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会组织在改革中应发挥好几个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陈秀红[1]（2021）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文中指出中国人口生育率已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期望人口生育率提高的政策目标也并未达到预期。为此,国家已开始出现调整生育支持的政策导向,学界也在探讨生育支持的对策建议,但学界并未从主体行动的角度探讨生育支持的实现机制。鉴于此,本文从福利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生育福利”概念,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的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构建起问题分析的主要框架,即分析国家、市场与社会在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完善我国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了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并借此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进行了探索性描述。根据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关于需要问题的理论探讨,从中获得对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理论启示。第一,生育福利需求来自城市女性对真实生育困境的个体感受和表达。第二,生育福利需求是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嵌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之中形成的。第三,生育福利需求不是漫无边际的各种“想要”和“偏好”。结合理论层面对生育福利需求的讨论和界定,运用质性访谈的方法来发现城市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现实困境,通过现实困境来反映福利需求。研究发现,城市女性主要面临三种生育福利需求:一是“生不起、养不起”的经济支持需求,二是“孩子谁来看”的儿童照顾服务支持需求,三是“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生育权益保护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福利需求。其次,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生育福利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家庭主义供给策略,家庭是福利供给的主体而非客体,国家、市场与社会在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不足。从国家供给视角来看,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一是生育保险制度的设计不能有效缓解生育导致的经济压力;二是儿童医疗保障不足以缓解医疗服务市场化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是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增加了育儿成本。从市场供给视角来看,来自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生育保护职业福利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用人单位对国家强制性就业保护和生育保护制度的执行发生偏离,二是用人单位自主性生育保护职业福利存在失衡现象。从社会供给视角来看,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主要表现为:一是供给总量缺口巨大,难以满足服务需求;二是供给主体结构严重失衡,“公”退“民”进,民办营利性市场机构成为主要力量;三是供给内容重“教”轻“保”,难以满足日常照护需求;四是机构资质缺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历史传统、国家建构、福利价值以及治理结构等四个维度,对生育福利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生育福利供给存在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家庭的无限责任。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借此分析生育福利供给中公私边界的“流动性”。从价值基础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暂不具备福利发展的独立价值,借此分析在一定时期内为什么难以实现生育福利政策以及政府责任的大幅扩张。从政府治理来看,当前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协同以及政府社会性规制不足等问题,借此分析社会主体在生育福利供给中表现匮乏以及市场主体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侵害等问题。研究发现,在推动社会化儿童照顾服务的进程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二是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导致难以实现儿童照顾的社会化。另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严重不足,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因生育行为而导致就业权益遭到损害。再次,对不同福利体制类型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中获得构建和完善我国生育福利供给体系的启示价值。分别选取了美国、德国、瑞典和日本四个国家。美国,在现金或实物福利供给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为主;服务支持方面,在政府选择性干预基础上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规制难以解决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难以有效保护女性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在德国,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供给主要来源于基于多方合作的社会保险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给付;托育服务供给走向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多元合作;对劳动力市场主体严格的生育保护规制较好实现了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兼容;在瑞典,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政府给予高水平、普惠性的福利津贴;托育服务供给方面,以政府公立为主,非营利组织介入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极大促进了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兼容,最大限度实现了女性生育保护和就业保护的双重需求;日本,在生育福利的现金福利给付方面,以选择性的政府干预和社会合作的保险给付为主;托育服务方面,以政府供给为主、社会参与为辅;劳动力市场的生育保护规制使得女性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且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基于对四个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的经验总结,从中获得有益启示:一是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二是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三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四是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最后,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完善生育福利多元供给机制进行了总体框架的设计。首先,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国家的主导性责任应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重塑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提出了以人为本、社会权利、社会投资和性别平等四大基本理念;第二,明确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责任。其次,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与合作机制,从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从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最后,提出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第一,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第二,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第三,建立健全国家对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范式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提出:要使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变得更具指导价值,不应仅仅关注多元主体之间静态的、应然的规范性责任划分,更应该从动态视角关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在福利供给中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克服了福利多元主义的实践困境,实现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补充。
喻荣军[2]（2020）在《中英当代城市剧院经营管理和策略的比较研究 ——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为例》文中认为在西方戏剧史论研究领域,历史理论研究较多,当代戏剧实践研究也多指戏剧演出活动的研究,而戏剧演出活动之外,尤其是有关中西方剧团（院）管理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就更少,因为这是现时还在发生的跨学科的研究,需要第一手动态的实践经验和资料,既涉及到中西方戏剧发展史、文化政策和行政机构的分析,又涉及到艺术管理、剧目生产和演出内容的研究,这是一个较为综合的研究地带。在这里,艺术管理是贯穿主题,但是会关联到当代戏剧史、文化政策、组织架构、场团经营、品牌战略、分配制度和演出实践等。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皇家国家剧院（简称英国国家剧院）为例,真实、具体、综合而不失细致地分析英国国家剧院五十六年（1963年-2019年）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二十四年（1995年-2019年）艺术管理的方方面面,对照英国国家剧院的经验,分析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从传统的剧团管理模式转变成为现代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的全过程,对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过往与现在,对照它作为一家中国传统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相对成熟剧院的管理模式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中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城市剧院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包括从剧场、剧团到“场团合一”,从历史变革到改革发展,从演员管理到制度建设,从艺术生产创作到薪酬分配制度,从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到演出市场管理等等,这样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剧院的经营与管理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还处在改革发展中的中国当代剧团（院）和剧场的管理者来说具有指导作用。本文搜集与整理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艺术管理方面的具体的政策、方法和规章制度,把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与分析,从一手的材料当中寻找艺术管理的规律与措施,研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各个规章制度的实施与取得的实际效果、优劣得失以改进的方案过程等,然后对比英国国家剧院进一步进行分析与对照。艺术管理千万不能是一道数学公式,一个机械化的公式是人为的和极具破坏性的,因为它不能反映对于艺术所作出的丰富的和多样的贡献。研究当代城市剧院的管理模式与策略,不能离开所在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的变化与延续,尤其是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一家国有院团的改革既有它内在的、本质的、机制的、机制的需求,也有外在的、环境的、政策的、市场的以及发展的需要。所以,既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也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前者是它自身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以及分配机制,后来是它所在城市的人文环境、方针政策和城市文化,还有整个社会资源的配套和融合,以及它在一座城市文化建设中所处的位置。分析与研究一家剧院,还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去观察,找到它自身发展与变革的历史原因。戏剧戏曲学包含的文化内涵特别丰富,既包括前期的编、导、演和舞台设计等创作部分,也包括后期的剧场、演出、管理等演出部分,同时更包括长期的美学、历史、政策等理论部分,这就决定戏剧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样的,对于戏剧学的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而要落在演出实践上,而戏剧演出的实践又涉及到管理、经营、政策和策略等诸多部分,本文以英国国家剧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研究对象,涉及到戏剧演出管理的诸多方面,它既属于艺术管理研究的领域,也属于中西方戏剧实践比较研究的范畴,更是从实际出发,戏剧学的培养目标是为剧院输送戏剧顾问人才,并不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要用理论研究去指导戏剧实践,为戏剧演出服务,因而本文也试着在国际视野之下,从中西戏剧学的角度去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以期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能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当代文化体制、政策环境和市场规律的剧院经营管理模式。
张丽丽[3]（2020）在《高校行政化表征及其适度行政化调节策略研究 ——基于东北地区高校官方网站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永恒议题,是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在大学办学中就存在的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虽然相比2009—2013年这一时间段而言,目前学界对于高校行政化这一研究议题的关注度已经有所减弱,但不可否认高校仍然面临着行政化的现实处境。在我国正努力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以及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发展面临着重大转折。因此,对于高校行政化问题的研究是适切的,更是迫切的。有关高校行政化议题的研究不乏深度,但此类研究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大多数的研究是基于研究者主观的体验和感悟,在研究方法上多是以思辨的研究方法展开。不可否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主题的亲身体验与感悟对于研究的展开是至关重要的,但其研究结论难免会掺杂研究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缺乏一定的理性认识和客观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高校行政化这一研究议题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更加客观和理性的选择,在研究视角上进行更加具体、微观且深入的分析。基于大众传播学理论,高校官方网站每个信息的发布都经过了新闻“把关人”的精心筛选与安排,信息发布的数量、信息发布的位置能够映射出高校对特定信息内容的价值倾向;此外,高校官方网站的内容会影响受众的价值倾向甚至行为选择。基于此,论文将从我国东北地区（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215所高校官方网站内容的视角出发,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探析高校行政化的潜在表征形式。论文基于我国东北地区215所高校官方网站的内容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东北地区高校行政化表征主要包括:行政机构庞杂;管理功利化、绩效化导向严重;办学与管理自主决策的有限性。其次,论文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进一步探析高校行政化产生的弊端,结果显示,行政化削弱高校运行与发展效能;导致高校学术价值观错位;造成高校发展的同质化。最后,论文提出要在明确政府与高校权力之间合理边界的调节导向之下,寻求高校适度行政化发展的具体路径。
王锋[4]（2020）在《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入。在关注取得的宏观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投向经历这段伟大历程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史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微观镜像。基于这点思考,本研究将目光投向在家乡宁夏石嘴山市开发建设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石炭井矿务局,希望通过描摹援建宁夏贺兰山煤炭基地的第一代工业移民的生活史图景,唤醒他们心中的集体记忆,并对其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进而思考单位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本研究将围绕以上主旨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石炭井第一代工业移民在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过程中对于单位制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怎样的记忆,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移民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适应过程?第二,他们的个体身份及身份认同在单位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到怎样的影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随着单位制度的消解,曾经的共同体生活发生变化,这些曾经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单位人”他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又如何,而社区能否让他们获得一种新的共同体式的生活?通过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在新中国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群体相应地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在1958年开始的创业年代,他们更多的回忆是建矿初始的艰苦条件和将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的自豪,体现出作为“单位人”和工人阶级高度的认同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个体的经历与时代伤痕相关联,回忆本身体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反思。虽然伴随着伤痛,但革命话语下“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身份仍然让他们有着高度自我认同;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石炭井矿务局一度处在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单位制度也形成全面的“福利堡垒”,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单位人”的认同感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国企改制,单位制呈现出由“共同体”向“原子化”转变的倾向,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群体也从“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变,在经历了集体的迷茫后,他们希望重新建立自身新的身份认同。作为“单位人”的石炭井第一代工业移民从全能的单位中走出,走向分化,原子化趋势逐步增强。社区试图重建“共同体”,但存在着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社区共同体发展还处于一个低水平的阶段。我们需要总结单位制度的有益功能,在网格化社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同体。
杨朔镔[5]（2019）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现代大学生成演进的历史产物,也是现代大学的制度之基和活力之源。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臻善治理,关乎大学组织系统“学术生态力”的有效激发,关乎大学学术特质的永恒坚守,关乎现代大学制度的持续繁荣。自清末民初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草创以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最为特出的内容和最为显在的表征,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探索。无论是外在形式上还是内在功能上,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都为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乃至大学实力的整体崛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我国现代大学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学科交融方兴未艾、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速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以组织生态学的视野和生态的思维审视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系列问题。一方面,大学办学利益相关者过高的期待与过多的要求被叠加于其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内部各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能力,也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出现结构碎片化与功能失耦,“以学术为志业”“以基层办大学”的主体性不断弱化;另一方面,重外力轻内生、重局部轻整体、重眼前轻长远的体制机制障碍,往往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性被行政化的科层管控遮蔽,从而偏离学术本位。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纠葛和复杂环境,如何切实消除生态“痼疾”,构建动态、多样、共生的生态化治理体系,以激活“学术生态力”,促进学术本位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系统隐喻,借鉴组织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框架,结合系统科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知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访谈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内容分析法,以激发“学术生态力”为旨归,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的历时性视角和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三个层次的共时性视角,重点探讨了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种群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及其与种群之间的关系、群落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辨识和归因分析,尝试建构生态化的治理体系。本文在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对中西方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其生成演进的历时性生态逻辑是:从适应到超越的动态演替、分化与综合交替演进、从“求真”到“求力”的制度伦理变迁;共时性生态逻辑是:功能的多元共存、结构的松散联合、行为的分工协作,并提出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进行生态化治理的前提基础。本文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认为,基于自组织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应具有自组织的样态;基于生态位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种群生态系统应具有“共栖”或“互利”的应然样态;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应具有共生共荣的样态。以之为参照,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组织使命缺失、对外开放不够、学术圈子“割裂”学术权力结构、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组织形态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空巢组织”“近缘组织”“山头组织”的出现,使组织种群生态系统因生态位重叠滋生了干扰性、排斥性和利用性竞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则存在学术传承中的“专业融合”不足、学术创新中的“单位身份”束缚、学术应用中的市场“转换机制”缺失等边界固化问题。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认为,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等问题,致使组织个体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基于生态位理论分析认为,对组织生存发展的定位不清,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存在生态位过度重叠和过度宽泛的问题;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分析认为,因“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与组织群落外部合作过于功利化,造成组织群落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问题。上述原因最终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失效、失衡,使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偏离“学术本位”,脱离学术逻辑,遮蔽学术权力,使其难以在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中发挥有效支撑作用。对此,本文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治理的整体视角出发,尝试提出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以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为切入点,秉持目的性、过程性、整体性的生态化治理思维,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与此同时,应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价制度,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为建构生态化治理体系提供条件保障。
贺显勇[6]（2019）在《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推行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劳动保险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制定颁布的一项旨在保障职工生计的福利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所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加上中共既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使得“低工资”成为中共对企业职工长期的一项主导政策,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共不可能也无力对改善职工生活作出过多的允诺。但是为了尽可能的保障广大职工的基本生活,也为了促进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获得广大职工的政治认同,从而达到生产积极、生计保障和政治认同三者的兼备,故有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之设。其旨在通过解决职工因遭遇生老病死伤残等特殊困难时而可能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保障和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进而促使职工积极投身到生产建设的浪潮中,并拥护和支持中共及其新生政权。纵观川东地区劳动保险制度的推行历程,其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由于劳动保险制度是一个新事物,内容繁杂细致,从劳动行政机关、企业、工会、劳保干部再到职工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一些偏差,致使劳动保险工作一度陷入困境,阻碍了劳动保险制度在川东地区的落实。随着对劳动保险工作的大力推行,川东地区逐渐克服和纠正了其存在的错误偏向,使得劳动保险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具体来说,川东地区劳动保险制度的推行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劳动保险制度的组织推进。在川东地区劳动保险制度的组织推进中,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劳动保险组织机构以全面负责劳动保险各项工作的开展,同时积极取得党政工团各组织的协同配合,逐步形成了以劳动保险委员会为主导,以党政工团各组织为辅助的上下联通,左右配合的组织网络。在这张网络中,各个组织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共同推进了劳动保险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选拔培训劳动保险干部干事也是组织推进中重要一环。通过对劳动保险干部干事的大力培训,川东地区逐步选拔培养了一批善于进行劳动保险工作的干部干事,充实了劳动保险组织,为劳动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其次,劳动保险制度的宣传推进。宣传教育一直是川东地区劳动保险工作的重点,贯穿于劳动保险工作的始终。川东地区各级组织积极通过多种形式的会议层层宣传,充分利用诉苦会、典型事例等有力推进,辅之于丰富多彩的文字与文艺全方位深入,从而在劳动保险的宣传工作中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宣传网络,将劳动保险制度对政治、经济以及职工个人等多方面的意义都交织其中,充分实现了对企业职工的普遍教育和动员。再次,劳动保险制度的工作推进。随着劳动保险工作的逐步展开,川东地区各级组织在执行《劳动保险条例》时,围绕着劳动保险卡片的登记,劳动保险待遇的申请与支付,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建立等各个方面,根据各厂矿企业实际情况积极对劳动保险各项具体工作进行调试,逐步建立并充实了各种工作制度,使得劳动保险制度能够较好的契合川东地区的地域特色进而落地生根。随着劳动保险工作的逐步深入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启,“为生产服务”逐渐被明确为劳动保险工作的方针任务,并在川东地区得以贯彻落实。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劳动保险工作逐渐变“消极的善后”为“积极的预防”。“预防为主”开始成为劳动保险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念。随着劳动保险工作方针的确立,川东地区积极发挥劳动保险为“为生产服务”的作用,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制定落实各种预防措施,极大地保障了职工的安全,维护了职工的身体健康,降低了职工的病伤率,提高了出勤率,进而有力的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对劳动保险制度在川东地区的推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中共而言,劳动保险制度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为职工解决困难的福利事业,而是蕴含了政治、经济、个人三方面的综合考量,即政治上获得职工群众对中共及其新生政权的认同;经济上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职工个人生活上为其提供生计保障。也正是因为如此,川东地区各级组织不断的通过各种形式对劳动保险工作进行纠偏和调试,以维持着劳动保险制度在职工生计、企业生产、政治认同三者目标之间的平衡。研究结果表明,劳动保险制度确实实现了中共对职工在政治、经济、个人三者间的多重目标,获得了职工的认同和支持,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职工的生活。这也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任何一项制度的建构其目标都不是单一指向,存在着多重目标,这恰是革命战争思维指导下,所有社会主义改造统筹一盘棋下的具体呈现,而这也正是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各行各业的改造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马钰鑫[7]（2019）在《国企员工单位认同变迁研究 ——以某化工国企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不断进行改革,单位制逐渐消解。单位制的变迁不仅在影响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影响着国企员工单位认同的变迁。单位认同是单位人对单位组织本身、对单位内部成员之间高度的身份上的归属和情感上的依归。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单位认同日益削弱,带来社会信任感降低和社会的不稳定,但是我国社会中并没有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集体认同模式。了解单位认同的变迁趋势和发展状况,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塑新的集体认同模式,提高社会凝聚力,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制度层面,缺少对单位人生活的微观透视。本研究试图将“单位人”带入单位的研究视阈,以山西省某化工国企T公司为例,通过对T厂不同世代共26名单位人的深度访谈,分析单位认同发展变迁的过程,揭示不同阶段其单位认同呈现出的不同特质,并分析建构这种特质背后的社会因素,进而理解单位制的时代变迁及其对个体生活带来的影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T厂三代单位人的认同经历了先上升后回落的变化趋势,认同的建构经历了“建立——巩固和强化——分化”的过程。在创业年代,第一代T厂人形成了较高的单位认同感,他们对单位的认同是自觉的、无条件接受的,是国家认同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单位制的巩固时期,T厂员工的单位认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他们对单位的认同更多地来源于单位生活情感,情感是建构其单位认同的基础。在这一时期,T厂员工对于单位的认同达到了顶峰;在单位制消解以来,第三代T厂人的单位认同日益弱化,利益认同构成其单位认同的基础。单位认同出现分化,员工的身份对其单位认同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发现,单位认同的建构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位制度是建构单位认同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比较也影响到单位认同的建构。从单位空间的变迁看,职住合一的居住模式有利于单位内部集体主义精神和归属感的形成,而单位社会文化功能的消解也深刻影响到员工单位认同的变迁。在单位认同变迁的过程中,不变的是三代T厂人所共同拥有的单位共同体情结,这种共同体情结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还会留存在单位中,影响着单位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徐琴[8]（2019）在《广场舞的政治表征 ——对我国城市广场舞发展的历时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广场舞发展势头迅猛,遍及全国各地,凡有广场处便可寻见广场舞的存在。作为一项在民间自发兴起与传播的群众娱乐活动,其参与主体以上世纪中期出生的女性群体为主,该群体大多经历过集体化时期所盛行的工间操与忠字舞,而后者可以称之是现代广场活动的发源,与现代广场舞一样,都具有规模性、集体性、广场性特征。社会制度形塑娱乐习惯,本文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回溯城市广场舞发展的过程,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群众广场舞活动的不同特点以剖析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变化轨迹,从而透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之前,以广播体操和忠字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群众舞蹈活动是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才兴起与流行的。总体性社会格局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本作为休闲娱乐的广场舞蹈也因此刻上了国家权力的烙印,具有推广的强制性、集体主义的教育性与权力的规训性特征,成为国家推行意识形态教育与政治宣传的载体与工具,个体也因之将其当成工作与任务来完成,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这一时期的群众舞蹈活动是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而盛行的,“为国家而舞”是这一时期群众广场舞蹈活动的表征。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权力渐渐从社会领域收缩,国家权力下放与政策的松动使得社会领域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个体也因之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与自主性,现代广场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作为中老年女性退休之后出于自娱自乐的目的而自发组织的广场舞兼具市场化的自主性与单位制时期的集体性双重特征,与民间社会广场舞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权力在这一时期对因广场舞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采取的却是相对冷漠的态度,“为自己而舞”是这一时期广场舞的主要特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话语下,国家权力为保障舞者的个体权利与文化权益,妥善解决由广场舞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而出台了相关的制度文件,填补了广场舞领域的制度空白,增加了制度供给,也及时回应了参与者的制度需求;同时,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项目下,也为广场舞活动提供了诸多具体的支持与帮助。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之下,广场舞参与者在跳舞中进一步强化了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意识,这一时期的广场舞活动以国家与舞者“携手共舞”的特征而呈现出来。最后,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广场舞活动的不同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广场舞的历时性发展背后所体现的恰恰是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政治逻辑。一方面国家权力实现了由以强制性命令为依托的等级式作用方式向以资源为依托的能动式作用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个体权利也由消弭状态向不断觉醒转变,舞者对广场舞的坚持与爱好正是其追求自我生活方式的表征。广场舞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不断重构、整合的过程,随着我国国家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与作用范围的缩小,个体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不断提高,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良性互动的格局提供了基础。
汤素娥[9]（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辉煌的历史;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上审视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明确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赋予了劳动更多首创性、生动性、科学性的时代内涵、美好展望、切实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如何深入研究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捋顺其生成源流、廓清其内容构件、探究其理论品格、查摆其现实挑战、审思其实践要求,这对党中央在新时代团结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向劳动要精神力量、向劳动要社会实践、向劳动要文明素质、向劳动要生产力、向劳动要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生成源深流长。从理论渊源上看,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学说的涵养;从价值传承上看,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劳动论述的赓续;从文化涵育上看,深受中华优秀传统劳动伦理、中国共产党劳动文化、红色革命家庭美德的影响。从实践养成上看,离不开习近平自身在知青岁月、地方从政、治国理政等不同时期工作岗位的劳动锻造。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内容博大恢弘。其中,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劳动创造人类文明、劳动铸就“中国梦”、劳动成就人的价值。劳动精神论,披述了目标层面的科学劳动、体面劳动、幸福劳动的理想状态;理念层面的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德性态度;行为层面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实践道义。劳动主体论,沥述了扞守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扬劳动群众的精神引领、助力劳动群众的全面发展。劳动关系论,陈述了和谐劳动关系意义深远、着力化解劳动关系纠纷、全面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理论品格鲜明。其内容架构的严谨性与逻辑关涉的指向性表现在:劳动价值论阐述立论旨趣并回答“何为劳动”、劳动精神论披述价值遵循并回答“何以劳动”、劳动主体论沥述力量依托并回答“何人劳动”、劳动关系论陈述实践照应并回答“何从劳动”。其外显特征的鲜明性与内隐特质的立体性表现在:时代性与人民性的高度融汇、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传承性与超越性的紧密结合、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效贯通。其现实地位的重要性与理论贡献的深远性表现在: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成为民众共识、艰苦奋斗成为主流风尚的社会底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成为国家旋律、劳动浇筑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追求。当前,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现实挑战的问题表现在,劳动价值认知异化偏向、劳动群众地位被边缘化、弘扬劳动精神知易行难、劳动关系纠纷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成因在于,正面引导乏力与负面止损迟滞、逐利本性膨胀与调解组织疲软、家庭教育流俗与全面教育脱节、认知判断犹疑与实践定力不足。其危害在于,一定程度消解民族复兴的资源投入、妨碍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大用人单位的成本开支、弱化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要遵循科学的实践要求。首要任务是加强劳动教育引导,发挥家庭教育的育人功能、提升学校教育的育人质量、改进继续教育的育人效能、激活自我教育的内化作用。基本要求是筑造健康劳动环境,营造劳动至上的社会环境、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创造催人奋进的工作环境。必备保障是构建科学管用的劳动机制,建立健全劳动责权清晰的工作机制、劳动实践规范的奖惩机制、劳动权益维护的监督机制。
鲁竞夫[10]（2018）在《国有企业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机制研究 ——基于两个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使得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由此引发的集体性劳资冲突屡见报端。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2015年中央10号文件）提出各劳动关系主体应共同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落地到企业层面,企业内的管理方、党组织和工会如何协调配合以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呢?这一现实问题亟待理论研究的回应。既有的产业关系系统研究、公司治理研究和企业党组织研究都与该现实问题相关,但受制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局限性,无法针对性地回应本现实问题。为了回应集体性劳资冲突频发的紧迫现实,为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提供理论指引,本研究探究了资源型国有企业内的管理方、党组织和工会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行为、过程、效果和情境。具体来说,本研究提出了3个研究问题,分别是关乎行为存在性的研究问题1: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各劳动关系主体分别有哪些劳动关系管理行为?关乎管控过程的研究问题2: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各主体如何通过其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以及关乎情境的研究问题3: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情境如何影响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围绕以上3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历时4年,通过对两个背景相似、但劳资冲突管控效果迥异的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深入调研（包括共计50人的访谈、以及长达1个月的以轮岗实习为主要形式的田野调研）,基于跨界理论、劳动过程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嵌入理论等理论透镜,得到如下研究发现:第一,在资源型国有企业中,企业的管理方、党组织和工会均存在劳动关系管理行为,分别是人力资源实践、党组织跨界行为和工会实践。第二,管理方和党组织分别通过人力资源实践和党组织跨界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班组长和工会分别在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发挥中介作用。在直接效应中,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实践与党组织跨界行为不存在优劣之分;但在中介效应中,以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为主的多种人力资源实践的有机整合,以及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的党组织跨界行为,更有利于班组长和工会发挥中介作用。第三,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要受到“新单位制”这一情境的影响。“新单位制”的转型对集体性劳资冲突具有“激发效应”,但不必然导致集体性劳资冲突。冲突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管控体系的内部运行失效及其“外部嵌入”较差,根本原因则是家长式人力资源实践和与生产经营脱节的党组织跨界行为本身潜藏隐患。第四,“关系”在中国情境下的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中非常重要。本研究可能的理论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实现了劳资冲突管控研究的中国情境化。一方面,本研究将企业层面的党组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主体纳入研究视野,构建了党组织跨界行为这一全新构念,并系统地探究了该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过程、效果和情境,在中国情境下拓展了劳资冲突管控研究的主体范围。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往往重视劳动过程中的“实践面向”对于劳资冲突管控的作用;与之不同,本研究发现“关系面向”在中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中更为重要,在应用劳动过程理论进行劳资冲突研究方面,实现了中国情境化。第二,充实和拓展了跨界理论。过往关于跨界理论的研究认为跨界行为由协调行为、使节行为和监管行为三个维度构成。本研究在编码过程中提炼出了垂范行为这一全新维度,并探究了该行为如何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充实和拓展了跨界理论的内涵和作用机制。第三,深化了人力资源实践相关研究。关于人力资源实践如何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既有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争议与矛盾。相应地,人力资源实践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过程和效果也变得模糊不清。作为回应,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人力资源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工会等主体的中介作用以及情境的变化等,都会对人力资源实践的效果产生影响。既有研究之间的争议与矛盾往往源自对某些影响因素的忽略。这就给予了上述争议与矛盾以合理的解释,深化了有关人力资源实践的研究。本研究可能带来如下实践启示:在企业一线的劳资冲突管理中,管理方和党组织应提高实效性,避免形式化;同时应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和一线班组长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外,企业应识时通变、顺势而为,时刻注意其劳动关系管理行为是否与时俱进。最后,本文总结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工会组织在改革中应发挥好几个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工会组织在改革中应发挥好几个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法 |
| 1.2.2 质性研究法 |
| 1.3 重要概念界定 |
| 1.3.1 福利、国家福利与社会福利 |
| 1.3.2 生育与生育福利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
| 2.1.1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概念及关系的讨论 |
| 2.1.2 二孩政策下的人口生育率预测 |
| 2.1.3 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 |
| 2.1.4 “全面二孩”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对策讨论 |
| 2.1.5 福利多元主义在中国社会福利议题研究中的应用 |
| 2.2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分析 |
| 3.1 关于“需求”的理论探讨和启示 |
| 3.1.1 “需求”的理论探讨 |
| 3.1.2 需求理论对城市女性生育福利需求界定的启示 |
| 3.2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的现实需求 |
| 3.2.1 儿童养育的经济支持需求 |
| 3.2.2 儿童照顾的社会服务支持需求 |
| 3.2.3 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保护的双重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主体供给的主要问题 |
| 4.1 国家——生育福利制度设计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 |
| 4.1.1 关于“去商品化”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测度 |
| 4.1.2 生育福利制度“去商品化”能力弱的主要表现 |
| 4.2 市场——用人单位对城市女性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 |
| 4.2.1 关于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涵义解析 |
| 4.2.2 用人单位对就业保护与生育保护的职业福利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
| 4.3 社会——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 |
| 4.3.1 社会化托育服务概念界定 |
| 4.3.2 社会化托育服务供给极为匮乏的主要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历史传统:家庭主义历史基因的路径依赖 |
| 5.1.1 对“生生不息”血缘延续的极度重视决定了家庭对孩子抚育的高度责任感 |
| 5.1.2 “父慈子孝”的亲子双向义务结构对家庭养育孩子形成了规范性效用 |
| 5.1.3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强化了女性对孩子的抚育责任 |
| 5.2 国家建构:具有服务于国家建构的工具性意义 |
| 5.2.1 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业化建设需要 |
| 5.2.2 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需要 |
| 5.2.3 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
| 5.3 理念基础:暂不具备福利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1 福利国家具备福利形成和扩张的独立价值 |
| 5.3.2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遵循的是一种福利从属于生产的“生产主义”的发展理念 |
| 5.4 政府治理:受制于政府内部责任分工合作与社会性规制不足的问题9 |
| 5.4.1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强调地方政府责任 |
| 5.4.2 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难以实现有效协同 |
| 5.4.3 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权益保护的社会性规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6.1 生育福利供给的国际经验 |
| 6.1.1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美国为例 |
| 6.1.2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德国为例 |
| 6.1.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瑞典为例 |
| 6.1.4 东亚地区发达国家生育福利供给经验——以日本为例 |
| 6.2 生育福利供给国际经验的启示 |
| 6.2.1 生育福利的制度设计需要找准价值定位 |
| 6.2.2 对女性及儿童的福利保护需要立法先行 |
| 6.2.3 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是生育福利供给的必然选择 |
| 6.2.4 生育福利供给的扩张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城市女性生育福利多元供给的实现机制 |
| 7.1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主导性责任 |
| 7.1.1 塑造生育福利供给的价值理念 |
| 7.1.2 突出国家在生育福利供给中的制度建设与财政供给责任 |
| 7.2 健全政府内部的责任分工及协同机制 |
| 7.2.1 纵向上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 |
| 7.2.2 横向上明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同机制 |
| 7.3 建立国家与家庭、市场及社会的合作机制 |
| 7.3.1 建立国家对家庭的直接干预支持机制 |
| 7.3.2 健全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机制 |
| 7.3.3 健全国家对社会化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与规范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英当代城市剧院经营管理和策略的比较研究 ——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观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 |
| 第一章 中英两国戏剧管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
| 第一节 艺术管理的发展与历程 |
| 一、艺术与管理的关系 |
| 二、艺术管理的目的与属性 |
| 第二节 戏剧管理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一、中国传统戏班的管理模式 |
| 二、民国时期新式话剧剧社的管理方式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有剧团的管理模式 |
| 四、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院团的变革与发展 |
| 五、戏剧管理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 |
| 第三节 对比中英两国文化艺术的管理方法 |
| 一、英国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方法 |
| 二、中国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方法 |
| 三、对比研究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 |
| 四、英国公共文化管理方法模式的“一臂之距”原则 |
| 五、上海市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方法 |
| 第二章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国国家剧院历史与现状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话剧的发展 |
| 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发展历史 |
| 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中国的话剧行业里的位置 |
| 第二节 英国国家剧院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
| 一、英国戏剧的历史与发展过程 |
| 二、英国国家剧院的历史与发展过程 |
| 1.英国国家剧院的产生和发展 |
| 2.英国国家剧院的现状 |
| 第三章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国国家剧院行政管理的异同 |
| 第二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国国家剧院艺术生产管理的异同 |
| 一、英国国家剧院的艺术总监负责制 |
| 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生产管理模式 |
| 第三节 制作人制的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俱乐部制的管理方法 |
| 第五节 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行政管理、艺术生产与党委之间的关系 |
| 第六节 以演员为例分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分配标准 |
| 第七节 以制作人为例分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分配制度 |
| 第八节 “场团合一”模式的优势分析 |
| 第四章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性质定位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非营利性机构、事业单位与国营企业 |
| 一、非营利性机构的特点 |
| 二、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中国特色的院团管理模式 |
| 第二节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的性质与定位 |
| 第五章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品牌建设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品质方面:推出“上话质造”系列演出 |
| 第二节 品格方面:时尚、创新、国际化 |
| 第三节 品德方面:精心服务、精心教育、社会责任 |
| 结论 国际视野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城市剧院管理模式的构建和发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3）高校行政化表征及其适度行政化调节策略研究 ——基于东北地区高校官方网站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高校行政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国内高校行政化研究述评 |
| 2.国外高校行政化研究述评 |
| (四)论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的设计 |
| 2.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五)创新之处 |
| 二、高校职能定位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呈现 |
| (一)高校的职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1.高校职能的拓展与三重定位 |
| 2.高校的组织属性与运行机制 |
| 3.高校实现良性运行机制特征 |
| 4.高校的服务型行政管理模式 |
| (二)过度行政化:高校运行的现实机制 |
| 1.高校组织机构形态视角下的高校行政化 |
| 2.高校组织机构职能视角下的高校行政化 |
| 3.高校组织机构目标视角下的高校行政化 |
| (三)适度行政化:高校未来发展与改革的主题 |
| 1.高校适度行政化发展的内涵与宏观政策保障机制 |
| 2.适度行政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政策的有效回应 |
| 3.适度行政化:高等教育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 |
| 三、高校官方网站:高校行政化管理的表征与研究新视角 |
| (一)高校官方网站的大众传播特点与功能分析 |
| 1.高校官方网站:大众传播媒介类型之一 |
| 2.高校官方网站大众传播媒介的双重特点 |
| 3.高校官方网站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定功能 |
| (二)中美高校官方网站内容比较分析 |
| 1.中美高校官方网站首页内容功能差异分析 |
| 2.中美高校官方网站新闻报道主题比较分析 |
| (三)高校官方网站内容凸显高校管理导向 |
| 1.高校官方网站“把关人”的作用 |
| 2.高校官方网站内容的“议程设置”导向 |
| (四)高校官方网站内容:高校行政化的表征 |
| 1.高校官方网站新闻报道内容凸显高校行政化表征 |
| 2.高校官方网站导航栏目内容凸显高校行政化表征 |
| 四、高校行政化表征的内容分析与实证分析—基于东北地区高校官方网站 |
|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 |
| 1.样本选取来源与缘由 |
| 2.新闻报道样本选取时间 |
|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
| 1.研究方法的选择 |
| 2.研究工具的选择 |
| (三)高校官方网站新闻报道内容分析过程与描述 |
| 1.内容分析框架与分析单元 |
| 2.信度与效度分析 |
| 3.研究结果的分析 |
| (四)高校官方网站首页导航栏目的实证分析 |
| 1.数据统计 |
| 2.实证分析 |
| (五)研究结论分析 |
| 1.高校行政机构庞杂,行政管理驱动 |
| 2.高校管理功利化、绩效化导向严重 |
| 3.高校办学与管理自主决策的有限性 |
| 五、高校行政化主导运行机制的弊端分析 |
| (一)访谈过程的设计与实施 |
| 1.访谈对象的确定 |
| 2.访谈提纲的拟定 |
| 3.访谈的实施过程 |
| (二)访谈内容的整理与归类 |
| (三)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弊端 |
| 1.行政化削弱高校运行与发展效能 |
| 2.行政化导致高校学术价值观错位 |
| 3.行政化导致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 |
| 六、高校运行与管理适度行政化的调节导向与路径选择 |
| (一)适度行政化调节导向:确立政府与高校权力之间的合理界限 |
| 1.寻求政府管与不管之间合适的“度” |
| 2.健全法制对于政府与高校权力的细化规定 |
| (二)适度行政化调节路径之一:政府要强化对高校的宏观管理与服务 |
| 1.政府需要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机制 |
| 2.积极推进有限政府角色的形成 |
| 3.政府要完善服务式的治理方式 |
| (三)适度行政化调节路径之二:高等学校要不断优化自主办学的机制 |
| 1.加强高等教育自主办学内部系统的协同性 |
| 2.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自主办学外部系统的协调性 |
| (四)适度行政化调节路径之三:社会要为高校发展提供监督评价机制 |
| 1.确立社会监督评价机构的法律地位 |
| 2.确保社会监督评价机构的积极参与 |
| 3.保障社会机构监督评价客观性与公正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东北地区高校官方网站网址统计表 |
| 附录二 东北地区高校管理机构和教职工人数统计表 |
| 附录三 《高校行政化的表征及其适度行政化调节策略—基于东北地区高校官方网站的分析》访谈提纲 |
| 致谢 |
（4）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重难点 |
| 1.理论价值 |
| 2.现实意义 |
| 3.研究重难点 |
| (三)概念界定及相关综述 |
| 1.单位制度相关综述 |
| 2.移民问题相关综述 |
| 3.身份认同相关综述 |
| 4.石炭井地区简介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框架 |
| 3.研究方法 |
| 一、石炭井矿务局历史沿革 |
| (一)单位社区石炭井矿务局的建立与发展 |
| 1.石炭井矿务局的建立与发展 |
| 2.石炭井矿务局所辖主要生产单位 |
| 3.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代工业移民人员构成 |
| (二)体制改革下的矿务局单位变迁(1960——2000) |
| 1.石炭井矿务局的体制变迁 |
| 2.石炭井矿务局单位社区变迁 |
| 二、单位制创立发展的集体记忆 |
| (一)创业年代的时代背景 |
| (二)创业年代“单位人”记忆 |
| 1.艰苦创业的身体记忆 |
| 2.封闭亲密的集体记忆 |
| 3.平等光荣的生命记忆 |
| 4.从“移民”到“扎根”的身份记忆 |
| (三)“特殊时代”的集体反思 |
| 1.生产的延续 |
| 2.政治的强化 |
| 3.个体的时代伤痕 |
| (四)改革初期的鼎盛时代 |
| 1.鼎盛时期的官方叙事 |
| 2.单位人口中“最好的年代” |
| 三、石炭井矿务局的分立改制 |
| (一)分立改制的背景和措施 |
| 1.分立改制的背景 |
| 2.分立改制的措施 |
| (二)分立改制后的石炭井矿务局 |
| 1.改制后的“单位人” |
| 2.“单位共同体”的终结 |
| 3.煤城的暮年记忆 |
| 四、单位制发展变迁的认同与适应 |
| (一)第一代石炭井工业移民身份认同 |
| 1.“强化”历史:“开拓者”的身份认同 |
| 2.逃离边缘:家属工的日常实践 |
| 3.“身份”重置:第一代工业移民及其后代生活轨迹 |
| (二)集体记忆与认同架构 |
| 1.身份认同共同体的架构 |
| 2.时代与制度的共同强化 |
| 3.共同体的破碎与重构 |
| (三)石炭井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 |
| 1.移民文化适应的内容 |
| 2.汉族移民与回族文化交往 |
| 结语 |
| (一)重新认识单位体制 |
| (二)构建新单位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
|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 |
| (三)个体生态系统、种群生态系统与群落生态系统 |
| (四)生态化治理 |
| 四、研究前提、方法与总体框架 |
| (一)研究假设与视角 |
| (二)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及生态逻辑 |
| 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一)国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二)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成演进 |
| 二、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成演进的生态逻辑 |
| (一)历时性生态逻辑 |
| (二)共时性生态逻辑 |
| 第二章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应然样态 |
| 一、自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 |
| (一)具有“双重目的性”的组织使命导向 |
| (二)具有开放性的系统结构 |
| (三)能够自我催化循环的系统功能 |
| (四)非平衡、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行为 |
| 二、“共栖”或“互利”的种群生态系统 |
| (一)多样稳定的种群“共栖”结构 |
| (二)开放互补的种群“互利”行为 |
| 三、共生共荣的群落生态系统 |
| (一)差异化基础上整体统一的组织结构 |
| (二)中心性与边缘性相互转化的组织功能 |
| (三)与内外部生态环境相互依赖的组织行为 |
| 第三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组织使命缺失 |
| (二)组织对外开放不够 |
| (三)圈子文化“割裂”学术权力结构 |
| (四)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 |
| 二、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组织结构的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 |
| (二)生态位重叠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异化 |
| 三、群落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的组织群落边界分析 |
| (二)边界的固化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功能失调 |
| 第四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组织个体生态系统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 (一)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 |
| (二)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 |
| (三)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 |
| (四)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二、组织种群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 |
| (一)定位不清导致组织“共栖”或“互利”受阻 |
| (二)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 |
| 三、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 |
| (一)“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 |
| (二)与组织群落外部的合作过于功利化 |
| 第五章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目的指向与切入点 |
| (一)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 |
| (二)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 |
| 二、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思维方式 |
| (一)彰显稳定持续的目的性思维 |
| (二)关注阶段演进的过程性思维 |
| (三)立足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思维 |
| 三、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路径 |
| (一)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 |
| (二)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 |
| (三)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 |
| (四)D大学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案例分析 |
| 四、生态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条件保障 |
| (一)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 |
| (二)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估制度 |
| (三)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在学期间主持科研课题情况 |
（6）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推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劳动保险制度的理论渊源及实践演变 |
| 一、劳动保险制度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 |
| (二)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劳动保障的思想 |
| 二、劳动保险制度的实践演变 |
| (一)劳动保险制度的革命实践 |
| (二)1951 年劳动保险制度的延续 |
| (三)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推行及期许 |
| 小结 |
| 第二章 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推行及阻滞 |
| 一、劳动保险制度的初步推行 |
| (一)劳动保险工作的开启 |
| (二)劳动保险工作的全面推进 |
| 二、劳动保险制度推行的阻滞困境 |
| (一)劳动行政机关与企业的困境 |
| (二)工会与劳动保险干部干事的困扰 |
| (三)众生相：企业职工的复杂面相 |
| 小结 |
| 第三章 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组织推进 |
| 一、党政工团各组织的协同推进 |
| (一)党组织的积极领导 |
| (二)企业行政的协同发力 |
| (三)工会组织的全力推动 |
| (四)团组织的辅助配合 |
| 二、劳动保险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
| (一)劳动保险委员会的成立 |
| (二)劳动保险工作组的设立 |
| (三)劳动保险工作制度的建立健全 |
| 三、劳动保险干部干事的配备与培训 |
| (一)建国初期工会干部情况 |
| (二)劳动保险干部干事的发现与选拔 |
| (三)劳动保险干部干事的培训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宣传推进 |
| 一、多种会议的层层宣传教育 |
| (一)干部会议交代政策 |
| (二)群众会议宣讲政策意义 |
| 二、诉苦和典型实例的有力推进 |
| (一)诉苦 |
| (二)典型实例 |
| 三、文字与文艺的全方位深入 |
| (一)丰富详实的文字宣传 |
| (二)生动形象的文娱活动 |
| (三)趣味横生的知识竞赛 |
| 小结 |
| 第五章 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的工作推进 |
| 一、劳动保险卡片的登记、整顿和管理 |
| (一)劳动保险卡片的登记 |
| (二)劳动保险卡片的复查与整顿 |
| (三)劳动保险卡片的管理 |
| 二、劳动保险待遇的申请与支付 |
| (一)申请与支付的手续 |
| (二)申请与支付的乱象 |
| (三)申请与支付的完善 |
| 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建立与完善 |
| (一)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逐步建立 |
| (二)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收容条件 |
| (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的规章制度 |
| 四、劳动保险工作方针的确立及贯彻 |
| (一)为生产服务：劳动保险工作方针的确立 |
| (二)预防为主：劳动保险工作理念的形成 |
| (三)从“消极善后”到“积极预防”：劳动保险工作方式在川东的转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推行的成效 |
| 一、提供“生存危机”下的制度保障 |
| 二、促进企业生产的提高 |
| (一)激发企业职工生产积极性 |
| (二)降低病伤率,提高出勤率 |
| 三、增强企业职工对中共及新政权的政治认同 |
| (一)中共革命的正当性论证 |
| (二)新政权的形象塑造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国企员工单位认同变迁研究 ——以某化工国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单位制的研究 |
| 二、关于国企变革的研究 |
| 三、关于单位认同的研究 |
| 四、文献总结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田野点介绍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创业年代的单位认同 |
| 第一节 创业年代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以厂为家”的单位共同体情结 |
| 一、进入单位:国家政策的号召 |
| 二、艰苦创业,建设现代化复合肥厂 |
| 第三节 创业年代单位认同的构建 |
| 第三章 单位制巩固时期的单位认同 |
| 第一节 单位制鼎盛时期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单位烙印:单位认同的巩固和增强 |
| 一、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
| 二、生活交往与婚姻选择 |
| 第三节 单位认同的巩固和加强 |
| 第四章 单位制消解以来的单位认同 |
| 第一节 失落与困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
| 一、福利体系的改革 |
| 二、社会地位的变迁 |
| 三、生活交往的改变 |
| 第二节 何去何从:面对市场化机制冲击的不同选择 |
| 第三节 单位认同的分化 |
| 第五章 单位认同变迁的趋向和社会成因 |
| 第一节 单位认同变迁的趋势 |
| 一、先上升后回落的单位认同趋势 |
| 二、延续的传统:单位共同体情结 |
| 三、矛盾的单位认同态度 |
| 第二节 单位认同变迁的社会成因 |
| 一、单位认同变迁的制度根源 |
| 二、社会比较影响单位认同的建构 |
| 三、单位制工厂的空间实践:从职住合一到职住分离 |
| 四、单位社会文化功能的消解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思考与讨论 |
| 附录A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广场舞的政治表征 ——对我国城市广场舞发展的历时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一) 广场舞研究综述 |
| (二) 理论基础: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 |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为国家而舞”:改革开放前群众舞蹈的面相 |
| 一、推广的强制性 |
| (一) “大家都要做” |
| (二) “不敢不跳” |
| 二、集体主义的教育性 |
| (一) 强化“在一起”的心理诉求 |
| (二) 营造团结平等的理想氛围 |
| 三、权力的规训性 |
| (一) 身体规训 |
| (二) 意识规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为自己而舞”:改革开放后广场舞的自主性与集体性 |
| 一、解构:广场舞的自主性 |
| (一) 清晰的组织边界 |
| (二) 多元的筹资渠道 |
| (三) 自主的活动方式 |
| 二、集体性:作为集体记忆组织媒介的广场舞 |
| (一) 集体的再现 |
| (二) 权威的显现 |
| 三、国家权力的选择性隐退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携手共舞”: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的广场舞 |
| 一、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的个体彰显 |
| (一) 自我身份感 |
| (二) 自我价值感 |
| (三) 自我主体性 |
| 二、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回应与耦合 |
| (一) 回应:国家对广场舞者的制度关怀 |
| (二) 耦合:权力与权利的对接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广场舞发展的深层意蕴 |
| 一、国家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等级式到能动式 |
| (一) 等级式: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的呈现样态 |
| (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话语下的能动式权力 |
| 二、个体权利意识:沉睡到觉醒 |
| (一) 个体权利意识消弭化 |
| (二) 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展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
| (一) 建国以来我国公民权利的演变逻辑:从依附到自主 |
| (二) 未来面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
| 四、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生成源流 |
| 2.1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学说的涵养 |
| 2.1.1 根植马克思劳动学说的沃土 |
| 2.1.2 汲取恩格斯劳动学说的精粹 |
| 2.1.3 吸收列宁劳动学说的精华 |
| 2.1.4 承袭斯大林劳动学说的精髓 |
| 2.2 价值传承: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劳动论述的赓续 |
| 2.2.1 坚持毛泽东劳动论述的价值底色 |
| 2.2.2 延续邓小平劳动论述的价值取向 |
| 2.2.3 拓深江泽民劳动论述的价值内涵 |
| 2.2.4 丰富胡锦涛劳动论述的价值要义 |
| 2.3 文化涵育:中国优秀劳动理念的影响 |
| 2.3.1 中华优秀传统劳动伦理的规范 |
| 2.3.2 中国共产党劳动文化的浸润 |
| 2.3.3 红色革命家庭美德的习礼 |
| 2.4 实践养成:自身成长经历的劳动锻造 |
| 2.4.1 萌芽阶段:知青岁月时期的劳动锤炼 |
| 2.4.2 发展阶段:地方从政时期的为民服务 |
| 2.4.3 完善阶段:治国理政时期的运筹帷幄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内容构件 |
| 3.1 劳动价值论 |
| 3.1.1 劳动创造人类文明 |
| 3.1.2 劳动托起“中国梦” |
| 3.1.3 劳动成就人的价值 |
| 3.2 劳动精神论 |
| 3.2.1 目标层面:劳动的理想状态 |
| 3.2.2 理念层面:劳动的德性态度 |
| 3.2.3 行为层面:劳动的实践道义 |
| 3.3 劳动主体论 |
| 3.3.1 扞守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 |
| 3.3.2 发扬劳动群众的精神引领 |
| 3.3.3 助力劳动群众的全面发展 |
| 3.4 劳动关系论 |
| 3.4.1 和谐劳动关系意义深远 |
| 3.4.2 着力化解劳动关系纠纷 |
| 3.4.3 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理论品格 |
| 4.1 内容架构的严谨性与逻辑关涉的指向性 |
| 4.1.1 劳动价值论阐述立论旨趣并回答“何为劳动” |
| 4.1.2 劳动精神论披述价值遵循并回答“何以劳动” |
| 4.1.3 劳动主体论沥述力量依托并回答“何人劳动” |
| 4.1.4 劳动关系论陈述实践照应并回答“何从劳动” |
| 4.2 外显特征的鲜明性与内隐特质的立体性 |
| 4.2.1 时代性与人民性高度融汇 |
| 4.2.2 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统一 |
| 4.2.3 传承性与超越性紧密结合 |
| 4.2.4 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效贯通 |
| 4.3 现实地位的重要性与理论贡献的深远性 |
| 4.3.1 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成为民众共识 |
| 4.3.2 艰苦奋斗成为主流风尚的社会底色 |
| 4.3.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成为国家旋律 |
| 4.3.4 劳动浇筑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追求 |
| 第5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现实挑战 |
| 5.1 现实挑战的问题表现 |
| 5.1.1 劳动价值认知异化偏向 |
| 5.1.2 劳动群众地位被边缘化 |
| 5.1.3 弘扬劳动精神知易行难 |
| 5.1.4 劳动关系纠纷时有发生 |
| 5.2 现实挑战的成因剖析 |
| 5.2.1 国家层面:正面引导乏力与负面止损迟滞 |
| 5.2.2 社会层面:逐利本性膨胀与调解组织疲软 |
| 5.2.3 家校层面:家庭教育流俗与全面教育脱节 |
| 5.2.4 个人层面:认知判断犹疑与实践定力不足 |
| 5.3 现实挑战的主要危害 |
| 5.3.1 消解民族复兴的资源投入 |
| 5.3.2 妨碍和谐社会的有序构建 |
| 5.3.3 加大用人单位的成本开支 |
| 5.3.4 弱化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 |
| 第6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实践要求 |
| 6.1 首要任务:着力加强劳动教育引导 |
| 6.1.1 发挥家庭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 |
| 6.1.2 提升学校劳动教育的育人质量 |
| 6.1.3 改进继续劳动教育的育人效能 |
| 6.1.4 激活自我劳动教育的内化作用 |
| 6.2 基本要求:全面筑造健康劳动环境 |
| 6.2.1 营造劳动至上的社会环境 |
| 6.2.2 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
| 6.2.3 创造催人奋进的工作环境 |
| 6.3 必备保障:构建科学管用劳动机制 |
| 6.3.1 建立健全劳动责权清晰的工作机制 |
| 6.3.2 建立健全劳动实践规范的奖惩机制 |
| 6.3.3 建立健全落实劳动理念的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10）国有企业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机制研究 ——基于两个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基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提出) |
| 1.2.1 研究问题1：企业内各主体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的存在性研究 |
| 1.2.2 研究问题2：各主体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过程研究 |
| 1.2.3 研究问题3：情境与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之间的关系研究 |
| 1.2.4 关于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为何聚焦资源型国有企业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学术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概念界定与释义 |
| 1.4.1 资源型国有企业的界定(限定研究对象的范围) |
| 1.4.2 人力资源实践的界定(管理方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 |
| 1.4.3 党组织跨界行为的界定(党组织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 |
| 1.4.4 工会实践的界定(工会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 |
| 1.4.5 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界定(管控结果) |
| 1.4.6 “新单位制”的界定(情境) |
| 1.4.7 “内部嵌入”与“外部嵌入”的界定(管理体系之间的契合度) |
| 1.5 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范式 |
| 1.5.2 技术路线图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管理方的行为：人力资源实践 |
| 2.1.1 人力资源实践的分类和构成 |
| 2.1.2 人力资源实践的结果变量 |
| 2.1.3 人力资源实践研究述评 |
| 2.2 企业党组织的行为：党组织跨界行为 |
| 2.2.1 研究党组织跨界行为的必要性 |
| 2.2.2 跨界行为的分类和构成 |
| 2.2.3 跨界行为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调节变量 |
| 2.2.4 跨界行为研究述评 |
| 2.3 企业工会的行为：工会实践 |
| 2.3.1 工会实践的分类和构成 |
| 2.3.2 工会实践的结果变量 |
| 2.3.3 工会实践研究述评 |
| 2.4 劳资冲突及其管控 |
| 2.4.1 劳资冲突的分类和影响 |
| 2.4.2 如何管控劳资冲突？两种主流学派的纷争 |
| 2.4.3 劳资冲突及其管控研究述评 |
| 2.5 劳资冲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理论视角：劳动过程理论视角 |
| 2.5.1 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性 |
| 2.5.2 劳动过程理论的意涵和优势 |
| 2.5.3 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 |
| 2.5.4 劳动过程理论研究述评 |
| 2.6 组织学习理论：解释管控过程中,劳动关系主体自身的变化过程 |
| 2.6.1 组织学习的意涵 |
| 2.6.2 组织学习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2.6.3 组织学习的影响因素 |
| 2.6.4 组织学习的作用 |
| 2.6.5 组织学习理论研究述评 |
| 2.7 社会交换理论：解释管控过程中,员工-组织关系的变化过程 |
| 2.7.1 社会交换理论释义 |
| 2.7.2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如何应用于劳动关系研究？ |
| 2.7.3 社会交换在组织内发生的层次 |
| 2.7.4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劳动关系研究述评 |
| 2.8 情境：“新单位制”及其转型的影响 |
| 2.8.1 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 |
| 2.8.2 市场经济下的资源型国有企业中的“新单位制” |
| 2.8.3 “新单位制”及其转型与集体性劳资冲突 |
| 2.8.4 “新单位制”的转型所带来影响的理论解释：嵌入理论 |
| 2.8.5 关于情境变化的影响之研究述评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案例研究方法简介 |
| 3.1.1 案例研究方法的意涵、发展和分类 |
| 3.1.2 为什么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
| 3.1.3 为什么本研究采用比较案例研究？ |
| 3.2 本案例研究的特殊之处：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2.1 拓展式案例研究的意涵、发展和分类 |
| 3.2.2 拓展式案例研究的特点 |
| 3.2.3 为什么本研究需要使用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2.4 本研究如何进行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3 案例选择 |
| 3.3.1 案例选择的抽样逻辑：理论抽样 |
| 3.3.2 案例选择的原因 |
| 3.4 数据收集与分析 |
| 3.4.1 数据收集方法 |
| 3.4.2 数据收集情况 |
| 3.4.3 数据分析方法 |
| 3.5 从数据到理论 |
| 3.5.1 方法论方面的说明 |
| 3.5.2 应用典型范例 |
| 3.6 效度和信度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案例背景 |
| 4.1 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 |
| 4.1.1 S1公司的基本情况 |
| 4.1.2 S2公司的基本情况 |
| 4.2 情境相同：均长期身处“新单位制”下,并面临转型 |
| 4.2.1 S1公司和S2公司均长期身处“新单位制”下 |
| 4.2.2 S1公司和S2公司均面临“新单位制”的转型 |
| 4.3 劳资冲突的管控效果对比：S1公司的失败与S2公司的成功 |
| 4.3.1 S1公司的管控失败：发生了集体性劳资冲突 |
| 4.3.2 S2公司的管控成功：未发生集体性劳资冲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存在性研究：各主体的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的存在性及其构成 |
| 5.1 企业管理方：人力资源实践 |
| 5.1.1 S1公司的人力资源实践 |
| 5.1.2 S2公司的人力资源实践 |
| 5.1.3 S1、S2公司人力资源实践的对比 |
| 5.2 企业党组织：党组织跨界行为 |
| 5.2.1 S1公司的党组织跨界行为 |
| 5.2.2 S2公司的党组织跨界行为 |
| 5.2.3 S1、S2公司党组织跨界行为的对比 |
| 5.3 企业工会：工会实践 |
| 5.3.1 S1公司的工会实践 |
| 5.3.2 S2公司的工会实践 |
| 5.3.3 S1、S2公司工会实践的对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直接效应研究：劳动关系管理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作用 |
| 6.1 企业管理方：人力资源实践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1.1 S1公司管理方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1.2 S2公司管理方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1.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6.2 企业党组织：党组织跨界行为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2.1 S1公司党组织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2.2 S2公司党组织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2.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6.3 企业工会：工会实践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1 S1公司工会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2 S2公司工会的直接效应分析 |
| 6.3.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介效应研究：班组长和工会的中介作用 |
| 7.1 中介过程的关键角色：工会(组织层面)和班组长(个体层面) |
| 7.1.1 组织层面的中介角色：工会 |
| 7.1.2 个体层面的中介角色：班组长 |
| 7.2 管理方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中介过程 |
| 7.2.1 S1公司管理方的中介过程 |
| 7.2.2 S2公司管理方的中介过程 |
| 7.2.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7.3 党组织管控集体性劳资冲突的中介过程 |
| 7.3.1 S1公司党组织的中介过程 |
| 7.3.2 S2公司党组织的中介过程 |
| 7.3.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对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情境研究：“新单位制”及其转型对劳资冲突管控的影响 |
| 8.1 管控成败的“外部嵌入”分析：基于嵌入理论视角 |
| 8.1.1 S1公司管控体系的“外部嵌入”：差 |
| 8.1.2 S2公司管控体系的“外部嵌入”：好 |
| 8.2 管控成败的内部过程分析：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 |
| 8.2.1 管控成败的内部过程分析：直接效应分析 |
| 8.2.2 管控成败的内部过程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果与讨论 |
| 9.1 命题1：关于行为存在性的命题 |
| 9.1.1 命题1的提出(回应研究问题1) |
| 9.1.2 命题1相关内容的研讨 |
| 9.2 命题2：关于作用过程的命题 |
| 9.2.1 提出命题2.1(关于直接效应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2.1 |
| 9.2.2 提出命题2.2(关于中介效应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2.2 |
| 9.2.3 命题2的提出(回应研究问题2) |
| 9.3 命题3：关于情境影响的命题 |
| 9.3.1 提出命题3.1(关于“情境是什么”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3.1 |
| 9.3.2 提出命题3.2(关于“情境变化的影响”的命题),以回应研究问题3.2 |
| 9.3.3 命题3的提出(回应研究问题3) |
| 9.4 “涌现”出的其他研究发现：“关系”的重要性 |
| 9.5 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模型 |
| 9.5.1 “新单位制”下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图解 |
| 9.5.2 “新单位制”转型时的劳资冲突管控过程图解 |
| 9.6 贡献与启示 |
| 9.6.1 理论贡献 |
| 9.6.2 实践启示 |
| 9.7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9.7.1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9.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田野调研实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工会组织在改革中应发挥好几个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女性生育福利供给问题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D]. 陈秀红. 山东大学, 2021(10)
- [2]中英当代城市剧院经营管理和策略的比较研究 ——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英国国家剧院为例[D]. 喻荣军.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3]高校行政化表征及其适度行政化调节策略研究 ——基于东北地区高校官方网站的分析视角[D]. 张丽丽.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4]单位制背景下第一代工业移民的身份认同 ——以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为例[D]. 王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D]. 杨朔镔.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川东地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推行研究（1949-1956）[D]. 贺显勇. 西南大学, 2019(12)
- [7]国企员工单位认同变迁研究 ——以某化工国企为例[D]. 马钰鑫. 南开大学, 2019(04)
- [8]广场舞的政治表征 ——对我国城市广场舞发展的历时性分析[D]. 徐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D]. 汤素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10]国有企业集体性劳资冲突的管控机制研究 ——基于两个资源型国有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D]. 鲁竞夫.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