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部门的绩效测量——对加拿大和香港的初步比较分析(英文)（论文文献综述）
刘琨[1]（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孙彤彤[2]（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陈慧[3]（2021）在《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对于推动学校个性化发展,进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将起到关键作用。校长是学校管理和运行的核心,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是否充分,校长能否用好办学自主权,是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关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研究的文献看,强调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总体趋势,但就执行现状来看,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水平尚有待提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与校长办学自主权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都在转向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力图解决如下问题:（1）通过国际教育调查的数据分析,解析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结构;（2）重要国际教育调查中,不同国家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3）在国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问卷、访谈,在解析本土实践中校长办学自主权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本土中小学校长对办学自主权的期望;（4）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以及提升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策略与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研究并置分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调查评估项目TALIS、PISA和SABER中近年来关于办学自主权的调查,对其概念框架、主题指标、实施方法等进行阐述,通过对TALIS2018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呈现的校长自主权有近乎一致的差异趋势,校长在课程、教材、人事、教师工资方面的自主权较低,在学生纪律政策、预算分配、招生、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SABER2014评估发现上海校长在学校预算、人事管理、学校与学生评估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在发挥学校理事会作用和学校问责方面自主权相对较低。鉴于大型国际教育调查虽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是就办学自主权问题而言深入程度不够,且仅显示了各国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本研究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公办学校中小学校长进行更为细致的办学自主权现状与期望的问卷调查。根据不同区分变量制作出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在问卷项目和问卷维度上的数据概览,为后续其他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研究提供多指标分析参考。研究发现,上海校长在不同维度上办学自主权呈现高中低3个水平,在学校形象、发展规划、教学实施、教育科研方面自主权程度较高;在组织领导、学生德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方面自主权程度中等;在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自主权程度较低。上海校长对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自主权现实与期望的差值最大,落差处于高位水平;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学生德育、课程建设、教育科研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中位水平;学校形象、发展规划和教学实施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低位水平。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对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策略以及政策建议:扩大校长人事和财物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对政府而言,应该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王雪[4]（2020）在《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在教育,而教育质量依赖于教师;语言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自古便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大量的海外移民和其他各类母语非英语学习者的持续增长给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简称为ESL）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开发与完善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教师专业标准体系,贯穿教师职前、入职和职后优秀与杰出四个发展阶段,对教师质量进行三位一体的保障。作为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体系中的一部分,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已经出台了职前和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作为ESL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发展的指针和规范准则,并且标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与完善。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文明和璀璨的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汉语言的推广、汉文化的传播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根本保障,是国家语言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一带一路”愿景实现的重要条件,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这就对我国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尤其是对未成年阶段学习者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然而,这一领域却经常被忽视。美国的ESL教师专业标准与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适用的群体类似、语境类似,且发展比较成熟、实践经验丰富,值得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取美国现行的全部3套ESL教师专业标准:2010版与2018版《学前—12年级教师职前教育计划认证标准》（2010版和2018版现处于并行状态,都属于现行职前教师专业标准范畴）和《英语作为一门新语言标准》（即职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美国现行的学前至12年级阶段ESL教师系列专业标准进行全面剖析与解读,挖掘出该系列标准的产生背景、实然状态、总体特征、成效弊端和借鉴意义。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是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的产物,背后蕴含着政治、文化、语言、教育、需求等因素。因此,本论文首先把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标准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从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文化、教育的整体环境和教师、学生及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两大维度六个方面对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出台的背景做深入挖掘,追根溯源,找出成因。然后以舒尔曼的教师知识理论为指导,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教师专业发展两个阶段（职前和职后）的三套标准从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标准产生的依据和核心思想、标准产生的过程、标准的框架与内容、基于标准的教师认证和标准的特点几个方面进行个体分析。同时抓住新、旧职前标准并行这一难得的机会,在现行标准研究范畴内,在对职前标准进行个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比较、探究不同时期同一标准的承接性与发展性、不变本质与时代发展趋势的融合,以便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美国职前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在分别对美国现行的ESL职前、优秀（职后）教师专业标准进行充分分析后,论文从美国ESL学科整体性、ESL教师专业标准体系完整性的角度,以库玛的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为指导,打乱标准原有的结构,对处于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标准从基本要素、整体框架、具体内容以及基于标准的认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阐释不同阶段标准之间的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内在联系。进而发掘美国现行ESL学科教师专业标准在研制理念、主体结构、涵摄内容、秉持视角、言说话语、认证方式上的共性与特质,并探讨该学科教师专业标准所产生的影响。此外,结合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分析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学与教师专业标准发展现状,参照美国ESL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本文从七大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启示。希望本研究可以为我国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为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与完善、教师教育的改革与优化、教师质量与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师专业的长足发展、以及我国汉语及汉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些许启示。
马骁[5]（2020）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居家养老服务作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内容,是当前国家扶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十三五”以来居家养老服务的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年提升,但当前服务体系满足目标人群需求的能力仍不高,城市老年人在多个服务项目上的整体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这反映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程度不理想,无法为潜在服务对象提供充分的进入服务体系的机会。服务的不可及主要与地方社会服务网络对人群设置的障碍有关,提高服务的可及性是一项供方的责任,有必要从服务供给的角度对服务可及性的困境及成因做出探讨。然而当前国内研究者对居家养老服务可及性问题的理论解读和实证研究较少,对政策实践中什么是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如何测量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如何确定影响服务可及性的因素等问题的解答欠缺理论指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补充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从服务供给的角度分析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现状及成因,并为实践中改进相关政策执行的结果提供参考。本研究试图解答“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方组织结构如何影响服务的可及性?”这一研究问题,具体分为“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有哪些,他们在服务筹资、输送和规制中的角色是什么?”“现有供给模式下的居家养老服务可及性现状如何?”“多元主体参与供给的模式是如何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产生影响的?”“如何调整现有的多元主体供给结构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四个子问题。研究思路是借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多元供给主体在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组织和行为方式,以及现有供给模式下的服务可及性现状和问题做出描述分析;并从服务供给的组织结构中探寻影响服务可及性问题的结构性成因,以为实践中改进相关政策执行的结构、过程和结果提供参考。本研究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采用质性研究的三级编码资料分析方法对研究问题作出解答。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为:（1）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其中政府部门承担着服务筹资和规制责任,社会主体主要参与服务的输送。（2）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可及性较差,从可及性的“可获得性”“空间可达性”“适切性”和“可接受性”四个评价维度展开来看,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服务对象范围局限、服务项目与内容层次低,服务的可获得性较弱;专业性的需求评估手段和服务对象分类分级标准缺失,服务过程和内容的适切性不足。（3）在服务的筹资、输送和规制三个维度中,均发现了服务供给的组织结构对服务可及性产生影响的方式:服务的资金来源和筹资规模影响服务对象的资格条件、待遇标准以及社会主体参与服务输送的积极性,从而对服务的可获得性产生影响;服务输送主体的性质、能力和服务生产形式影响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对服务的可获得性、空间可达性、适切性和可接受性均能产生影响;缺少专业的需求评估手段和精确的服务分类分级的服务规制特征造成服务供给不足与资源浪费并存,对服务的适切性产生了影响。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本研究得到的最终结论是:当前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主要采用了公共筹资、社会主体输送、公共规制的供给模式,这一供给模式下的资金规模有限、服务主体参与能力不足、资金和服务的规制手段粗糙,导致服务的整体可及性较弱。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服务筹资方面提高市级财政资金的保障水平、拓宽服务资金的筹集渠道,在服务输送方面支持社会主体参与服务的分配、丰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形式,在服务规制方面出台精准化的服务分类分级补贴方案、加强对服务质量的评估等政策建议。本研究补充了国内关于服务可及性概念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借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在国内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开展的应用研究,研究结果对政策实践中有效评估标准的构建、有针对性地完善服务体系的组织架构、提升共建共享发展中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增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资源的均等分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提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居家养老服务制度的衔接问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福利多元供给问题、服务使用者对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和可及性现状的评价问题、精细化的“可及性”量化指标的构建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于开展后续研究得到解决。
韩金成[6]（2020）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养老院等一些具有负外部性威胁的公共服务设施时,普遍遭遇到选址地周边居民“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抵抗行为,对地方政府决策能力形成严峻挑战并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邻避设施决策已经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棘手课题。现有关于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研究由于缺乏完整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不但难以做到全面透视邻避设施“决策黑箱”,而且也很难让地方政府官员清楚地认识到邻避设施决策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本文对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展开分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共价值、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等相关概念以及西蒙决策理论、渐进决策理论、行为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的梳理,发现手段-目的链及其所对应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分析结构可以将公共价值视角与邻避设施决策研究很好地联系在一起。邻避设施决策的相关公共价值可划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个方面。从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角度对战略三角模型、公共价值失灵模型、公共价值目录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价值分析工具进行拓展和调适,搭建了一个贯穿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层次的邻避设施决策分析框架。基于此框架,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公共价值研究视角出发,首先解构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其次评估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问题与公共价值重塑实践,再次探究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感知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最后建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邻避设施决策模式。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运用基于公共价值生成链的战略三角模型,从价值目标管理、授权环境管理和运作能力管理三个方面对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进行了制度性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的特征可以概述为“一块战略组、两条价值链、三层授权面”。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作为邻避设施决策的战略管理主体,在应对上部、内部和外部授权环境时显示出了自身运作能力的不足,使得横向上政府机构内部的公共价值整合链和纵向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共价值需求链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公共价值凝聚以及公共价值创造功能。（2）本文以余杭和番禺两个典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与评估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失灵问题及其重塑实践。余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公共价值失灵现象表明,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难以就各自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和工具性价值偏好进行有效弥合,导致现阶段的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普遍存在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失灵问题。通过对余杭案例和番禺案例的对比性考察评估,发现两地政府采取了两条风格迥异的邻避设施决策改进路径,可以分别称之为“余杭模式”和“番禺模式”。两种模式所重塑的目的性价值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而所重塑的工具性价值则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两种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共价值偏差问题,“番禺模式”的价值短板主要体现在创造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目的性价值不足,而“余杭模式”的价值短板主要体现在缺失“中立性”价值。（3）本文根据政府官员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一手数据,考察了政府官员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和工具性价值偏好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的影响。政府官员的目的性价值偏好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性影响,9种目的性价值要素均至少在某一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具有显着性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民主”三种价值在10个邻避设施决策情境中的显着性影响次数均达到或超过了5次。政府官员的工具性价值偏好也对其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性影响,在17种工具性价值要素中,有13种价值至少在某一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具有显着性影响,“效率”“有效性”“创新”“透明性”四种价值在10个邻避设施决策价值冲突情境中影响均不显着。通过对跨邻避设施决策情境下具有显着性影响的价值要素进行关系性分析和层级结构分析,发现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偏好间会呈现出一定的网络特性和层级结构。（4）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管理模式包括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三个部分。在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阶段,政府、企业、社会自身应积极培育公共性,对邻避设施启动价值管理战略,地方政府通过循证分析机制拟定项目决策方案。在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阶段,地方政府、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通过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和协同网络三种类型的嵌入式关系协调模式对邻避设施决策进行主体间关系重塑。在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阶段,地方政府加强协同领导能力,与特许经营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创造多元公共价值,各方通过十项公共价值审查方式展开项目决策评估工作。
王超[7]（2020）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教育治理背景下,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提升教师教育质量,改善教师队伍素质,进而提升本国教育质量,从而实现有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目标,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识。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作为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体检仪”与“指挥棒”,无论是为教师教育质量设置底线,还是指明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教育重镇,教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安大略省对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视分不开,探究安大略省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经验得失,能够为我国构建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提供一定的启发与思考。通过对教师教育质量与教育质量监测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与分析,同时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为依据,建构起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分析框架,并据此对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除去绪论与余论,本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对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及其质量观进行了历史追溯,研究发现:安大略省的教师教育及其质量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聚焦的重点也不一样:英法殖民统治时期,强调以宗教伦理为核心的教师质量,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公立学校教育的兴起,使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和世俗化趋势不断加强,伴随着这一趋势的是对以科学知识为重点的师范教育质量的重视,教师教育制度化时期开启;随着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安大略教师教育也进入了大学化的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构成及其实践运行。研究发现,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安大略省建构起相对完善、特征鲜明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包括:专业化的监测机构、标准化的监测内容以及运用定量化的监测方法与工具。第三部分对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李旭丽[8]（2020）在《深圳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国家中心城市的深圳,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城市转型升级发展阶段,致力于构建国际创新创意先锋城市,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提出外部指向性需求。同时文化软硬件建设是城市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在支撑。但因城市发展政策、时序、经济及功能配套等的原特区内外差异,深圳市域范围内仍然存在以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为代表的非均衡现象;深圳作为典型移民城市,因人口的多元化与动态增长形成对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需求的差异化;长期以来公共文化设施供给以单向和标准化为主要特征,未形成设施供给、使用和评价主体等广泛参与的规划决策与评价反馈过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设施配置不合理问题。基于以上城市发展及现状背景,文章以深圳市市区级大中型公共文化设施为研究对象,梳理城市文化发展历程,分析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现状,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文化设施配置实践,提出深圳市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面临的三个典型适配性差异问题:效率与公平的空间均衡失配、供给与需求的适配差异矛盾、服务与反馈的管理连接不足。针对现状典型问题,分析设施配置需求、以公平效率结合、供给需求适应和文化价值认同为价值导向,借鉴系统规划理论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理论的主要思想,从“地”的适配性、“人”的适配性及“服务”的适配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体系。测量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与城市空间、人口之间,设施本身服务能力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契合和匹配程度。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得到标准化赋值的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包括整体、分维度和分类型结果,以期形成对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适配水平的相对综合的认识。研究对深圳市市区级大中型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进行适配性综合评价。通过GIS空间分析及多种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测量得到结果为:深圳公共文化设施配置整体适配性呈较高水平,设施服务适配性最高,空间适配性最差,博物展览类设施配置适配水平相对较高,表演艺术类设施最低。最后基于评价结果形成反馈建议并提出优化对策:形成连续的文化空间体系规划控制;构建多中心等级梯度空间布局;实现适应需求的规划控制;强调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合力与分力;完善需求—供给—运营—评价—反馈配置机制。
王莉莉[9]（2019）在《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优化与国际经验借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资金作为社会的公共财力,在助力政府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显着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及其所属的公共部门客观上存在着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性,缺乏竞争机制,从而就使财政资金的支出难以摆脱低效率状态。如何保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充分性又克服其供给的低效率状态,最大限度地实现低成本的公共福利效应目标,是经济学界、特别是财政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欧美国家通过充分的制度供给,将私人部门的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公共部门预算管理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提升财政运行效率,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对现代财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政府自21世纪初引入绩效管理后,不断地将国际经验本土化,探索适合国情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目前正处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已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中的经验和问题,以优化未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制度约束对现代财政规范运行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以中国当前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主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比较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已实施制度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结果发现已有政策的执行尚未全部达到预期效果。在评述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历史演进后,其有益经验为中国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当前宜采用人大立法、政府执行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政府主导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但要继续深入微观层面,切实优化未来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完善绩效管理各实施环节和保障措施。主要内容和结论有:一是,以公共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分析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的经济价值,即优化制度供给可以提升公共经济绩效。具体表现为:为公共部门行为树立公共价值、反映公共经济行为的绩效结果、降低公共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和对公共部门资金运用进行再约束。二是,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对已实施制度的效果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以结果为依据,总结存在的问题。制度贯穿了政策的全部过程,在肯定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对已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财政部发布416号文（2011）后,对地方财政预算申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但对财政透明度和民生支出水平的提升尚未有显着影响。之后采用文本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供给及其执行情况,依据分析结果,找出了影响政策实施的关键问题。三是,在梳理了国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中央政府的绩效预算制度体系的历史演进进行总结,尤其是英国政府的预算管理模式更具借鉴意义,并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了在顶层制度约束、绩效指标协商、绩效信息使用和绩效问责应用等方面对中国的启示。四是,从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管理模式和方法等实施机制上,优化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首先应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理顺评审部门职能分工,减少交叉。其次,优化预算绩效管理的各环节衔接和方法设计。最后,提出加大绩效分析专业人才培养、建立智能绩效信息分析技术平台和开发绩效信息资源对接系统的保障措施。论文以优化中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为目标,主要做了以下创新性研究:一是,基于公共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系统研究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的经济价值。将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予以制度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公共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提升公共经济绩效。二是,对已有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及其实施进行定量评价,提出并分析问题。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法,对省级政府层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未达到政策全部预期,即对地方政府年度预算申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但对财政透明度和民生支出的提升无显着影响。据此,又进一步采用文本分析法和问卷分析法,对地方政府所出台法规政策的文本属性和内容、执行情况以及影响执行因素等进行量化分析,以分析结果为依据,总结当前预算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三是,构建物元综合绩效评价模型,改进公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将物元分析法与平衡计分卡、关键指标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相结合,运用平衡记分卡选取维度,确定每个维度下的关键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各层维度、指标的权重,每个步骤结合物元分析法计算出关联度,对应等级标准,量化得出综合绩效水平等级,结果明确,可操作性强。
王海荣[10]（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二、公共部门的绩效测量——对加拿大和香港的初步比较分析(英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共部门的绩效测量——对加拿大和香港的初步比较分析(英文)（论文提纲范文）
（1）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说明 |
| 二、“Autonomy”的语义与译语 |
| 三、学校自主权、学校自治和办学自主权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教育分权改革的探讨 |
| 二、关注校本管理改革的探讨 |
| 三、关注学校效能提升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校长负责制的探讨 |
| 二、关注现代学校制度的探讨 |
| 三、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三章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和评估 |
| 第一节 TALIS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TALIS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
| 二、TALIS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分析 |
| 三、TALIS2018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二节 PISA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PISA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 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三节 SABER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SABER评估的工具与方法 |
| 二、SABER-SAA在各国的评估实践案例 |
| 三、SABER对上海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评估发现 |
| 第四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的启示 |
| 第四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实证调查 |
| 第一节 实证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一、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样本分布与工具有效性分析 |
| 一、样本数据准备 |
| 二、样本属性分布 |
| 三、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三节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数据概览 |
| 一、校长办学自主权在性别上的数据概览 |
| 二、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年龄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三、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职位上的数据概览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副校长分管上的数据概览 |
| 五、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学历上的数据概览 |
| 六、校长办学自主权在任职总年限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七、校长自主权在学段类型上的数据概览 |
| 八、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行政区属性上的数据概览 |
| 第五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校长办学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差异比较 |
| 一、“学校形象”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二、“发展规划”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三、“组织领导”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四、“人事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五、“财物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六、“学生德育”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七、“课程建设”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八、“教学实施”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九、“教师发展”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十、“教育科研”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第二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性别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性别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性别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性别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性别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性别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性别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性别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三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年龄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年龄段差异 |
| 第四节 副校长自主权分管职能差异 |
| 一、在“学生德育”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二、在“课程建设”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三、在“教学实施”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第五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历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历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历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历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历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历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历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历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历差异 |
| 第六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第七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段类型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第八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扩大校长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 |
| 二、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 |
| 三、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 |
| 四、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布 |
| 五、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 |
| 第二节 思考和建议 |
| 一、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 |
| 二、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 |
| 三、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实证调查样本代表性存在不足 |
| 二、实证调查数据与国际数据的对接存在不足 |
| 三、访谈数据运用和学校案例分析存在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英文类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呼唤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二)美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需要深化 |
| (三)我国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诉求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第二语言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教师 |
| (三)教师专业标准 |
| 五、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关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 |
| (一)教师知识的来源 |
| (二)教师知识的结构 |
| (三)教师知识的运用 |
| (四)舒尔曼教师知识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 |
| (一)三大教学参数与十大宏观策略 |
| (二)库玛语言教师教育“KARDS”模块模型 |
| (三)库玛语言教师教育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三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背景 |
| 一、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政策与环境 |
| (一)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日臻完善加速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标准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呼唤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三)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引领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出台 |
| 二、美国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产生的现实需要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科科学化的需要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
| (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生日益增长的需要 |
| 第四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及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2010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二)2018现行版职前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及内容分析 |
| (三)2010版标准与2018版标准比较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原则和目标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标准结构的层次性:接近标准、达到标准、超越标准三层进路 |
| (二)标准评价的科学性:倡导“绩效本位”的评价理念 |
| (三)标准原则的一致性:国家要求与学科特点有机融合 |
| (四)文化的包容性:母语文化与美国文化相结合 |
| (五)学生的主体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
| (六)专业的发展性:合作与反思中成长 |
| 第五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分析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 |
| (一)标准制定的机构和主体 |
|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核心思想 |
| (三)标准制定的过程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及内容 |
| (一)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分析 |
| (二)现行版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分析 |
| 三、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认证 |
| (一)认证的理念 |
| (二)认证的程序 |
| (三)认证的内容和方法 |
| 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特点 |
| (一)体现五项核心要求与学科专业特点的融合 |
| (二)强调教师知识的专业性与实践的综合性 |
| (三)突出教师的反思能力 |
| (四)关注教师专业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
| (五)重视学生背景的多样性和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
| (六)加强教师评价的灵活性与公平性 |
| 第六章 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总体评析 |
| 一、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职前与优秀教师专业标准的比较 |
| (一)基本要素比较分析 |
| (二)标准框架比较分析 |
| (三)标准内容比较分析 |
| (四)标准认证比较分析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总体特点 |
| (一)标准研制理念:以人为本、观照师生 |
| (二)标准主体结构:体系完整、层级分明 |
| (三)标准涵摄内容:知识、能力与品格兼具 |
| (四)标准秉持视角:多元文化取向 |
| (五)标准言说话语:用词精确、实践倾向 |
| (六)标准认证方式:科学性与民主性相结合 |
| 三、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影响 |
| (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积极影响 |
|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消极影响 |
| 第七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发展现状 |
| (一)国家语言强国战略话语语力的提升 |
| (二)对我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的分析 |
| (三)基础教育领域来华学生对我国第二语言教师的现实需要 |
| 二、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完善我国具有本土特色的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 |
| (二)凸显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科的本质特点 |
| (三)关注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源文化差异 |
| (四)重视教师专业标准中第二语言学生的汉文化融入 |
| (五)加快教师专业标准引领下第二语言教师角色的转变 |
| (六)完善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第二语言教师评价体系 |
| (七)倡导更多符合标准的专业第二语言教师走进中小学课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居家养老服务 |
| 二、服务的可及性 |
| 第三节 理论视角: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第四节 文献回顾 |
| 一、居家养老服务的定义 |
| 二、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和维度 |
| 三、养老服务可及性问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
| 四、国内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现状 |
| 五、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资料的搜集方法 |
| 二、资料的分析方法 |
| 第二章 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
| 第一节 居家养老服务的筹资 |
| 一、筹资主体和资金来源 |
| 二、筹资水平 |
| 第二节 居家养老服务的输送 |
| 一、服务的采购 |
| 二、服务的分配 |
| 三、服务的生产 |
| 第三节 居家养老服务的规制 |
| 一、对服务资金的规制 |
| 二、对服务输送的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 |
| 第一节 服务的可获得性 |
| 一、服务对象的资格条件和待遇标准 |
| 二、可获得的服务项目和内容 |
| 第二节 服务的空间可达性 |
| 第三节 服务的适切性 |
| 第四节 服务的可接受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对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
| 第一节 筹资方式对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
| 一、公共资金投入规模与服务对象的待遇资格 |
| 二、筹资渠道与社会主体的供给能力 |
| 第二节 输送模式对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
| 一、分配主体的工作方式与服务信息的可获得性 |
| 二、生产主体的特征与服务内容的可获得性 |
| 第三节 规制特征对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
| 一、规制标准与服务分配的适切性 |
| 二、规制思路与社区服务设施的适配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经验借鉴:加拿大居家养老服务可及性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加拿大居家养老服务的多元福利供给 |
| 一、加拿大社会服务多元福利供给模式的历史演进 |
| 二、加拿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三、加拿大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结构 |
| 第二节 加拿大BC省的“在家更好”居家养老支持项目分析 |
| 一、服务供给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
| 二、服务的可及性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提高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可及性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服务的资金筹措 |
| 一、提高市级财政资金的保障水平 |
| 二、拓宽服务资金的筹集渠道 |
| 第二节 改进服务的输送方式 |
| 一、支持社会主体参与服务的分配 |
| 二、丰富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
| 第三节 调整服务的规制措施 |
| 一、出台精准化的服务分类分级补贴方案 |
| 二、强化对服务质量的评价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和结论 |
| 第二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对象的编号与身份 |
| 附录2 资料分析中的三级编码举例 |
| 附录3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4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5 居家养老第三方服务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6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3 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 |
| 3.1 邻避设施决策的价值立场 |
| 3.2 邻避设施决策的授权环境 |
| 3.3 邻避设施决策的价值冲突应对 |
| 3.4 邻避设施决策管理体制与机制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政府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与重塑评估: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
| 4.1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整体考察 |
| 4.2 案例选取与基本介绍 |
| 4.3 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失灵评估 |
| 4.4 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重塑评估 |
| 4.5 本章小结 |
| 5 政府官员公共价值感知影响邻避设施决策行为意向选择实证研究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2 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4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邻避设施决策模式建构 |
| 6.1 邻避设施决策的价值偏好引导和价值目标管理 |
| 6.2 邻避设施决策主体间关系重塑和授权环境管理 |
| 6.3 邻避设施决策的公共价值创造和运作能力管理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邻避设施决策公共价值感知调查问卷 |
（7）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全球教育治理背景下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二)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是教师教育质量的“体检仪”和“指挥棒” |
| (三)我国教师教育质量需要有效监测 |
| (四)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值得借鉴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质量监测的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师教育 |
| (二)质量、教师质量与教师教育质量 |
| (三)监测、质量监测与教师教育质量监测 |
| 四、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理论依据 |
| (二)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分析框架 |
| 五、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源起:以宗教伦理为核心的教师质量 |
| 二、制度化:以科学知识为重点的师范教育质量 |
| 三、安大略省教师教育的大学化发展 |
| 第二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指导理念 |
| 一、新自由主义与安大略省教师教育改革 |
| 二、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教师教育治理模式的分析 |
| 第三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主体的多元性与专业化 |
| 一、政府层面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及其职责 |
| 二、社会层面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及其作用 |
| 三、大学层面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及其职能 |
| 第四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内容的全面性与标准化 |
| 一、职前教师教育项目认证标准 |
| 二、职前教师教育招生录取质量标准 |
| 三、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质量标准 |
| 四、职前教师教育结果质量标准 |
| 第五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方法与结果分析的定量化趋势 |
| 一、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方法与工具 |
| 二、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结果分析与应用 |
| 第六章 讨论与建议 |
| 一、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指导理念 |
| 二、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构的多元性与专业化 |
| 三、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内容的标准化 |
| 四、关于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与分析的定量化趋势 |
| 余论:作为教师教育治理术的质量监测及其限度 |
| 参考文献 |
| 1.中文文献 |
| 2.英文文献 |
| 3.网络资源 |
| 附录 |
| 附录1 安大略省教师教育机构内部质量评估组织结构 |
| 附录2 教师教育方案专业认证中知识、技能的预期目标 |
| 附录3 布鲁克大学教师学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深圳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城市文化与空间 |
| 1.2.2 公共文化设施 |
| 1.2.3 本文研究对象界定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文化发展规划研究 |
| 1.3.2 文化设施规划研究 |
| 1.3.3 文化设施评价研究 |
| 1.3.4 小结 |
| 1.4 理论引介 |
| 1.4.1 系统规划理论 |
| 1.4.2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理论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2 国内外城市案例及深圳实践研究 |
| 2.1 国内外城市文化设施配置案例研究 |
| 2.1.1 西方城市相关规划研究 |
| 2.1.2 西方城市设施布局研究 |
| 2.1.3 亚洲城市相关规划研究 |
| 2.1.4 亚洲城市设施布局研究 |
| 2.1.5 对比总结与经验借鉴 |
| 2.2 深圳公共文化设施发展基础研究 |
| 2.2.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2.2.2 深圳地理人口概况 |
| 2.2.3 深圳文化发展历程 |
| 2.2.4 文化设施配置标准 |
| 2.2.5 时空发展布局脉络 |
| 2.3 深圳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特征分析 |
| 2.3.1 数量类型规模 |
| 2.3.2 空间分布格局 |
| 2.3.3 设施建设形式 |
| 2.3.4 使用情况调查 |
| 2.4 深圳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适配差异 |
| 2.4.1 效率与公平的空间均衡失配 |
| 2.4.2 供给与需求的适配差异矛盾 |
| 2.4.3 服务与反馈的管理连接不足 |
| 2.5 深圳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需求分析 |
| 2.5.1 深圳文化发展对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影响 |
| 2.5.2 深圳人口发展对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影响 |
| 2.5.3 深圳空间发展对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影响 |
| 3 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体系构建 |
| 3.1 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价值取向 |
| 3.1.1 公平效率 |
| 3.1.2 需求适应 |
| 3.1.3 文化认同 |
| 3.2 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体系构建 |
| 3.2.1 评价体系构建目的 |
| 3.2.2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3.2.3 体系构建思路方法 |
| 3.2.4 评价体系技术框架 |
| 3.2.5 评价-反馈机制构建 |
| 3.3 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内容及方法 |
| 3.3.1 评价维度 |
| 3.3.2 评价指标 |
| 3.3.3 指标权重 |
| 3.3.4 评价层次 |
| 3.3.5 评价标准 |
| 4 深圳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适配评价 |
| 4.1 设施-空间适配评价 |
| 4.1.1 城市格局协调性 |
| 4.1.2 空间功能关联性 |
| 4.1.3 空间分布集聚度 |
| 4.1.4 服务范围覆盖率 |
| 4.1.5 公共交通覆盖率 |
| 4.1.6 道路交通可达性 |
| 4.2 设施-人口适配评价 |
| 4.2.1 人口密度匹配性 |
| 4.2.2 人口结构匹配性 |
| 4.2.3 人口规模覆盖率 |
| 4.2.4 人口分布覆盖率 |
| 4.3 设施-服务适配评价 |
| 4.3.1 功能结构完整性 |
| 4.3.2 服务半径有效性 |
| 4.3.3 服务能力满意度 |
| 4.3.4 服务水平满意度 |
| 4.4 评价结果 |
| 4.4.1 总体评价结果 |
| 4.4.2 分维度评价结果 |
| 4.4.3 分类型评价结果 |
| 4.5 评价反馈 |
| 5 结论总结与优化对策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优化对策 |
| 5.2.1 连续的文化空间体系规划控制 |
| 5.2.2 均衡特区设施配置,形成多中心等级梯度空间布局 |
| 5.2.3 适应需求的规划控制 |
| 5.2.4 强调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合力与分力 |
| 5.2.5 完善需求—供给—运营—评价—反馈配置机制 |
| 5.3 拓展思考 |
| 5.4 创新点 |
| 5.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图片目录及来源 |
| 附录B 表格目录及来源 |
| 附录C 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9）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优化与国际经验借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绩效预算和预算绩效 |
| 2.1.2 预算绩效管理 |
| 2.1.3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
| 2.2 优化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经济学的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
| 2.3 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的经济价值 |
| 2.3.1 为公共部门行为确立公共价值导向 |
| 2.3.2 反映公共经济行为的绩效结果 |
| 2.3.3 降低公共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 |
| 2.3.4 对公共部门预算资金运用进行再约束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与架构 |
| 3.1 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演进 |
| 3.1.1 初步探索阶段(2001 年至2010 年) |
| 3.1.2 重点推进阶段(2011 年至2016 年) |
| 3.1.3 全面实施阶段(2017 年至今) |
| 3.2 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架构 |
| 3.2.1 中央层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
| 3.2.2 地方层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
| 3.3 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演进的特征 |
| 3.3.1 绩效理念和方法逐步树立 |
| 3.3.2 地方制度建设探索领先于中央 |
| 3.3.3 信息保障制度配套改革跟进 |
| 3.3.4 管理规范坚持循序渐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效果评价—基于省级层面数据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预算绩效与预算申请 |
| 4.1.2 预算绩效与财政透明 |
| 4.1.3 预算绩效与民生支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2.4 断点回归模型建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OLS回归结果分析 |
| 4.3.2 断点回归结果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非参数估计的回归结果 |
| 4.4.2 不同带宽下的回归结果 |
| 4.4.3 协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执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评价—基于地方政府视角 |
| 5.1 地方政府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的文本分析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政策发文数量和属性分析 |
| 5.1.3 政策发文内容分析 |
| 5.2 地方政府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的问卷分析 |
| 5.2.1 研究基础 |
| 5.2.2 调查对象和问卷设计 |
| 5.2.3 问卷结果统计分析 |
| 5.3 地方政府现行预算绩效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
| 5.3.1 现有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约束力明显薄弱 |
| 5.3.2 专业人才缺乏制约绩效分析质量 |
| 5.3.3 绩效管理方法难以适应基层实际需要 |
| 5.3.4 政府会计、政府审计与预算绩效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英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制度述评及启示 |
| 6.1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6.1.1 联邦政府预算制度特点 |
| 6.1.2 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6.1.3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模式 |
| 6.2 英国中央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6.2.1 中央政府预算制度特点 |
| 6.2.2 中央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6.2.3 中央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
| 6.3 对中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的启示 |
| 6.3.1 出台顶层制度,规范管理行为 |
| 6.3.2 协商绩效指标,赋予灵活性 |
| 6.3.3 公开绩效信息,提高透明度 |
| 6.3.4 严格绩效问责,确保政策落实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优化措施 |
| 7.1 全面加快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
| 7.1.1 制度顶层设计 |
| 7.1.2 职能整合设计 |
| 7.1.3 第三方主体定位 |
| 7.2 全面推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深度融合 |
| 7.2.1 提升第三方绩效评估质量 |
| 7.2.2 扩展绩效评价对象范围 |
| 7.2.3 量化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 |
| 7.2.4 监测预算绩效信息输出过程 |
| 7.2.5 改进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方法 |
| 7.2.6 落实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倒逼机制 |
| 7.3 全面提升预算绩效管理的技术保障 |
| 7.3.1 加大绩效分析专业人才的培养 |
| 7.3.2 建立智能绩效信息分析技术平台 |
| 7.3.3 开发绩效信息资源对接系统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公共部门的绩效测量——对加拿大和香港的初步比较分析(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 [1]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2]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D]. 陈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美国现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师专业标准研究[D]. 王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5)
- [5]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D]. 马骁. 山东大学, 2020(04)
- [6]公共价值视角下的邻避设施决策研究[D]. 韩金成.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7]加拿大安大略省职前教师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研究[D]. 王超.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深圳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评价研究[D]. 李旭丽.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2)
- [9]中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优化与国际经验借鉴研究[D]. 王莉莉. 河北大学, 2019(04)
- [10]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标签：ppp融资模式论文; ppp项目融资方案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