和社会文化生态 |
| (三)新兴技术条件下传统艺术精神和美学内涵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艺术语言表达与作品传播维度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征 |
| 一、技术影响下艺术感受的非理性化趋向 |
| (一)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艺术欣赏心理的变化 |
| (二)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 |
| (三)日常生活的直观认识和感性经验始终不可缺失 |
| 二、技术影响下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一)技术影响下电影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二)技术影响下摄影艺术元素的动态化趋向 |
| (三)创作元素的动态化是传媒时代艺术表达的必然要求 |
| 三、技术影响下艺术语言的综合化趋向 |
| (一)技术的内在推动作用 |
| (二)艺术的外在形式表现 |
| 四、技术影响下艺术传播的虚拟化趋向 |
| (一)传播平台的改变 |
| (二)传播方式的改变 |
| (三)传播途径的改变 |
| 第三节 新艺术现象与新艺术形态推动形成了新艺术门类 |
| 一、技术推动出现了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态 |
| (一)新艺术现象及其表现方式促成了新的艺术形态 |
| (二)新的技术和艺术方式生成了新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
| (三)新艺术形态展现了艺术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
| 二、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态积聚生成了新的艺术门类 |
| (一)新技术与新艺术形态共同塑造了新的内在文化结构 |
| (二)当代艺术传播整体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成为外部主因 |
| (三)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新艺术类型与门类的社会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推动艺术创作领域产生新变化 |
| 第一节 艺术表现程式与作品呈现场域、接受方式的新变化 |
| 一、技术促使艺术程式随时代而变 |
| (一)艺术程式作为作品创作表现的基本形式规范 |
| (二)艺术程式的变化和接受的文化影响展现多元 |
| (三)技术推动艺术程式变化产生革命性突破 |
| 二、技术导致艺术呈现形态虚拟化 |
| (一)技术媒介与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造就了虚拟化呈现 |
| (二)虚拟化突破了创作与欣赏的界限强化了艺术存在 |
| 三、技术造就了艺术作品欣赏与接收方式的便利化 |
| (一)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审美需求之间存在尖锐矛盾 |
| (二)新技术媒介成就了艺术欣赏便利化的现实基础 |
| (三)技术突破了艺术展演传统场域并融合生成了新形态 |
| 第二节 艺术作品创作观念与工具、方法的变化 |
| 一、技术理性思维与艺术创作观念之间相互促进制约的关系 |
| (一)技术精神和实践理性思维影响了艺术创作观念 |
| (二)技术理性思维影响下出现了艺术发展的双面效应 |
| 二、技术对艺术作品创作的影响及其形式表现 |
| (一)技术对于艺术创作工具的影响 |
| (二)技术对艺术创作主体情感与审美观念的影响 |
| (三)技术对艺术创作观念和方法的影响 |
| 1.正面影响 |
| 2.负面影响 |
| 三、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对技术理性和自身困境的超越 |
| (一)技术理性与机械复制带来艺术风格变化与文化的危机 |
| (二)艺术创作坚守精神属性直指心灵超越了技术理性思维 |
| 第三节 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变化 |
| 一、原始手工技艺条件下艺术创作主体突出和着重于“物”的表现 |
| (一)传统手工艺时代以“物”为基础背景的群体分化 |
| (二)技术支撑了艺术创作中客观“物”的审美形式表现 |
| (三)艺术创作者以“物”为基础托物言志表达精神追求 |
| 二、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大众化和波普化凸显批量复制的美学特征 |
| (一)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方式和批量复制美学观念的普遍影响 |
| (二)艺术创作在技术理性中的突围彰显了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
| (三)大众艺术创作与消费领域中的流行化和过度娱乐化问题 |
| 三、新的传播方式和艺术接受过程造就了主客体多元互动的新景观 |
| (一)新兴技术普及使大众顺利融入艺术创作与欣赏进程 |
| (二)技术使艺术创意和创作构思表达更加高效便捷 |
| (三)技术拓展了经典艺术作品的大众文化服务效能 |
| (四)技术使传统艺术作品的概念关系模式彻底改变 |
| (五)技术推动实现了艺术地位提升作用扩大功能拓展产业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 |
| 第一节 新技术应用基础上的新艺术形式衍生及其形态表现 |
| 一、印刷技术对艺术表现形式及外在形态的影响 |
| (一)印刷技术应用初期艺术审美与功能应用统一在工艺装饰中 |
| (二)工业化阶段新的社会文化需求使艺术与功能实现新的统一 |
| 二、影像技术对写实艺术创作思想的影响和冲击 |
| (一)技术对摄影艺术写实性创作实践的影响 |
| (二)技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发展的影响 |
| 三、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的演变与新生 |
| (一)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演变的发展历程 |
| (二)计算机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演变的外在表现和形式特征 |
| 四、互联网技术环境下艺术形态表现的新特征 |
| (一)基础于新技术形式的时代的产物 |
| (二)艺术形态新特征表现的文化分析 |
| 第二节 新技术应用推动艺术作品创作实践趋向跨界整合 |
| 一、技术推动形成艺术创作表现形态的先锋性 |
| (一)新技术条件作为“先锋”观念形成的基础 |
| (二)技术进步带动了各艺术流派的探索创新 |
| 二、技术推升了艺术创作语言形式刺激的阈限 |
| (一)技术升级带动视听奇观与文化逻辑的改变 |
| (二)技术的普及与攀比加剧了娱乐化创作追求 |
| 三、技术延展了艺术自身存在和交往的空间 |
| (一)技术改变了艺术空间形式与社会文化结构 |
| (二)技术主动介入创作促成了艺术消费方式的多元 |
| (三)技术强化了艺术欣赏感受延伸了作品存在空间 |
| (四)技术加速多媒体信息方式与虚拟空间文化构建 |
| 四、技术加速了不同艺术表现形态的跨界整合 |
| (一)跨界艺术创作是技术推动产生的新艺术形态 |
| (二)新技术媒介方式创新是艺术作品跨界呈现的基础 |
| (三)跨界作品有利于彰显精神营造境界引领文化风尚 |
| (四)跨界整合的艺术表达能力与现场性优势成为风尚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与艺术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
| 第一节 艺术与技术在包容与坚守、回归与超越中共同成长 |
| 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 |
| (一)技术进步支撑艺术本体的开拓 |
| (二)艺术制约并赋予技术价值追求 |
| (三)新技术与艺术融合形成新文化形态 |
| 二、技术与艺术的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 |
| (一)技术与艺术在相互促进中创新形式表现 |
|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不同创作审美追求 |
| (三)艺术新形态的不断涌现造成新的门类 |
| (四)技术带动创作特征新变引领文化新风尚 |
| 三、技术与艺术交互形成多元文化景观 |
| (一)艺术个性化表现与精神追求突破了技术理性 |
| (二)新技术带来创作欣赏的角色互换与多元互动 |
| (三)技术推动艺术形态表现与审美价值理念创新 |
| (四)多元化新技术媒介挑战文化繁荣发展主动权 |
| 第二节 艺术理论思维引领人类艺术审美活动的价值方向 |
| 一、技术促发艺术先锋思想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也带来异化倾向 |
| (一)技术进步对传统观念方式的冲击与深刻影响 |
| (二)技术以经济效率利益为中心改变了艺术节奏 |
| (三)技术垄断造成文化逻辑与传统美学观念变异 |
| 二、艺术活动对技术理性与技术控制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技术理性、技术控制与艺术的过度娱乐化 |
| (二)新技术造成社会大众参与和艺术创作个性张扬 |
| (三)技术与艺术的深度交互亟需艺术批评启蒙与理论的反思引领 |
| 三、技术服从和服务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境界表达与人类社会精神价值追求 |
| (一)艺术作品创作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最直接体现 |
| (二)技术最终服务于表达作品的审美境界与精神追求 |
| 四、技术与艺术共同在携手创新中引领发展、面向美好未来 |
| (一)技术艺术的协调统一是优秀作品的内在要求 |
| (二)以人为原点展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绘表达 |
| (三)扎根传统紧跟时代创新形式携手传承与弘扬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清单 |
| 致谢 |
（10）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科学、争议与治理 |
| 1.1 科学的社会争议及其问题 |
| 1.2 “后常规科学”的两种理解进路 |
| 1.2.1 应对争端的方法论工具 |
| 1.2.2 一种“批判性的科学” |
| 1.3 “后常规”的科学治理 |
| 1.3.1 治理要素的扩展 |
| 1.3.2 建构为公众负责任的治理模式 |
| 1.4 论文结构 |
| 2 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 |
| 2.1 充满争议的科学事业 |
| 2.1.1 查尔斯王子之问 |
| 2.1.2 默克尔的“U”形转折 |
| 2.2 重塑问题:从认知争论到社会争议 |
| 2.2.1 科学的“不确定性” |
| 2.2.2 风险认知:实在与建构 |
| 2.3 社会对科学的回应 |
| 2.3.1 从“问题”到“议题” |
| 2.3.2 自反性: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 |
| 3 “常规科学”及其实践活动 |
| 3.1 常规科学与范式 |
| 3.2 “常规科学”的认知结构 |
| 3.2.1 解谜与范例 |
| 3.2.2 认知基础:观察抑或理论? |
| 3.3 “常规科学”的社会结构 |
| 3.3.1 共同体与规训 |
| 3.3.2 “小生境”中的隐性规范 |
| 3.4 “常规科学”的内在紧张 |
| 3.4.1 实用的专业自治 |
| 3.4.2 专家与公众间的鸿沟 |
| 3.5 通往“后常规科学”之路 |
| 3.5.1 自然主义的态度 |
| 3.5.2 实践的优位 |
| 4 再论“后常规科学”的兴起 |
| 4.1 “科学-政策界面”上的棘手情境 |
| 4.1.1 “软”事实与“硬”决策 |
| 4.1.2 管制科学 |
| 4.1.3 科学顾问的政治角色 |
| 4.1.4 质量问题 |
| 4.2 方法论:应对争端的一种新策略 |
| 4.2.1 第三类问题的解决策略 |
| 4.2.2 扩大的同行共同体 |
| 4.3 认识论:一种科学观的转变 |
| 4.3.1 多元认知参与的决策 |
| 4.3.2 作为“后常规”的科学 |
| 5 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 |
| 5.1 气候科学的后常规实践 |
| 5.1.1 纽约热岛效应政策:同行评议的扩大 |
| 5.1.2 地区气候服务:地方性知识之实践 |
| 5.2 生物样本库的伦理治理 |
| 5.2.1 知情同意:由冰岛HSD谈起 |
| 5.2.2 与社会的相互作用:EGP的沉浮 |
| 5.2.3 UK Biobank的“伦理+”进路 |
| 5.3 走向科学的社会治理 |
| 5.3.1 统治与治理 |
| 5.3.2 社会争议的解决:对话与协商 |
| 5.3.3 反思性治理 |
| 6 反思科学:作为一项公共的事业 |
| 6.1 科学进入“广场” |
| 6.1.1 “生活世界”中的科学 |
| 6.1.2 当专家遭遇“信任危机” |
| 6.2 科学规范的重塑 |
| 6.2.1 科研“失范”及其复杂性 |
| 6.2.2 多元规范论 |
| 6.2.3 责任式创新 |
| 7 结语与余论 |
| 7.1 “坏科学”抑或“好科学”? |
| 7.2 家园政治:一种新的科学政治学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竞争不容回避 前进不可逆转（论文参考文献）
-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2]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D]. 王梅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D]. 苟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6]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
- [8]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D]. 汤素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9]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 [10]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D]. 胡娟. 浙江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