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平等思想述要（论文文献综述）
徐超[1]（2020）在《晚清山东灾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的最后72年,自然灾害频发,本文在第一章中分别对旱灾、水灾、黄运洪灾、风灾、雹灾、地震、瘟疫、潮灾等几种常见灾害进行简要分析。几种灾害中以水、旱、洪三种灾害的破坏力最为强劲,旱灾的发生概率更是高达97%,平均每年成灾17县次,堪称晚清山东第一大灾,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1876-1878年的三年内成灾234州县,人口损失将近200万,水灾、洪灾也是破坏力极强的灾害,尤其以1855年黄河改道,四省水患基本集于山东一省,当年成灾六分以上者超过7000个,灾民超过700万。结合几种常见灾害的发生规律可以看出晚清山东灾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各种灾害频发、破坏力极大。第二,灾害群发,各种灾害常常同时并发。第三,各种灾害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布特性。第四,有着明显的平静期和淡定期。第五,“天灾论”与“人祸论”并存。几种灾害之中又分为三类,第一类,地震、潮灾、风灾、雹灾。由“天灾”造成,且频率不断加快。第二类,水灾、旱灾。这两类灾害的发生都是降水量直接造成,也属“天灾”,但发生频率与前期相比较为稳定,未呈现明显的加快趋势。整个清代旱灾平均1.2年一遇,水灾平均1.1年一遇,而在晚清72年间旱灾发生70年次,平均1.0年一遇,水灾发生68年次,平均1.1年一遇。第三类,黄运洪灾。“人祸”影响尤其严重,这也是晚清灾害相较于前期最为不同的一点。晚清时期洪灾本就频发,河官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使得贪腐严重,河工逐渐崩坏,河工决口更加频繁,整个清代山东黄运洪灾平均2.3年一遇,晚清则是1.8年一遇,频率明显加快。为更好的理解晚清河工败坏的内在原因,本文着眼于贯穿清朝前后的两次河务分治,从雍正年间,河务一分为三到晚清黄河改道,山东巡抚被迫兼理河官,围绕着山东河务开始了两条主线,一条便是中央的新道故道之争,另一条便是山东灾情的不断扩大,前后持续数十年,直到光绪年间,最终以新道派压倒故道派,山东河务治理走向地方化而结束。山东河工陷入了不断完善但又频繁决口的死循环,黄河改道后,山东河务基本被弃置,实质上反映了河务系统的混乱、地方权力的膨胀和苏鲁两省地位的差别,尤其苏鲁两省在地位上的变换更是交错着漕运难兴、国运危机、大兴洋务的时代背景,无论哪件大事,不幸的是山东河务始终不是被重视的那个,也就注定了晚清山东河务的悲剧。或许从晚清河务分设之时就注定了山东河务的崩溃命运吧。最后介绍的是灾害对于当时社会的几个重要影响,首先是直接影响,一方面,灾害频发使得局部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低,晚清山东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较高的地区,往往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另一方面,山东“地少人稠”,灾害频发难以生存,“流民”只得进行人口迁徙,从迁徙方向来看,远距离的是“闯关东”、“走关中”,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也缓解了迁出地的人口压力,促进了山东与迁入地的精神文化交流,短距离的则是为躲避洪灾或者出于赈济、三角洲等原因的吸引。“流民”规模不断扩大,清政府无力赈灾但却禁止灾民流动,强迫灾民返回原籍,忍受饥饿,坐以待毙,从而激化了社会固有矛盾,使原本稳定的社会关系失调,若再有人加以组织和利用,濒临绝境的农民就会奋起反击,社会骚乱和暴动频繁发生,捻军、土匪、抗捐抗税、义和团等斗争纷起。
胡慧娥[2]（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杜林东[3]（2019）在《从城郭到都市：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与筑路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建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方法,基于晚清民国报刊、方志、档案汇编、图集影像等史料,对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筑路事件做以梳理、对比、解释。将城墙、道路及其相关内容置于“清代——清末新政——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总时间线下研究,以城墙、道路作为公共工程的建设转型为中介,将拆城筑路导致的建筑、城市形态改变同社会关系进行关联,以解释拆城筑路的发生机制。本文共五章,主体三章,分别以观念、生产方式、物与技术三个角度切入进行分析,三个角度同时具有一定的层级递进关系。首先将传统时期的城墙认知与晚清民国时期筑路代替筑城的认知进行对比,城墙总体从有用转为无用落后,道路被寄托现代化的期望,整个转变过程体现东西文化间的冲突回应;随后,对清代与清末新政至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工程管理机构,与城墙、道路作为公共工程建设模式的转型进行对比,并分析建设过程转型中新空间建设的财政、新空间与旧产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拆城筑路在彼时是一种可以理解甚至迫不得已的市政建设方式。而生产方式的转型恰恰促使一种新的观念得以落地出现新的空间,促使拆城筑路得以发生;最后,对近代拆城筑路过程做以梳理分析。描述清代地方治所中城墙的基本形态与晚清时期出现的问题。以上海、北京为重点,兼及天津、汉口、广州、重庆四座开埠城市,进行个案对比分析。基于《道路月刊》描述彼时以开埠城市为首,集中于长江上游、中游、岭南地区的总体状况,并分析城墙作为古物认知后的处理策略。论述知识技术对拆城筑路的促进作用。拆城过后,道路以功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方式被视为都市设计的重要策略。总结城墙与道路在观念与生产方式改变的作用下,公共物层面经历的转型模式。本文得出结论:观念与物呈现双向作用的关系。之于拆城筑路,在自上而下的变革中,总体呈现以观念的改变为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载体（关系机构与法规两方面）,西方知识技术的传入为手段,进而作用到具体物质空间,物质空间的变化反相强化观念。整个过程中伴随权力、社会的相互纠葛,权力总体呈现主导力量。同时该循环中的观念变化来源于晚清同西方的物质空间对比与中西观念的直接碰撞,变化的物质空间同新时期西方物质空间再次对比,结合新的中西观念,促成再变化的观念,达到新的循环。拆城筑路又总体呈现四个特征:以“都市进步”为核心、权力作为主导力量、民间协会的官方性与促进作用、内变革与外部刺激的应和。由拆城筑路一事可窥探近代中国城市、建筑建设范式转型中的效仿、激进与不彻底特征。
贺雪枫[4]（2019）在《以改良为本，发革命先声 ——谭嗣同民权观及实践研究》文中指出谭嗣同出生于洋务运动兴起之时,乃晚清“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节点上,怀揣救亡图存的使命,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中学和西学的交汇中,构建救国救民的理论,最终以“民权”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民权观既反映出维新派人士对救国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超越维新派人士认识水平的思想精华。本文以谭嗣同的民权观为视角,窥探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化转型时期,如何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以救国为目标,紧扣平等、民主、自由的时代脉搏,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进展和方向。首先,讨论谭嗣同如何破除构建其民权观的桎梏。从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甲午战败对谭嗣同个人产生的刺激,剖析谭嗣同对清朝以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认识,得出谭嗣同把君主专制制度看作中国衰败的根源。他以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标,全面审视批判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伦理纲常。从经济角度出发,将小农经济与机器生产做对比,突出发展机器生产的必要性,将经济发展作为政治上兴民权的基础。从文化角度出发,谭嗣同为打破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后盾——三纲五伦,将“父权”提升到维护“君权”的高度加以批判,使得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更具有彻底性。其次,主要探讨谭嗣同如何基于自身中西文化的知识体系以重新阐述平等的君民关系。具体而言,谭嗣同在面对封建王朝的重重矛盾以及西方国家侵略的背景下,以构建平等、民主、自由的大同社会为最高追求。同时,考虑到中国民众的现状,他认为兴民权要通过启民智的手段来实现,指出应采用兴办学堂、组织学会、办报纸三种具体途径,以达到提高民众政治素养和兴民权的目的。他还将想法落实于实践,积极参与湖南新政和维新变法活动,不遗余力的投身于推进近代化的实践活动中。最后,主要分析谭嗣同民权观的特殊性,思考其民权观的价值和影响。首先,谭嗣同民权观相较于维新派人士而言表现的更为激进和彻底。其次,谭嗣同身为改良派,其民权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民变”的认同感,较为推崇“任侠”精神和民众的力量。最后,谭嗣同具有反君权、求自由、促民主的革命倾向,通过《仁学》集中表达出来,其言其行都极大的启迪了后期革命派。
关伟[5]（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王新立[6]（2017）在《近代文学社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对近代文学社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发展状况作一通览式的描述,以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和认识。尝试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考证近代主要文学社团的产生与发展状况,从文学史、社团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文学社团与近代社会文化、近代文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关注与其紧密相关的外在因素,如时代局势的动荡,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学革命和新文学思潮的影响等,也关注其内在的存在状态,如社团内部的构成、社团的条例规定、社团活动与发展的方式、社员的文学创作与作品的收集、整理与传播等,使文学社团研究更加立体化,更加丰富。文章思路方面,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从近代社会的巨变,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革命,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方面,探究这些时代因素对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学社团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从19世纪初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120余年间文学社团的发展历程,依据该时期文学社团发展的具体状况,分为恢复期,复兴期,低落期,持续发展期四个阶段,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社团进行详细梳理。对一些重要社团进行具体考证。第三章为近代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文学社团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其中台湾以诗钟为主要创作方式的文学社团活动,在近代,特别是在清末发展非常繁盛。东南亚作为中国海外华人数量最多、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较之其它地区,也更加浓厚。本章马来亚地区为中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社团在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当地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影响。第四章为近代文学社团的特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社团与社员的考察,一是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考察近代文学社团与社团成员的地理分布,二是对社团主要成员身份的考察,并进一步探究社团的性质与特征。此外,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止之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文社,并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消亡,而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并继续存在着。第五章为几类特殊的文学性社团研究,在近代文学社团的发展中,既有一些和前代文学社团相似的社团,如怡老类社团,又出现了一些前代没有的社团类型,如诗钟社。现阶段这些社团在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也难以归类,同时又创作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特征。为完整体现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全貌。本章针对几类主要的文学性社团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怡老类文学社团、季节性文学社团、诗钟类文学社团、哀悼性质的文学社团,以及报刊类和校园文学社团等。
何明章(Ho Ming-CheungEllis)[7]（2017）在《「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文中研究指明1887年,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在美国成立宣道会,倡议联合各方信徒,以追求生命成长及推行普世宣教运动为宗旨。同年,该会便派出宣教士来华。这些宣教士进人中国工作,整整有六十年之久,在内陆省分建立了四个教区。至1949年,宣道会西教士撤离中国大陆,辗转南下香港等候美国总会进一步的指令。他们大部分被派往其他国家的宣教区工作,但是有几位却坚持留下,希望在这块接壤大陆的英国殖民地上延续中国的福音使命。由此,宣道会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论文即是探讨宣道会在香港的事蹟,是次研究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整理和还原香港宣道会在上世纪五十年的发展历史。第二,发掘昔日香港宣道会西教士将教会管理权交到华人手中的过程;这涉及海外差会与本地教会的合作及教会本土化之事宜。第三,分析香港宣道会何以在短短五十年内,由零演变为香港基督新教第二大宗派之原因。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关乎宣道会及其运动的内涵与精神,而衍生出要以最快及最直接的方式到未有教会的地方作宣教的策略。接着是宣道会在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会在内陆建立的四个宣教区域与工作情况。第二章则有关该会在1949年撤退至香港的历史,与西教士离去或留下的抉择。从第三章开始,文章则转到宣道会在香港发展的历史。首先是宣道会在调景岭难民营的工作,该会在颠沛流离的难民当中建立了第一批信徒会友;继而阐述宣道会在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走到香港偏僻的市郊及乡村传道、建立了第一批堂会的过程。接着是在六十年代,宣道会凭藉在徙置区开设堂会的便利,在徙置大厦天台及附建式校舍兴办小学,接触与服侍大量基层市民。至七十年代起,香港人口持续膨胀,政府在偏远地方发展了多个新市镇,而宣道会则配合政府的房屋及福利政策,前往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开办不同的社区中心及建立堂会。其後,宣道会亦走到临时房屋区以服侍基靥移民。八十年代以後,本土教会渐趋成熟,开始策动十年植堂和增长计划;区联会除致力在本地植堂外,亦组织本地差会以派遣本土宣教士前往海外地方宣教,致力将福音向外拓展。直至世纪末,香港宣道会已一跃成为当地第二大的新教宗派,在基督教界甚具影响力。论文的最後两章,是有关香港宣道会的本土化进程。就在宣道会香港教区成立了两年之际,西教士已按照总会所指示的路线,有计划及有秩序地,以渐进的方式促成本地教会达致「自养、自治和自传」自立的三重目标。早期,该会的本土化进程主要是由西差会领导,本地信徒予以配合。至六十年代,本地堂会成立了自治联会,西教士亦开始将教会的权责慢慢下放。在踏人七十年代,西差会与本地教会在地位上已是平等,而双方则开展二十年的移伴合作时期,共同在当地推动福音的发展。至八、九十年代,本地教会已非常成熟,联会除可策划整体方向的同时,亦能组织差会以推动海外的差传事工;这时,西差会亦喜见本地教会的自立,慢慢淡出本地工作,功成身退。香港宣道会由西差会交棒至本地教会的进程是非常和谐与畅顺,其事蹟可称得上是中、西合作的典范。最後,在结论部分,是阐述上世纪香港宣道会何以由零,演变成为第二大新教宗派之原因。方法是依据文章主体的历史论述,从宣道会之中国经验、立会精神、人事、社会、政教关系及中西合作等各个方面,分析该会快速增长及其发展最为突出的地方。
黄家周[8]（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李细成[9]（2012）在《中国哲学视域下的耶儒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以历史与逻辑统一、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实践兼顾的研究方法对耶儒互动的历史进程与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分而言之：从历史的角度,将耶儒互动的进程分为唐元、明清与近现代三个时期：唐元时期耶儒互动尚未展开,因此重在总结出基督教活动的成功经验“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由外诠内的表达方式”与失败教训“补充性不明,教理之独特性不彰”、“人格性不清,教行之光辉性不显”；明清时期耶儒互动虽然已经全面展开,但主要表现为利玛窦路线下的耶儒融合与龙华民路线下的耶儒冲突,两条路线贯穿整个时期,空间上存在相互交错的情况,融合的主题是“补儒”、“合儒”,原因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冲突的主题是“神权”、“皇权”,原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近现代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动荡变革,耶儒互动也伴随时代风潮显得波谲云诡,因此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变法维新改良运动时期（包括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与民国前期（包括孔教运动、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与现代新儒家活动时期。从逻辑的角度,将耶儒互动的哲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利玛窦的“适应哲学”（以耶为体、以儒为用）；康有为、谭嗣同的“改良哲学”（以儒为体、以耶为用）；洪秀全、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洪秀全：杂糅耶儒、非儒非耶；孙中山：兼取耶儒、亦儒亦耶）；赵紫宸、谢扶雅、徐松石、何世明等人的“本色神学”（赵紫宸、谢扶雅等：以耶为体、以耶合儒；徐松石、何世明等：以耶为体、以儒合耶）。基督教一方自始至终都占据思想主动,在经历了“适应——改良——革命——本色化”的逻辑演进之后,其“适应哲学”以“本色神学”的理论形态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将耶儒互动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篇章：上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分析耶儒融合与冲突起始于“上帝观与祭祀观”这一最容易察觉、最首先面对的不同信仰在主流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标志性外化,而其真正产生冲突与融合的义理根源在于彼此对“三位一体与三命一德”、“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基督本位与中华本位”三方面传统观念的异同；中篇由里进内、升堂入室,从上篇的不同观念进一步探本溯源,分析耶儒之间“原罪论与性善论”这一最为异质异性、最为核心也最难调和的义理冲突,从“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他律伦理与自律伦理”、“神学的道德学与道德的神学”三个方面展开；下篇由内出外、去伪存真,在中篇对耶儒异质异性的重大理论难题及其可能解决的方式方法得以全面揭示之后,进一步分析耶儒不同理论指向“来世观与今世观”在生活实践中的不同表现,从“灵肉二分与心物一体”、“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宗教之教与教育之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三大篇章从宏观上将基督教与儒家在哲学理论上的异同进行系统分疏,一方面全面揭示出中国历史上耶儒互动的整体思想背景,以便对于具体的互动内容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全面评判中国历史上耶儒互动内容的优点与不足,以便对下一阶段的互动内容有一个继往开来的启发与功效。从微观的角度,对耶儒互动主要内容的三大方面都选取代表人物与哲学体系展开较为精细的研究：与上篇互动内容密切相关,论述了“利玛窦补儒合儒的适应哲学”,分析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三：宏伟目标指引下的坚忍心态与灵活策略、人文主义思想背景与耶稣会士的身份、自上而下传教路线优势的发现与认定；概括其哲学内容主要有四：以行合知、以知合意、补儒易佛、补古易今。其中,“以行合知”彰显出的不言之教与“以知合意”彰显出的难言之隐揭示了其适应哲学“神学让位于人学——知识光显于行为——行为则迎合人意”这一本质结构。“以知合意”的主要内涵有三：一、从上下关系来看,是“合人意”而非“合神意”,这方面主要表现为重视现实功利的科技传教；二、从内外关系来看,是“合他意”而非“合己意”,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利玛窦潜心学习汉字、研读中国古代经典、肯定中国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礼制。三、从本末关系来看,是“合上古之意”而非“合后世之意”,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利玛窦以儒家六经中固有的“天”、“上帝”诠释天主教的“天主”、“上帝”为切入点,阐发基督教神学精义。与“以行合知”、“以知合意”的形式建构相对应,在内容建构上,利玛窦先以“补儒易佛”的方式将基督教与佛教在性质上严格区别开来,贬斥佛教,严守门户,再以“补古易今”的方式将基督教与儒家在程度上拉开距离,贬低儒家,自高身价,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地想办法实现在义理上归化中国的美梦。归结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三：重德轻知、重同轻异、重质轻量。从上篇所论耶儒互动主要内容来看：“宏伟目标指引下的坚忍心态与灵活策略”、“自上而下传教路线优势的发现与认定”这两点大体和“基督本位与中华本位”相互对应；“以行合知”、“以知合意”这两点大体和“三位一体与三命一德”相互对应；“补儒易佛”、“补古易今”这两点大体和“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相互对应。另外,还选取论述了“洪秀全、孙中山应用耶儒的两种形态”,认为洪秀全与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领袖,都在应用基督教或儒家的思想武装民众,力图去旧更新,但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出于儒生的洪秀全是“新瓶装旧酒”,基督教对他来说不过是用来包装民间宗教与皇权专制这些“旧酒”的一个“新瓶子”,不旧也旧；出于基督徒的孙中山是“旧瓶装新酒”,儒家对他来说可以成为一个容纳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这些“新酒”的一个“旧瓶子”,不新也新。从上篇所论耶儒互动主要内容来看,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本位”相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洪秀全、孙中山当然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本位”：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名为基督教“一神信仰”,实为儒教“多神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似套着“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模型,实则渗透了“三命一德”的儒家精神。与中篇互动内容密切相关,论述了“本色神学家贯通原罪论与性善论的两种途径”,认为：一条是自下而上、人而神的伦理学路线,以中华为本位、返本开新,以赵紫宸的“人格主义”为代表,想要说明“基督教也是性善论”,崇尚人格创造与自力救赎；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神而人的宗教学路线,以基督为本位、溯源清流,以徐松石的“二重良心”论与何世明的“失诸正鹄”说为代表,力图论证“儒家也有原罪论”,信望恩典降临与他力救赎。两条路线最终汇通于融贯耶儒的“孝道观”：凸显父慈,强调天父的主动施恩与他力拯救,落脚于“天”、“命”,这一向度与自上而下、神而人的宗教学路线相贯通；凸显“子孝”,强调人子的主动作为与自力拯救,落脚于“心”“性”,这一向度与自下而上、人而神的伦理学路线相贯通。从中篇所论耶儒互动主要内容来看：徐松石、何世明强调的是基督教“原罪论”境域中的“神性之爱”与“他律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的道德学”；赵紫宸凸显的则是儒家“性善论”境域中的“人性之爱”与“自律伦理”,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的神学”。与下篇互动内容密切相关,论述了“康有为、谭嗣同弘扬儒家入世精神的两个维度”,认为康有为从横向（大同之道、同则通）的角度,将农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之乐更新为工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诸天之无量”、“天上之极乐”,将传统意义上作为治道之极致的“天下主义”更新为现代意义上治道之极致的“世界主义”,他的“大孔之教”在总体上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与此同时,谭嗣同则从纵向（大通之道、通则同）的角度,将儒者“为国流血”、“杀身成仁”的生命寄托,从传统意义“气一元论”聚散有常、自然状的有机生命共同体更新为现代意义“气一元论”热火朝天、机械化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又一个革故鼎新之际,他以“大仁之身”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儒者的康、谭二人在面临基督教严峻挑战之时,都是以儒为体、以耶为用,借助佛教思维,更新了传统儒学成性、成身的哲学内涵,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更高的理论平台上凸显、强化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称天而行、称天而治的人格之教,虽然二人都深具“大忧患大担当的宏伟愿望与豪雄气概”和“逆来顺受以苦为乐的先知精神与宗教情怀”,但他们在面临基督教的巨大挑战之时,不仅没有和与自身气质相近的基督教精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反而在受其刺激时借助于佛教思维知行合一地更新、光显了传统儒家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在他们二人以儒家“入世精神”应对基督教“出世信仰”的“时”、“空”二维中,其思想之起承转合内容上表现为：大孔之教以致大同之道、大同之道以成大仁之身、大仁之身以享天游之乐、天游之乐以成大孔之教；形式上表现为：受耶刺激、以佛出之、实则为儒、亦合于道。从下篇所论耶儒互动主要内容来看：“大孔之教以致大同之道”显然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大同之道以成大仁之身”显然是“群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大仁之身以享天游之乐”显然是“心物一体”而非“灵肉二分”；“天游之乐以成大孔之教”显然是“入世主义”而非“出世主义”,作为起点与终点的“大孔之教”是他们应对基督教信仰、改良儒学的关键所在。从理论的角度,一方面对耶儒互动主要内容的疏理并不局限于中国历史上的耶儒互动主题,而是将触角全面铺展到整个基督教与儒家的哲学系统,力图在“内在批判”、“内在比较”逻辑演绎的基础之上,对耶儒互动进行“外在比较”与“外在批判”的综合分析,以“本具之理”彰显“必至之势”；另一方面对耶儒互动历史进程的梳理也并不局限于阶段划分,而是力图对每一阶段代表人物与代表思想的“代表性”进行深入挖掘与审慎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每一阶段耶儒互动的原因、特征、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必至之势”呼应“本具之理”。从实践的角度,对耶儒互动主要内容与历史进程的系统梳理,实践指向主要有三：第一,以“耶儒互动”为问题意识,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主干式”地宏观疏通,一方面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规划提供一己之见,另一方面对当前中国学界消化基督教思想、回应时代问题的思想创作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阅读材料；第二,系统展开耶儒互动的冲突与融合,一方面便于儒者、基督徒或其他宗教伦理的修行者在悟道理论与修行方式上遇到身心困扰与迷惑困顿时有所参考,另一方面也便于涉及耶儒互动领域的大众行业工作者在面对信息爆炸与多元价值左右为难莫知所措时有所认知；第三,思想疏通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开新,实现理论的修复与升华,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继往开来,促进社会的繁荣与和谐。经过“适应——改良——革命——本色化”这一完整的逻辑演进之后,新时期的耶儒互动也进入了世界文明对话、世界和谐共建的全球化大时代,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立场来看,耶儒互动最大的意义在于以自身的历史演变作为案例启示,唤醒世界各个民族传统在彼此之间发生文明互动时,理论上应当秉承“以道观道·以心观心·以物观物·以天下观天下”的开放心态,实践上必须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行为准则,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成己、成人、成物、成教。
肖思锋[10]（2009）在《从太平天国政权的兴衰看道德与法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道德实体化为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运用一定技术使法律获得与道德有根本不同的可操作性效果。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农民运动,其政权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核心道德的坚持程度及其法律化的成败。事实上,太平天国对"上帝信仰""平等""大同"等核心道德理想的弘扬造就了其最初的胜利,但在政权建设中由于缺乏有效地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技术手段和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对道德和立法的双重背叛,使得政权逐步丧失其合法性并率先从内部瓦解了政权的道德和法律基础,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二、太平天国平等思想述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平天国平等思想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山东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具体界定 |
| (二)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和难点 |
| 一、晚清山东灾害概况及其内部区域特征 |
| (一)山东概况 |
| 1、行政概况 |
| 2、地理气候概况 |
| (二)水旱灾情 |
| 1、旱灾 |
| 2、水灾 |
| 3、黄运洪灾 |
| 4、其他灾害 |
| 5、小结 |
| 二、河务与洪灾 |
| (一)河务两次分设 |
| 1、雍正河务首分 |
| 2、晚清河务再分 |
| (二)中央与地方的脱轨 |
| 1、两派之争与山东河务 |
| 2、争锋终结与周馥治鲁 |
| (三)河务探析 |
| 1、专职兼职的变更 |
| 2、权力制衡的博弈 |
| 3、苏鲁固定的地位 |
| (四)小结 |
| 三、灾害与社会 |
| (一)人口锐减 |
| (二)流民的迁移 |
| 1、“闯关东” |
| 2、走关中 |
| 3、短距离迁移 |
| (三)灾民骚乱和暴动 |
| 1、捻军 |
| 2、抗粮抗捐抗税斗争 |
| 3、土匪群起 |
| 4、义和团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晚清山东黄河决溢一览表 |
| 附录二 晚清历任东河总督一览表 |
| 附录三 晚清山东灾害一览表 |
| 致谢 |
（2）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3）从城郭到都市：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与筑路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起源与研究发问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时空范围 |
| 1.1.3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
| 1.1.4 研究现状 |
| 1.1.5 研究发问与创新 |
| 1.1.6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 |
| 1.2.1 本文使用主要材料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框架 |
| 2 观念:城墙与筑路认知的转变 |
| 2.1 传统时期的城墙认知 |
| 2.1.1 防御 |
| 2.1.2 王朝统治的象征 |
| 2.1.3 风水格局 |
| 2.1.4 小结 |
| 2.2 拆城筑路:传统迈向现代 |
| 2.2.1 国家:拆城筑路等于革命 |
| 2.2.2 社会:先进、财富、平等、卫生 |
| 2.2.3 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路径 |
| 2.2.4 小结 |
| 2.3 拆城的放缓:城墙作为古物 |
| 2.4 中西冲突的回应 |
| 3 生产方式:公共工程建设转型 |
| 3.1 清代建筑工程建设机构 |
| 3.1.1 中央政府 |
| 3.1.2 地方政府与绅士 |
| 3.2 城墙作为传统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 |
| 3.2.1 清北京城墙 |
| 3.2.2 清地方城墙 |
| 3.2.3 小结 |
| 3.3 现代市政机构的出现与市制的创立 |
| 3.3.1 民族国家与地方自治:以都市建设为核心 |
| 3.3.2 自治机构到市政机构 |
| 3.3.3 市制(法规)的建立 |
| 3.3.4 小结 |
| 3.4 公用事业与拆城筑路作为新时期公共工程建设 |
| 3.4.1 公用事业作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
| 3.4.2 拆城以利公用事业 |
| 3.4.3 拆城筑路的经费问题 |
| 3.4.4 拆城筑路的土地产权问题 |
| 3.4.5 小结 |
| 3.5 作为观念与物的中介 |
| 4 物与技术:城墙拆除与道路铺筑 |
| 4.1 清代地方治所的城墙形态与问题 |
| 4.1.1 治所中的城墙形与组合 |
| 4.1.2 城墙规模与治所等级 |
| 4.1.3 以商埠为代表的影响 |
| 4.1.4 小结 |
| 4.2 拆城筑路的过程 |
| 4.2.1 典型城市案例:以上海、北京为重点 |
| 4.2.2 基于《道路月刊》的总体状况 |
| 4.2.3 城墙作为古物的改造:《北京城墙改善计划》与《首都计划》 |
| 4.2.4 小结 |
| 4.3 技术引入与发展 |
| 4.3.1 交通变革与筑路的互促 |
| 4.3.2 筑路技术的引入 |
| 4.3.3 拆城中的技术性 |
| 4.3.4 小结 |
| 4.4 道路作为都市设计的举措 |
| 4.4.1 功能主义:以道路断面为中心的考查 |
| 4.4.2 民族主义与城市美化:《首都计划》与“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 |
| 4.5 公共物的转型 |
| 5 历史透视下的拆城与筑路 |
| 5.1 拆城筑路的作用机制及特征 |
| 5.1.1 作用机制:观念与物的双向作用 |
| 5.1.2 特征1:以“都市进步”为过程核心 |
| 5.1.3 特征2:权力作为过程的主导力量 |
| 5.1.4 特征3:民间协会的官方性及其促进力量 |
| 5.1.5 特征4:内部变革与外部刺激的应和 |
| 5.2 效仿、激进、不彻底的营建范式转型 |
| 5.3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及得奖情况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4）以改良为本，发革命先声 ——谭嗣同民权观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冲决君主专制网罗 |
| 第一节 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
| 第二节 反思传统伦理纲常 |
| 第三节 反对小农经济模式 |
| 第二章 倡行改良遥通大同 |
| 第一节 构建“民本君末”关系 |
| 第二节 启迪民智宣传新知 |
| 第三节 积极参与维新变法 |
| 第四节 憧憬理想大同社会 |
| 第三章 萌发革命先声 |
| 第一节 日趋激进的改良思想 |
| 第二节 秘密联系民众力量 |
| 第三节 启迪后人革命志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演，自2月21日正式开讲后，有讲学记录可查的共十三次，列表如下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科研成果情况 |
（5）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近代文学社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论述 |
|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研究 |
| 二、九十年代至2005年期间的研究状况 |
| 三、2006年以来的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难点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一、“近代”时间范围的确定 |
| 二、“文学社团”概念的界定和收录标准 |
| 三、具体文学社团命名的方式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文学社团”源流考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述 |
| 第三节 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 |
| 第四节 近代文学思想流变与特征 |
| 一、传统文学思想的延续与改变 |
| 二、早期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文学思想 |
| 三、文学界革命 |
| 四、革命派的文学思想 |
| 五、文学特征 |
| 第二章 近代文学社团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近代文学社团恢复阶段 |
| 一、兰心诗社考 |
| 二、泊鸥吟社考论 |
| 三、沽上梅花诗社考 |
| 四、其它文学社团概述 |
| 第二节 近文学社团复兴阶段 |
| 一、江东词社考论 |
| 二、言社、益社考论 |
| 三、其它文学社团概述 |
| 第三节 近代文学社团低落阶段 |
| 一、支社考论 |
| 二、翠屏诗社考论 |
| 三、其它文学社团概述 |
| 第四节 近代文学社团再次复兴阶段 |
| 一、希社考论 |
| 二、虞山诗社考论 |
| 三、寒山社考 |
| 四、其它社团概述 |
| 第三章 港台地区及东南亚文学社团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香港、澳门地区 |
| 第二节 台湾地区 |
| 一、发展轨迹 |
| 二、社团目的与主要内容 |
| 三、社团活动简述 |
| 第三节 东南亚地区 |
| 第四章 近代文学社团的新变 |
| 第一节 近代文学社团的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近代文学社团的构成与变化:基于社团成员身份的考察 |
| 一、成员身份的考察 |
| 二、社团成员的籍贯分布 |
| 第三节 科举兴废与近代文社转型 |
| 第四节 近代女性文人结社活动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近代特殊的文学性社团述论 |
| 第一节 诗钟类文学性社团 |
| 一、诗钟渊源考 |
| 二、诗钟的创作方法 |
| 三、近代诗钟类文学社团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怡老类文学性社团 |
| 第三节 季节类文学性社团 |
| 结语 |
| 附录: 近代文学社团知见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撮要 Abstract 导言 |
| 一、研究项目介绍 |
| 二、论文标题、研究范围与价值 |
| 三、论文综述 |
| 四、研究方法、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五、研究的限制 第一章: 背景 |
| 1.1 宣信生平与宣道会的成立 |
| 1.2 宣道会的信仰与组织 |
| 1.2.1 宣道会的信仰 |
| 1.2.2 宣道会的组织 |
| 1.3 宣道会在中国 |
| 1.4 1949年以前宣道会在香港的活动 |
| 1.4.1 1949年以前的香港 |
| 1.4.2 香港於宣道会在中国传教的角色 |
| 1.4.3 宣道会儿童宿舍(Aliance Children Hostel) |
| 1.4.4 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的成立过程 第二章: 宣道会由中国大陆转往香港的过程 |
| 2.1 历史的转折点 |
| 2.2 西教士撤出中国 |
| 2.2.1 新中国对基督教的立场与政策 |
| 2.2.2 宣道会撤离中国大陆的过程 |
| 2.3 宣道会西教士在香港去或留的抉择 |
| 2.4 全中国委员会(All China Committee) |
| 2.5 宣道书局的历史及迁往香港的过程 |
| 2.6 建道圣经学院的历史及迁往香港的过程 第三章: 在香港奠基-宣道会在调景岭的服侍 |
| 3.1 中国政权交替下的难民潮 |
| 3.1.1 香港-国内难民的避难所 |
| 3.1.2 四、五十年代难民潮的景况 |
| 3.1.3 香港政府对难民的政策与态度 |
| 3.1.4 调景岭难民营的设立 |
| 3.2 宣道会在调景岭难民营的服侍 |
| 3.2.1 早期的难民工作 |
| 3.2.2 营内基址的建立 |
| 3.2.3 初期营内的布道工作 |
| 3.2.4 宣道会调景岭堂的建立 |
| 3.3 宣道会在调景岭的培训与教育工作 |
| 3.3.1 布道与培训系统 |
| 3.3.2 宣道圣经学院 |
| 3.3.3 宣道会敢明瞽目学校 |
| 3.3.4 调景岭宣道小学 |
| 3.4 台湾宣道会的成立过程 |
| 3.5 後期的宣道会调景岭堂 第四章: 早期香港宣道会的传道工作 |
| 4.1 西差会的「香港扩展计划」 |
| 4.1.1 黄大仙福音堂的成立(後称:竹园堂/宣信堂) |
| 4.1.2 跑马地蓝塘道福音堂的成立 |
| 4.1.3 渣甸山采石工人聚会所 |
| 4.2 宣道圣经学院开展的工作 |
| 4.2.1 北角堂的成立 |
| 4.2.2 筲箕湾堂的成立 |
| 4.2.3 荃湾堂的成立 |
| 4.2.4 葵涌堂的成立 |
| 4.3 建道神学院开展的工作 |
| 4.3.1 长洲山顶堂的成立(後改称:长洲堂) |
| 4.3.2 坪洲堂的成立 |
| 4.3.3 大澳堂的成立 |
| 4.3.4 杯澳福音堂的成立 |
| 4.4 早期香港宣道会的发展模式 第五章: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的事工 |
| 5.1 香港政府的徙置政策 |
| 5.2 天台学校及附建式学校的兴起 |
| 5.3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办学及建堂经过 |
| 5.4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工作的果效 |
| 5.4.1 事工之目的 |
| 5.4.2 在徙置区传道的方式与策略 |
| 5.4.3 在徙置区工作的果效 |
| 5.5 香港宣道会徙置区事工的终结 |
| 5.5.1 天台学校的终结 |
| 5.5.2 「宣基学校」的终结 第六章: 北角堂的扩展与独立教会的加盟 |
| 6.1 六十年代北角堂的植堂事工 |
| 6.2 独立教会加盟香港宣道会 |
| 6.3 本地教会渐趋多元与成熟 第七章: 香港宣道会的本土化过程 |
| 7.1 宣道会海外宣教的政策 |
| 7.2 宣道会在中国建立本土化教会的过程 |
| 7.3 香港宣道会由西差会移交华会的经过 |
| 7.3.1 推动各堂会之间的联系工作 |
| 7.3.2 筹组由各堂及机构代表组成的华人联会 |
| 7.3.3 「五年自养计划」(Self-Support Program) |
| 7.3.4 购堂资助与贷款计划(The Gift-Loan Plan) |
| 7.3.5 本地教会达至「自传」的过程 |
| 7.4 中西合作促成本地教会自立 第八章: 中西合作及世纪交替的香港宣道会 |
| 8.1 本地教会与西差会的夥伴合作时期 |
| 8.1.1 西差会订定未来的工作方向 |
| 8.1.2 宣道会华基堂的建立 |
| 8.1.3 区联会与西差会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 |
| 8.1.4 宣道会美孚堂的建立 |
| 8.1.5 中西两会联合推动的「教会增长计划」 |
| 8.1.6 「教会增长计划」下开设的堂会 |
| 8.1.7 「香港宣道会社会服务处」的成立 |
| 8.2 香港宣道会在临时房屋区的服侍 |
| 8.2.1 「宣道会屯门堂」在临屋区的服侍 |
| 8.2.2 「宣道会沙田堂」在「圆洲角临屋区」的服侍 |
| 8.2.3 「宣道会爱民堂」在「佛光街临屋区」的服侍 |
| 8.2.4 在其他临屋区的服侍 |
| 8.3 十年植堂与增长计划的开展 |
| 8.4 世纪交替的香港宣道会 结论 |
| 一、「宣道运动」的精神 |
| 二、承继中国内地宣教的工作与经验 |
| 三、在良好的土壤上把握机遇 |
| 四、中西合作推动教会自立与本土化 附录一: 二十世纪香港宣道会植堂扩展的情况 附录二: 二十世纪香港宣道会大事一览 附录三: 二十世纪宣道会香港西教士名单 附录四: 二十世纪宣道会全中国委员会/香港西差会历任主席名单 附录五: 英文名字中译对照 参考文献 後记 |
（8）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9）中国哲学视域下的耶儒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耶儒互动的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致力方向 |
| 第一章 耶儒互动的历史进程 |
| 一、唐元时期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 |
| 二、明清时期天主教与儒家的互动 |
| 三、近现代基督新教与儒家的互动 |
| 四、中国历史上耶儒互动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耶儒互动的主要内容(上) |
| 一、上帝观与祭祀观 |
| 1、三位一体与三命一德 |
| 2、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 |
| 3、基督本位与中华本位 |
| 二、利玛窦补儒合儒的适应哲学 |
| 1、利玛窦“适应哲学”的产生 |
| 2、利玛窦“适应哲学”的内容 |
| 3、利玛窦“适应哲学”的意义 |
| 三、洪秀全、孙中山应用耶儒的两种形态 |
| 1、洪秀全背离儒家与基督教的“新瓶装旧酒” |
| 2、孙中山契合基督教与儒家的“旧瓶装新酒” |
| 第三章 耶儒互动的主要内容(中) |
| 一、原罪论与性善论 |
| 1、神性之爱与人性之爱 |
| 2、他律伦理与自律伦理 |
| 3、神学的道德学与道德的神学 |
| 二、本色神学家贯通原罪论与性善论的两种途径 |
| 1、自下而上、人而神的伦理学路线 |
| 2、自上而下、神而人的宗教学路线 |
| 3、两条路线的交通枢纽：以孝道观融贯耶儒 |
| 第四章 耶儒互动的主要内容(下) |
| 一、来世观与今世观 |
| 1、灵肉二分与心物一体 |
| 2、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 |
| 3、宗教之教与教育之教 |
| 二、康有为、谭嗣同弘扬儒家入世精神的两个维度 |
| 1、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 |
| 2、谭嗣同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 |
| 3、康有为、谭嗣同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从太平天国政权的兴衰看道德与法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天平天国基本道德观念的现实与理论来源 |
| 二、太平天国核心道德观念的凸显与立法实践 |
| 三、太平天国在法律执行中对道德与立法的双重背叛 |
四、太平天国平等思想述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山东灾害研究[D]. 徐超.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3]从城郭到都市：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与筑路初探[D]. 杜林东. 重庆大学, 2019(01)
- [4]以改良为本，发革命先声 ——谭嗣同民权观及实践研究[D]. 贺雪枫. 宁夏大学, 2019(02)
- [5]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6]近代文学社团研究[D]. 王新立. 武汉大学, 2017(06)
- [7]「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D]. 何明章(Ho Ming-CheungEllis).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8]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9]中国哲学视域下的耶儒互动研究[D]. 李细成. 山东大学, 2012(12)
- [10]从太平天国政权的兴衰看道德与法的关系[J]. 肖思锋. 法制与社会, 2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