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为本的写作——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本位的写作——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宋佳蓉^[1]（2020）在《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女性文学开始逐渐地涌现出来,代表性的女作家主要包括张爱玲、苏青、潘柳黛等人。与男性文学的刚烈不同,在这个时期女性文学中,更多的表现出情感的细腻,在对感情关系的刻画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畸恋书写。值得注意的是,“畸”一词在本文中并非带有歧视色彩,笔者仅用它来区分认知观念中的常态情爱。《当代汉语词典》将“畸恋”的含义解释为“不合常理的恋情”,在当时社会,畸恋是指违背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的感情逾越,是一种越轨的性爱与情爱内容。包括婚外情、同性恋、姘居、忘年恋等情形。畸恋不仅是战争分化的私人产物,也反映出无数女性在挣脱束缚、自我解放过程中所陷入的道德困境。在文章中女作者通过细腻的情感和身体刻画将女性的欲望诉求刻画的淋漓尽致,引人思考。本文以沦陷区以“畸恋”为主题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表现、成因以及影响这三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沦陷区女性畸恋的书写有更加系统的认知,从而客观地审视封建礼教下的两性关系与女性挣脱。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畸恋”小说的表现模式。从类型上来看,畸恋的书写主要包括婚外情、同性恋以及姘居。从两性关系的演变来看,在对传统贞洁观念的冲击对比下,畸恋书写下的女性更愿意主动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欲,追求自身的感情生理自由。文本同时对畸恋小说将女性作为欲望主题的现象进行了阐述。畸恋小说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两性书写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独白,以女性的叙事视角为主,男性的身体沦为观察与评价的对象,女性作为欲望的诉求者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章主要对畸恋书写的成因进行研究。基于文本,从上海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从心理、生理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来挖掘非常态恋情出现的诱因和社会背景,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包括沦陷区社会环境的浸染,具体表现在战争的隔离作用、战时信息的封锁以及女性主义的崛起。包括战时生命体验、作者的创伤体验以及悲剧爱情观。第三章主要对女作家畸恋书写的现实意义进行研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中开放的写作手法对女性私人化写作影响巨大。而对于当时社会的意义来说,女作家的畸恋书写是一种女性自我情感的自由释放、社会情绪的引导升华以及民族危机下女性的自强意识,是男权社会下的积极反思与抗争。

肖小云^[2]（2016）在《突围与陷落 ——从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看女性启蒙的艰难性》文中研究表明福柯曰:"启蒙首先意味着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 "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这是启蒙的首要含义。对中国女性来说,启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传统文化的限囿中走出来,从男权中心文化派定的"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中跳脱出来,从工具化与依附性的存在中跳脱出来,重塑一个有爱有恨、有欲有求、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人格完善的人。——这是本文对于女性启蒙的界定。而女性写作,它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女性作家的写作;二,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而女性意识,是指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基于本论题的女性启蒙的概念,导论与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拟设置五章:原初命运:作为附庸与工具的存在;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婚恋;女性与革命;执着的探索。具体来说:第一章,"原初命运:作为附庸与工具的存在",主要从启蒙发生之前女性的生存处境与命运遭际来阐述女性的悲剧性存在;第二章,"女性与教育",主要从现代教育在女性性别意识觉醒、女性就业即经济独立等方面的影响上来探讨教育在女性生命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亦探讨这种作用的有限性——因为教育要在女性的生命塑造中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作用,还有赖于女性自身的坚初、顽强等质素;第三章,"女性与婚恋",主要从女性对于自由婚恋的追求及其在追求过程中的陷落来阐释女性启蒙的艰难;第四章,"女性与革命",从女性与革命的复杂关联——女性意识、女性婚恋、女性生命等与革命的复杂纠缠——中来透视女性启蒙的艰难;第五章,"执着的探索",就女性在教育、婚恋、革命三个向度/三条路径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与探索,选取其中特别突出者（其中包括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因为现代女性作家的写作,她们的文学文本和现实文本原本就有着密切的关联）予以分析阐释,以此来论证女性启蒙虽然艰难——女性启蒙的漫漫路途上有着诸多需要跨越的障碍或者需要披斩的荆棘甚或需要与之搏击的凶猛的野兽,然而,勇敢的新女性并不因为这重重的困难险阻而停止她们探索的步伐,停止她们改变传统的悲剧性命运、塑造自我新的生命的努力。也正因此,女性启蒙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而终有取得最终胜利的—线希望。基于论文主体部分的分析阐述,"结语"部分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处于新旧交接时代的女子,试图从三个向度/三条路径上去实现她们的生命/命运突围,即由传统的"贤妻良母孝妇"的附庸性与工具性的"物"的存在向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人格完善的"人"的存在的转换:然而,相当悖谬的是:由于路上满布的荆棘与陷阱,无论踏上哪条道路,女性在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自主自立的同时却往往落入更大程度的被束缚被压抑甚或被伤害的陷阱之中。探究这种种陷阱的根源,也即阻抑女性启蒙进程的"高墙",大体来看有两类:其一,女性自身的男权意识的遗毒与意志方面的软弱等问题;其二,为封建文化男权意识所毒害的他/她者的阻抑。如笔者文字上的表述"他/她者"所示,这个阻抑女性生命发展的"他/她者"既包括有着深厚男权意识的男人——男权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包括为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所毒化了的"男性化"的女人——男权文化的受伤者。而这两类荆棘与陷阱,或者说"高墙",其实都源于同一个东西:统治关系模式下的男权中心文化。然而,正因为女性启蒙的路途如此艰辛,现代女性们（包括文学文本中的人物与现实文本中的人物）在这条路上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更显光辉灿烂;她们对自我生命之可能性的探索之坚定执着更加令人感佩。

宋媛^[3]（2016）在《日本张爱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外与国内的“张学”研究从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运用直至学术态度方面,都大相径庭,各有长短。抛却门户之见,在学术层面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能为国内张学研究起到补益作用。在国际“张学”研究中,历来有大陆、港台、美国三个重镇,而日本的张学研究可谓后起之秀。论文除“引言”与“结语”外,主体部分由三章构成。第一章,梳理日本张学研究领域的灵魂人物池上贞子的张学研究。池上指出张爱玲既非传统、又非现代,既非中国、又非西洋;她用现代人的视角窥视已经逝去的世界,而讲述者自身又是已逝世界的一部分;她以西洋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却又是这传统的一份子的复杂性。此外,池上分析了张爱玲小说的社会性,这一点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拿来批评其小说的缺失。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池上研究的特点和不足。第二章,探求日本张学领域“第一人”邵迎建的张学研究。邵氏借鉴爱理克逊的认同理论分析张爱玲其人及其作品,并通过大量文本细读,指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意识。第三章,主要对日本其他张学研究者的成果进行概述。日本张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首先,研究风气严谨,非占有大量材料绝不轻易下结论。其次,对张爱玲作品的评判大多只从艺术层面出发,几乎从未牵扯爱国、道德之类的因素。最后,主要集中在对张爱玲1940年代作品的研究,涉及1950年代之后作品的研究较少。

吴依涵^[4]（2015）在《张爱玲独特女性观下创作美学的呈现》文中指出我国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都是以男性为主体角度去进行社会的思考,而张爱玲把更多的关注目光放在女性身上。她将自己的生活与作品的生命融为一体,打破了阅读的女性与被读女性之间的情感界限,充分的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视角是张爱玲文本视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文本的女性视角不同于其他视角,而是完完全全掩藏在文本之后的,没有通过语言、文字、情结构造、人物设定等方面表现出来、必须要读者本身与叙述者进行深层的思想对话,细细揣摩才能品味得出。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数都以男女、婚恋为主,但是,有别于他人的是,在她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以一种冷静的视角去审视女性本体,在肯定女性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上,又将女人灵魂的灰色阴影和长期生活赋予的枷锁剖析在读者眼前。女性的世界在张爱玲的笔下大都是悲哀的,苍凉的,通过她的作品可以品味出在她内心深处,依然无法完全摒弃中国传统,依然受到中国传统的那种繁华与浮躁并存的社会氛围影响,在那个满是封建残留的百孔千疮的社会环境下,她书写女性,同情女性,她的小说触碰了众多女性内心深处所感所想。

金帛信^[5]（2014）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韩两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以张爱玲与崔贞熙的小说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比较研究了张爱玲和崔贞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和崔贞熙进行文学创作的二十世纪初期,起源于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思想进入中国和韩国。这一时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们,在西方文化和女性解放运动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开始了意识层面的自觉。中韩两国的社会背景和作家自身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作品具有许多共通点。两位作家的相似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经历,同样作为女性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丰富的感情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地展现了女性问题。作家的经历对其作品有着深刻的影响,本论文讨论了作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即男性支配、压迫和剥削女性的社会构造和惯习体系对作家塑造女性人物的影响。通过考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近代性和女性意识,本论文展示家长制社会和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人物们的他者性地位,并试图理清女性作家们反对的理性实体——即根深蒂固的“自我否定与牺牲、对生活绝望死心”的意识是如何成为压迫女性的工具的,是如何支配并同化女性等问题。本论文采取文学平行对比研究方法,试图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分析张爱玲和崔贞熙的小说的异同点,找寻女性作为人类的自我即恢复女性的本质,让“女性”重新获得作为“人类”的社会地位。

李晓凤^[6]（2013）在《女性的发现与自我言说 ——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例》文中指出在中国女性的发现与自我言说史中,丁玲、萧红和张爱玲具有特殊的阶段性意义。她们在“五四”落潮后登上文坛,与第一代女性作家不同,她们是一群正视历史、解构历史的女作家。她们敢于写女性个人的苦闷、女性对于社会和时代的认识、女性特征的人生灰暗和女性对于爱情的想法……这三位女作家用她们的文字解构了男权社会的女性历史,展现了女性在大时代里悲惨的命运,她们“发现”了女性的历史,并敢于“自我言说”。在本文中,笔者着重探索了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性作家的“自我言说”,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研究作家的生平与作品之间的关联,了解这一阶段女性言说的“可能性”和“有限性”。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时代与作家的创作之间有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笔者从地域文化（包括家庭文化）、情感经历、政治因素等三个方面研究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性作家的生平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探究其女性自我言说的源起、归宿及局限。研究女性“自我”言说,必然涉及到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个人宿命及其“言说”的局限性——这也就是中国女性文学在本阶段所表现出的基本状态。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先天不足”,“五四”以来女性文学长期从属于社会革命运动,并成为社会主流文学的附属品。女性言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在此背景下的女性言说,难以沿着女性意识的道路独立发展,女性作家们更加难以建构起属于女性的新历史。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我们看到了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在女性的自我言说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本文分为三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第一章,女性的发现——历史与现实。回顾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的沉默压抑；描绘现实：“五四”运动后第一代女性作家对于女性历史的虚幻建构；女性言说的“可能性”——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女性自我言说中正视现实、解构历史的特征。第二章,女性自我言说的“有限性”——作家与作品。从“社会——作家——作品”的角度,分别从地域文化（包括家庭文化）、个人情感经历以及政治因素三个方面论证作家的个人经历对“自我言说”的影响,也说明这一阶段女性言说的“有限性”。第三章,女性言说的“悲剧性”——“人运与文运”。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命途坎坷,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三位作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文字重新构建起女性的新历史,但是由于个人认识局限、中国女性意识先天发展不足、社会政治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也正表现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此阶段所体现出的基本状态——可能、局限与悲剧。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作家在“言说”女性现实的同时,却无力去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三位女作家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女性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文学已经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韩梅梅^[7]（2012）在《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文中指出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两人都以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为书写空间,描绘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悲喜命运,对女性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追寻,凸显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王安忆显然是对张爱玲这一书写传统的继承,但她又有自己的发展。她在女性关怀方面更理性,也更现实。

赵明英姿^[8]（2011）在《坍塌的男性世界 ——从张爱玲到池莉》文中指出本文选取张爱玲和池莉作为代表作家,拟从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出发,着重分析张爱玲笔下躯体残障或精神障碍的两大类男性在池莉作品以及部分当代文学作品里的延续,并力图将其纳入整个当代女性文学中男性形象传承的范畴里加以分析,展示张爱玲开启的写作策略对当代女性文学的影响和传承、凸显张爱玲研究的当代性,借以证明张爱玲笔下身残志缺的丑陋男性们成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坍塌男性形象的源头。本文将要谈及的畸形男性的精神与命运将作为另外一条线索补充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现当代文学的另一番景象。通过男性形象的传承,从张爱玲到池莉也俨然构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一种深刻的呼应关系。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梳理张爱玲笔下身残志缺的男性形象,并挖掘其生成的原因、社会文化背景等,第二章展示这两类男性在池莉作品中的延续,第三章结合当代作家群下坍塌男性形象,重点分析张爱玲开启的写作策略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和传承。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做出结论性文字。最后是注释和参考书目。新时期的女性创作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传承并超越着张爱玲女性写作的文化传统,拓展了当代女性作家们狭窄的世界。横跨半个世纪的两位优秀女作家,用她们的智慧动摇了菲勒斯中心论和父权文化的主流文化,为认识男性世界、认识自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当代女性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指导。张爱玲和池莉用自己的努力将这一写作策略嵌入了世界和文学的历史之中。

姜子华^[9]（2010）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认为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分三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成箕淑^[10]（2009）在《韩国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以丁玲、张爱玲、萧红为中心》文中提出自古以来中韩两国就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同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所以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着良好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在文学上的交流十分活跃。在韩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当时已经发表了介绍中国的新文学和主要作家作品的文章,可以说韩国学界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尽管上世纪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导致两国互不往来,彼此隔绝,但韩国学者仍通过香港、台湾地区的学术界间接地获取资料,虽然其研究的成就比过去少了一些,但不少韩国学者为了延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努力。就这样,如同日本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位于前列的国家一样,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韩国学界也一直对中国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近几年中韩两国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交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活跃,但是在中国国内很少对于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总结性文章。九十年代后,韩国学界面临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为了向中国国内介绍韩国研究的情况,也为了自身不断取得发展进步,学人们一步一步地丌始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以金惠俊、朴宰雨等中文系教授和在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为主体的韩国研究者针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情况,发表了一些总结性的学术小论文,但这些论文所探讨的内容并不全面,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理论的研究总结,或对某几位作家的研究进行回顾。迄今为止尚未有韩国学者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作系统的总结和回顾。韩国学者朴钟淑教授认为目前韩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存在“以男性作家为中心,以大作家为中心”的倾向。其实,随着中国新文学译介的热潮,韩国国内从二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介绍中国现代女作家及其作品,但到八、九十年代中韩两国出现女性主义热潮之前,几乎没有找针对女作家的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到了约二十年之前,女性文学成为中韩两国文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话题,韩国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兴盛起来。二十多年来,韩国学者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益增加,获得了不少成就。因此,本文注重考察八十年代以后韩国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本文首先简述目前还存在分歧的女性文学的界定问题,继而宏观地总结八十年代以后女性文学研究在韩国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归纳女性文学研究的特点,阐述其迅速发展的原因,探讨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以后的发展进行展望。然后通过目前最受关注的丁玲、张爱玲、萧红三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来仔细考察韩国学者在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特点。笔者希望,本文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研究者提供探讨女性文学的新的视角和方法,使中国学者了解目前韩国学者如何看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而吸取海外研究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是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总结,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石。同时也希望为促进中韩两国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二、女性本位的写作——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本位的写作——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突围与陷落 ——从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看女性启蒙的艰难性（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张爱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爱玲独特女性观下创作美学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韩两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以张爱玲与崔贞熙的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女性的发现与自我言说 ——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论文提纲范文）

（8）坍塌的男性世界 ——从张爱玲到池莉（论文提纲范文）

（9）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10）韩国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以丁玲、张爱玲、萧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女性本位的写作——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畸恋小说研究[D]. 宋佳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突围与陷落 ——从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看女性启蒙的艰难性[D]. 肖小云. 南京大学, 2016(08)
• [3]日本张爱玲研究[D]. 宋媛.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6(08)
• [4]张爱玲独特女性观下创作美学的呈现[D]. 吴依涵.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2)
• [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韩两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以张爱玲与崔贞熙的小说为例[D]. 金帛信. 浙江大学, 2014(08)
• [6]女性的发现与自我言说 ——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例[D]. 李晓凤. 兰州大学, 2013(11)
• [7]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J]. 韩梅梅. 文教资料, 2012(34)
• [8]坍塌的男性世界 ——从张爱玲到池莉[D]. 赵明英姿. 四川外语学院, 2011(10)
• [9]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 [10]韩国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 ——以丁玲、张爱玲、萧红为中心[D]. 成箕淑. 复旦大学, 2009(12)

标签：张爱玲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