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经济合作形势与中韩经贸合作

一、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态势与中韩经贸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朱芹^[1]（2021）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朝韩贸易的困境与出路》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圜,然中朝韩三国间贸易却在美朝新型关系建构停滞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再次遇冷。2020年的中朝贸易甚至遭遇腰斩式下滑。中朝韩三国间贸易由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贸易基础的脆弱性,多受三国间政治安全事件、国际制裁以及国际或区域突发事件的冲击与左右。我们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将朝核问题纳入发展范畴,通过"中朝韩经济走廊"和三边贸易体系的构建来强化三国间的经贸基础和实力,扭转三国间政治安全反作用力强于经济基础决定力的现状,从而带动半岛无核化、半岛和平机制与半岛平衡发展三轨并行。

沈娜^[2]（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提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李如来^[3]（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九桥战略”对接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全球范围内各地区出现“热点”问题频发、恐怖主义不断、国家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主张构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于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就不断受到西方媒体的非议和抨击,倡议被贴上了“中国要挑战现有国际规则”等负面标签,也遭到了许多国家的质疑。但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合作共赢、互惠互通的共建原则,以及积极主动与沿线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也获得了亚欧大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本着儒家“仁”的思想,“一带一路”倡议意在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为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所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良性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一改过去的偏见,开始积极响应,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国家乃至区域间的政策对接合作。为了减少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东北亚地区安全等因素对合作的限制,中国需要增强与区域内各个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沟通,在不违背各国意愿、不影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展开合作。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同时也是朝鲜半岛国家,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持有积极合作的意愿。文在寅就任总统后,在出访俄罗斯时提出要推行“新北方政策”,与前总统时期的“北方政策”不同的是规避并改善了在实施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该政策的核心是“九桥战略规划”,它的主要合作对象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就具体的合作内容来看,与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俄罗斯远东展开的合作有着广泛的重叠空间。中韩就倡议展开合作,一方面有利于改善两国的双边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着力点,分析中韩两国政策对接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建议。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两国在政策对接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九桥战略”对接的现状及对接的可能性,通过对两国官方交流、民间企业合作以及文化教育沟通等实践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意义进行了说明。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九桥战略”对接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因素。受到东北亚区域安全以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影响,二者在对接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文章分别从政治、经济以及周边安全等多方面进行分析。第四部分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与“九桥战略”对接面临挑战时可以采取的对策和建议,主要从加强双边关系、稳固多边关系、强化金融合作以及稳定周边安全等方面展开分析。

赵嗣远^[4]（2021）在《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韩两国在2019年起持续进行的贸易对抗是两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其影响已越出经济领域,成为影响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事件。日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多个领域龃龉不断,不仅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还将损害全球贸易供应链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造成消极影响。本文研究日韩贸易争端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为中国在新环境下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参考。日韩关系自2016年起持续恶化,日韩贸易争端的暴发是日韩关系长期恶化趋势的新谷底而非稳定关系的转折点。日韩关系仍然受到殖民时代的负面遗产影响,日韩两国对历史的认识存在根本区别,目前不具备和解的基础。日韩两国合作关系的维持依赖美国的维护,但美国处理三国间关系的方式存在结构性不公正,难以遏制日韩关系的恶化趋势。日韩间的对抗和摩擦不仅局限于贸易和历史问题,更涵盖改了政治、安全和军事等领域。未来,日韩贸易争端将持续并扩大,但不会剧烈升级。本轮日韩关系恶化中韩国政府的反应和对日本采取的措施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虽然这些因素在以往的韩国对外战略中蔽而不彰,此次却是理解冲突逻辑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韩国政坛的权威主义和人物中心主义传统、韩国的政党文化、韩国的财阀经济模式及韩国左翼复兴带来的进步诉求等。长期来看,经济因素是日韩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原因。韩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导致了日韩力量对比的变化。韩国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一直在追赶日本,这种卓有成效的追赶使得近年来两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实力接近,两国经贸合作即将迎来新时代。未来日韩间的同质化竞争将愈演愈烈,而中国在这些领域虽然进步明显,较日韩仍将保持一定差距。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日韩互补性强且中国在未来将成为日韩产品最重要的市场,日韩贸易关系的变化将对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中日韩经济合作符合中日韩三国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最终都会回到前进的道路上。目前,中日韩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受到众多不稳定因素的干扰。中日韩三国间合作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合作,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需要重视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溢出效应。在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和中韩贸易关系维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在日韩经贸关系平行化和贸易竞争激烈化的新环境中,在中韩、中日贸易关系等距化且地位上升的现实面前,中国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以补全产业链环节提升在东亚价值链地位和建设东亚主要商品市场为抓手,以加快推进地区经济整合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为路径,推动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世界贸易格局的转变。

张晨瑶^[5]（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郑莉玲^[6]（2020）在《延边地区对韩经贸合作中的优势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了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纷纷寻求合作,建立双边合作关系。其中,中韩两国自正式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延边地区在与韩国的对外贸易方面发展速度也与日俱增,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具备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区位条件方面,延边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地区,州内交通网络的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二是自然资源方面,延边位于长白山区,地区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延边地区对韩经贸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条件。三是人文环境方面,延边地区作为国内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凭借着地区的民族、教育、劳动力等优势因素,在对韩贸易上拥有较大的人文环境优势。四是政策环境方面,延边地区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对韩贸易发展过程中一直享有国家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如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韩自贸协定的正式签署等相关政策扶持。然而,延边地区虽然在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人文环境、政策环境等方面拥有以上诸多优势因素,但是在同韩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近几年延边地区同韩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中可以看出,双方的贸易规模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而且从2003年开始,延边地区同韩国的贸易总额占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渐下降,对韩经贸合作的发展并不理想,韩国在延边地区对外贸易的作用逐渐削弱。因此,本文通过文献收集和数据分析方法,对延边地区同韩国经贸合作中的优势因素进行细化分析,总结延边地区在对韩经贸合作中难以发挥优势的原因,为延边地区如何更好的发挥对韩经贸合作优势提出对策建议。

胡玥^[7]（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姜珊珊^[8]（2020）在《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如今经济全球化进入低速发展阶段,新冠病毒疫情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国家通过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应对“反全球化”的威胁,而亚太地区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出色表现,成为国际经贸领域新的关注点。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五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也做出重要贡献。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形势,寻找激发经济活力的新增长点是维持经济增长的路径之一,而2017年2月22日《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正式生效为全球贸易增长注入新的动能。本文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分析得出东北亚贸易便利化的研究进展。基于贸易便利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首先,对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发展情况以及东北亚五国经贸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中日韩蒙俄五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双边贸易结合度、双边贸易互补性3个指数测算5国间的经贸合作潜力,结果表明,东北亚国家总体贸易依存度较强,五国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并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进一步对东北亚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现状进行阐述,分析五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条件,发现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参差不齐,贸易便利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不均衡,经济水平差异大:二是贸易政策不一致,通关存在障碍;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呈发展态势。其次,利用GTAP模型模拟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东北亚五国彼此间以及区域外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贸易及不同产业产生的影响,由模拟结果可知,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经贸合作的深化、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居民福利的提升。最后,根据实证模拟结果,结合目前东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现状,提出东北亚国家可以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两条线入手,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培育东北亚区域的市场提供者,提高整个区域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加快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调整贸易结构,促进多元化贸易的开展。对于整个东北亚区域来说,在两条线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依托各国的要素禀赋和政策特点深化贸易合作。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够为不断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路。

张松梅^[9]（2020）在《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部分国家在边境地区开展紧密的地缘经济合作,形成了众多次区域合作典范。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边疆地区举办博览会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式。2005年,以振兴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为己任的东北亚博览会应运而生。当前,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呈现脆弱性、离散性、低效性,需要搭建一个东北亚六国全部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以实现整体发展。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趋缓的背景下,东北亚博览会就成为重要选择。作为东北亚六国全部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之一,东北亚博览会在促进东北亚次区域经贸合作、丰富东北亚次区域交流方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往关于东北亚博览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行政学领域,将其纳入国际关系领域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以东北亚博览会为蓝本,以中国为中心,以次区域合作理论为基础,借鉴地缘政治、经济理论,运用比较研究、调研访谈和抽象分析法,将东北亚博览会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结合起来,研究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动力、功能展现、制约因素及完善路径。本文从基本概念出发,在介绍区域、次区域、博览会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影响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层面、存在的优势进行概括,探讨博览会与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性,分析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的特殊性,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博览会体现了次区域合作的层级性、开放性、相对松散性、目标非一致性和地缘性,以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具有低政治敏感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以此为前提,确定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即:促进次区域繁荣与发展、形成次区域合作共识。东北亚博览会之所以持续举办,源于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基础、弥补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不足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东北亚博览会致力于推动东北亚国家实现次区域合作,推动东北亚地区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方向发展。在促进东北亚国家形成次区域合作共识,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地缘经济合作、次国家政府间合作,推动东北亚国家间科技外交、城市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成熟的东盟博览会相比较,东北亚博览会缺少次区域自贸区依托、面临同质化博览会竞争、达成次区域合作协议的权威性不足以及次区域合作机制化的缺失,使得东北亚博览会发挥的功能弱于东盟博览会。同时,东北亚博览会在机制建设、支撑性产业发展等自身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面临东北亚博览会与会国利益诉求差异、中国东北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程度低,特别是冷战遗产、同盟体系、经济依靠与安全依托的“二元分立”等外在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得东北亚博览会在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亚博览会是东北亚六国全体参与,尤其是朝鲜在东北亚地区参与为数不多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着眼于未来,东北亚博览会要借鉴东盟博览会的成功经验,推动东北亚博览会制度化、市场化和机制化发展,加强东北亚博览会自身建设;超东北亚博览会会展经济的局限,在东北亚次区域建立跨国合作区,形成支持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次区域合作网络;加强中国吉林省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巩固和扩大东北亚国家现有合作成果,提高吉林省参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能力;要采取措施将东北亚博览会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对接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同时还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加强图们江次区域国际合作,夯实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依托,为东北亚博览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总体来看,研究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理论上能够深刻认识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特性,并在普遍意义上理解博览会在次区域合作中的推进作用、外溢功能和次国家政府发挥的主动性;实践上助于发现缓解当前“东北亚悖论”的途径,拓展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视野,进而发现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独特性。可以预见,随着东北亚博览会自身建设逐步完善以及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东北亚博览会发挥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功能的空间会逐步增大,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东北亚地区环境,实现以次区域合作带动区域合作的新局面。

王云鹏^[10]（2020）在《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文中研究指明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和韩国文在寅政府进入执政周期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地区局势的变化,再加上美韩双方在在国家利益和领导人理念方面的差异,美韩同盟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化”趋向。本文聚焦于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调整和演变的新动向,系统梳理双方在各领域的政策分歧,探析美韩同盟“离心化”态势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影响。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主要表现为美韩双方在韩国自主权、对华政策、对朝政策、军事合作、经贸合作、民族情绪等方面的分歧。受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和韩国综合国力相对上升的影响,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趋于弱化,从而降低了同盟关系中美国对韩国的主导性。在对华政策方面,美韩在对华战略定位和对华政策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分歧。特朗普政府在战略认知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①而文在寅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合作伙伴,并努力修复因“萨德”受损的中韩关系。在对朝政策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较往届政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时效和手段等问题上。在军事合作方面,美在韩敏感军事设施的部署、驻韩美军的军费分摊是双方矛盾的集中点。在经贸合作领域,随着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韩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凸显出来。以“美国优先”着称的特朗普倡导“公平贸易”的商人思维,迫使韩国在外贸问题上对美国妥协。在民族情绪方面,文在寅执政时期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加剧了美韩同盟的离心化倾向。美韩同盟“离心化”态势出现的原因可以从地区、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加以分析。在地区层次,朝鲜半岛局势呈现出明显的缓和态势是美韩同盟“离心化”的重要外部因素。特别是美朝和韩朝之间都放弃之前的敌视政策,开始通过对话、经济和人文交流等手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美韩同盟的战略重要性下降。在国家层次,美韩两国的立场和战略目标分歧是同盟离心化的根源所在。作为全球大国,美国始终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地区秩序主导权的角度在朝鲜地区进行战略部署。而韩国不仅身处半岛地区,而且作为地区领土、历史纠纷的当事国,看待美韩同盟的出发点是自身的安全保障。这一视角差异决定了双方难以在根本利益达成一致。在个人层次上,文在寅和特朗普执政风格和理念矛盾助力了同盟“离心化”的态势,不仅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与文在寅的“进步派”理念存在矛盾,而且特朗普“以实力说话”的霸道作风与文在寅“和平、平等”理念也相悖离。总体来看,美韩同盟的诸多分歧和“离心化”态势并未完全动摇美韩同盟的整体结构和稳定,但美韩同盟是东北亚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再调整的过程必然引发东北亚安全结构的变化。一是美国的地位有所下降,表现为在美韩同盟中对朝政策的主导地位下降和对盟友日、韩的管理能力减弱;二是中国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的支柱作用凸显,表现为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和对日、韩的影响力增强;三是韩国“平衡者”角色增强,表现为其在韩美朝、韩美中两组三边关系中的平衡作用;四是朝鲜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地位有所上升,表现为其自身参与谈判筹码的增强和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互动的频率和效果显着提高两个方面。

二、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态势与中韩经贸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态势与中韩经贸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朝韩贸易的困境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2）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九桥战略”对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延边地区对韩经贸合作中的优势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论文提纲范文）

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态势与中韩经贸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朝韩贸易的困境与出路[J]. 朱芹. 韩国研究论丛, 2021(01)
• [2]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九桥战略”对接研究[D]. 李如来. 吉林大学, 2021(01)
• [4]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D]. 赵嗣远. 吉林大学, 2021(01)
• [5]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6]延边地区对韩经贸合作中的优势因素分析[D]. 郑莉玲. 延边大学, 2020(05)
• [7]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8]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D]. 姜珊珊.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9]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D]. 张松梅.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的“离心化”态势[D]. 王云鹏. 山东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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