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收入支出进行严格管理促进报业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1]（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宋颜群[2]（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石俊[3]（2020）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能源过度消耗、生态持续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逐渐凸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面对国内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复杂形势,以及国际环境的进一步趋紧,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在这种局面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财政必须摆脱既定思维模式的束缚,推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本论文基于国家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理论,主要探讨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如何动态调整以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科学问题: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如何?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如何?市场化进程、合法性和社会资本在其中分别起怎样的调节效应?采用理论及定量方法综合分析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优化的机理问题。具体如下:第一,从高质量发展背景出发,建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计算发展得分。研究发现,各省级政府在创新、绿色、开放与共享维度发展呈现提高趋势,而协调发展维度得分呈下滑趋势,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第二,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省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相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相对效率时空差异均很明显。时间趋势上,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但整体呈下滑趋势;空间分布上,发达地区的效率相对要更高。第三,基于政府职能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合法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财政支出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市场化水平、合法性、社会资本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建设性支出、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别为不显着、负相关与正相关。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扩大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合法性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不存在显着调节效应,但对支出结构存在显着调节效应;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对支出与发展关系存在正向交互效应。第四,基于社会信任来源理论,从公众感知满意度视角,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公共信任水平,环境保护性支出对信任影响暂且不显着。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管理满意度、公平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其中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不能带来社会信任的提升,反而因为挤出其他方面的支出而导致社会信任的下降。这也再次验证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物质将难以满足人们的预期,通过稳定经济增长来提高信任的做法已越来越失去市场。而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带来更多归属感,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带来更多安全感,成为提升信任的主要来源。第五,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镇偏向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共存的局面,形成了原市民、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人口的独特人口结构,以及不同户籍身份群体拥有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逐步变迁。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其他结构变量都显着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将会明显缓解,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相反;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缓解认知型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不能一味地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而忽视户籍人口城镇化,还要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和市民一样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进一步刺激人口流动。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3个方面。（1）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宏观框架下,分别从市场化进程指数、合法性、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出发,探讨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阐释了中国财政故事,丰富和拓展了原有“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2）基于政府职能理论与公共感知满意度,探讨了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为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提升社会信任感提高了有益的思路。（3）在政府—市场—社会现代化治理框架下,探讨在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财政支出、市场化进程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熊惠君[4]（2020）在《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时代要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主基调。要以税负公平为基点,通过税制改革,更科学地设置税种、税率,进而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公平原则是公认的税收首要原则,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平对维持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在于税收矫正收入分配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是不可或缺。此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又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社会福利衡量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程度。在税收环境下,如何设计税收制度,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即效率损失最小化,同时尽可能兼顾社会公平,是现代税收制度构建需要考虑的一大重要问题。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覆盖面广,其以价格为载体,通过消费流转,直接影响居民实际购买力,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因此,对我国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研究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Chip2013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以居民家庭为研究单位,利用增值税实际税率,研究分析我国增值税本身和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搜集国内外有关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文献,并基于搜集到的已有文献从增值税自身和增值税改革两个方面进行归纳梳理并进行总结。其中,国外文献从年收入视角、终生收入或消费支出视角、社会福利视角对增值税自身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归纳梳理。从扩大增值税范围、税率调整、税收优惠、综合改革对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归纳梳理。国内文献从增值税本身、增值税转型、增值税扩围以及增值税税率简并进行归纳梳理。其次,从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两方面概述增值税相关理论。其中,关于增值税与收入分配,先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税负公平是收入分配公平的核心理念和最低标准、累进税制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工具等结论。再围绕增值税的内部因素,理论分析增值税对税负公平、收入分配公平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关于增值税与社会福利,先对新旧福利经济学不同学派的福利理念和福利标准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效用是衡量社会福利大小的基本工具、社会福利较多关注交换的效率和生产的效率、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例如:重视穷人的效用）的结论。再基于帕累托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分析效率损失的产生和测算,增值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因素。再次,基于Chip2013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采用增值税实际税率,测算增值税本身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其中,关于增值税本身的收入分配效应,分别从年收入和终生收入视角,利用Gini系数、Suits指数、Theil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年收入视角下,增值税具有明显累退性,终生收入视角下,累退性减弱。第二,年收入视角下,医疗保健、食品烟酒的累退性最强,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终生收入视角下,食品烟酒累退性最强。第三,城乡居民家庭组内收入差距要大于组间收入差距,且农村居民家庭组内收入差距更大。关于增值税本身的福利效应,利用等价变换（补偿变换）占支出的比率、平均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增值税对我国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具有较大负向影响,对我国高收入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负向影响较小,高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福利差距约为2倍。第二,食品烟酒对社会福利影响最大,其次是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对社会福利影响也逐渐增加。第三,低收入家庭的效率损失最大,但近年来,上述情况逐渐有所转变,呈现出高收入家庭的税收效率损失要略微超过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效率损失。然后,基于Chip2013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构建增值税CGE模型,测算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其中,关于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利用Gini系数、Suits指数、Theil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增值税转型具有明显的正向收入分配效应,有利于缩小各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第二,交通运输、邮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改征增值税和增值税结构四档并三档加剧了增值税的累退性。第三,增值税税率下调有助于降低增值税的累退性。第四,医疗保健、食品烟酒的累退性最强,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关于增值税改革的福利效应,利用等价变换（补偿变换）和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增值税转型降低了社会福利损失,提升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尤以农村家庭改善效果最好。第二,增值税税率减并改革对高收入户的福利影响最大,低收入户的福利影响最小。最后,分析影响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税制因素,并提出改进建议。其中,关于影响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税制因素,先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税收优惠、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设置等方面探讨了其对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理论影响,再结合国际经验,与我国增值税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征税范围越广,增值税的调节范围越大。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统一征收范围的征税制度。我国从1984年正式开征增值税以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至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推开后,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已覆盖至所有行业所有环节。第二,税率结构是通过税率档次和税率水平两方面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其中,税率档次对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非一致性,而税率水平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基本一致。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采取1～3档的税率模式。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为“13%+9%+6%”三档,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增值税税率结构相比,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符合国际发展大趋势。但从标准税率和低税率重要程度和适用范围来看,我国生活必需品适用税率偏高,一些现代服务业因为“营改增”的原因适用6%低税率,低税率适用范围不合理。第三,对生活必需品实施税收优惠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但会破坏抵扣链条,引发效率损失,不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产品、食品和医药制品均是各国减免税的首选项目。与国际上减免税适用范围相比,我国减免税范围较小,生活必需品免税适用范围比较有限,对部分食品和医药制品的税收优惠力度极小,远远低于其他各国。我国若对药品、乳制品实施免税可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和增加居民福利。第四,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设置均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和增进社会福利。从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的国际经验来看,绝大数国家设置了起征点,我国既设置增值税起征点,又设置了小规模纳税人,与国际相比,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明显偏高。关于改进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建议,基于以上税制设置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具体如下:第一,减并税率档次,将增值税税率档次三档并两档。第二,对生活必需品适用低税率。第三,将非生活必需品且不具有公益性质的产品或服务适用税率调高至标准税率。第四,将标准税率下调至10%,低税率下调至4%。第五,在财政资金预算许可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对医药制品实施免税,其次考虑对乳制品免税。第六,适当降低增值税起征点。第七,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先将小规模纳税人占比控制在50%左右,后面持续降低至30%。第八,对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进行实时调整,以保持标准的合理性和可预见性。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上。增值税是一种中性税收,筹集财政资金是增值税的第一大职能,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均属于增值税的辅助职能。而关于增值税的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增值税的资源配置效应展开,较少涉及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内容更加新颖。第二,研究视角上。年收入波动性要高于终生收入,相比年收入,终生收入更能衡量居民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而国内关于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前期研究大多基于年收入视角展开,从终生收入视角展开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同时基于年收入视角和终生收入视角,研究我国增值税本身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视角更加丰富。第三,研究方法上。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的本质特征,通过商品流转可以改变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要素市场相对价格变动。而国内对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研究方法大多为投入产出法。实际上,投入产出法难以将商品和要素之间的勾稽关系完整考虑在内,因此,在模拟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模拟上述增值税引发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变动,反映商品和要素之间的勾稽关系,需要借助CGE模型。本文构建增值税CGE模型,利用弹性系数模拟商品和要素间的勾稽关系,结合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测算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方法更加科学。
曹仪[5]（2020）在《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居民经济收入对家庭背景和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它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政府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劳动者个人因素、家庭环境与社会因素都可成为调节机会公平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提升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有助于减轻贫困群体的社会排斥,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子女不良生活习惯的概率,进一步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在改善收入流动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如幼年时期的妇幼保健系统,人力资本累积阶段的公共教育系统,成年时期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结构和制度等,在公共支出的调节之下,劳动者的竞争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平等。有关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中国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有效推动了居民收入的向上流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有所提高;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刺激了经济阶层的持续固化,优势家庭子女保持原有经济地位的概率更高,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的程度相对较低;三是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程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加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流动性。因此,由于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尚未有定论,利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程度进行准确的估算,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测算中国代际收入的流动程度;探索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探讨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采用IV估计、分位数回归与转移矩阵分析法对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测算,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进行分析,采用“反事实分析法”探讨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法分析再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此外,本文基于代际流动全球数据库（GDIM）（2018）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要有五点:（1）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依然相对较低,以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为工具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IV估计为0.322,城市的流动性低于农村,父女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于父子。中位数附近的收入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程度最高。处于收入分布函数两端的家庭呈现出较大的收入继承性。（2）从家庭层面来看,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作用,贡献率达到40.92%。农村地区父亲经济收入对子女经济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更大。从性别差异来看,人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子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9.72%,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女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5.22%。（3）从市场环境方面来看,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结构化的影响,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到抑制作用,而努力不平等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4）从公共政策的层面上来看,加大社会再分配比例,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均衡分布,提升代际收入流动,但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降低,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无法同时达到最优。此外,适当提升税率,提高税收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有利;降低税率,降低税收起征点,对高收入群体更为有利。（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发展中国家排名靠前,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居中,代际流动性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虽然经济的效率与公平难以同时达到最优,但是中国社会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水平,加大公共支出规模。政策的制定要从有利于弱势群体提升经济收入的角度出发,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从根本上带动收入的代际流动。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是市场环境、劳动者自身资本因素与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升代际收入流动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三点:（1）基于信号理论,通过项目反应理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的潜在特质进行估计,所估计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包含多个方面,比以往研究者的估计值包含更加丰富的资本信息。（2）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收入的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结构化的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为收入公平与收入流动之间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3）基于OLG模型构建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进行分析,探讨了公共教育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个人禀赋、社会再分配比例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社会再分配比例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吕丹[6]（2020）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及其增收效应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互联网与农业结合而形成的新业态,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普及之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趋势。借助电子商务的交易便捷、信息互联等特性,有效减少了农产品传统流通渠道的繁冗环节,拓宽了农产品的价格空间,推动了农业高质量生产与标准化建设进程。在满足城镇居民对食物多样性与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同时,利用网络信息的公开透明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感,提升了农产品的销售量和知名度,增加了农民收入。为此,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电子商务与农业产业及农村地区相融合的扶持政策,力求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电子商务为突破口促进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以及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学术界普遍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一定的组织化、规模化和社会化水平,相较于普通农户更具备开拓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能够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不但有助于扩大“农产品进城”的规模,而且还能发挥带动作用以推动电子商务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然而,有调查显示,目前真正在网上销售农产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尚不足五成,且其中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举步维艰。就在各级政府不断推出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利好政策以及电商扶贫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情形下,农产品电子商务缘何仍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是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如何更好地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一项亟需破解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对此提出的解题思路是:首先,深入剖析擎肘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根本原因,甄别和区分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关键因素,明确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决定性条件;然后,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行为与收入变动的关系,揭示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作用机理,其目的是从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增长着手,探讨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电子商务的源动力;随后,进一步明晰不同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程度的增收效应;最后,综合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条件和增收效应两方面的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广泛而深入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对策建议。即“甄别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的关键要素”“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收入变动关系”“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异质性”“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机理”“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吸收程度的增收效应”,是本研究需要深入而系统阐释的重要科学问题。基于这一研究目标,以“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收入变动测度—增收机理分析”为研究思路,将全文布局如下:第一部分（第1-3章）介绍研究的缘起、理论渊源与文献综述,旨在阐明选题的研究目的、基本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性;同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对相关理论与文献史进行梳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现状、特点、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第二部分（第4、5章）回答“甄别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的关键要素”的问题。通过对理性行为理论、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等技术采纳理论的整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开展实证分析,明晰影响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作出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的关键要素。第三部分（第6章）回答“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收入变动关系”“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异质性”“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机理”等问题。从技术踏车理论和数字经济特征视角,设定收入决定方程,分别测度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收入变动方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带动社员或签约农户收入变动关系;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动态能力—增收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引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揭示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与增收效应之间的内在转化“黑箱”。第四部分（第7章）回答了“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吸收程度的增收效应”这一问题,解释了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增收效应异质性。基于IT吸收理论,提出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的概念,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过程,根据不同电子商务吸收程度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维度,分别考察各阶段的增收效应。第五部分（第8章）结合前文研究结论,针对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以及阻碍农产品电子商务发挥增收效应的各因素,提出形成“采纳→增收→采纳”动力循环的对策建议。通过开展上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具有电子商务运营能力的人才、良好的物流运输条件、开展电子商务所需资金以及政策扶持等要素,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关键条件。其中,对于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人力资源和政策扶持是其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必要因素,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决定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则更看重效果易察和资金充裕度等因素。（2）对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进行投入,将有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收入的增加,但现阶段还不及对土地面积、劳动力、品牌建设等要素投入所产生的增收效果显着。不过,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正向影响,将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的加深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在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高级阶段,网络规模效应将逐步得到释放,边际成本递减也会显着增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增收效应。（3）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力资本进行投入,比资金投入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大;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于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增收主观认同感,相比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为显着。（4）流通渠道、交易费用和信息互联的共同作用,触发了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效应,动态能力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环境动态性会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发挥作用。（5）农产品电子商务适销性、物流条件、粉丝社群、入驻电子商务孵化基地、“三品一标”农产品等因素在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不同阶段中,均对增收效应产生了显着影响。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获得收入增长的根本条件,但是,针对所处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各阶段,合理调整资源配置是获得增收的关键一环。（6）只有强化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增收效应,才能切实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而扩大增收效应的根本是要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应用的动态能力,即从本质上而言,需要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电子商务适应化”水平。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表现在:（1）针对电子商务采纳理论无法较好地解释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的问题,本研究将农产品的属性、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农业生产经营者特征等因素纳入理论范畴,延伸了技术采纳理论的适用边界,较为全面地提供了一个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机理的理论模型,明晰了“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电子商务应用动态能力提升→产生增收效应→更广泛、更深入地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这一动力循环机制。（2）针对现有研究多以单一农户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纳入多种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分类开展了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间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各主体之间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及其增收效应的差异特征。（3）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过程中收入变动关系不明确的问题,本研究引入IT吸收理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之后,不同发展程度所呈现的增收效应阶段性差异进行阐释,明晰了各阶段的资源配置对增收的作用强度。（4）从实践层面,探索性地提出了农业生产经营全流程与电子商务相适应以提升增收效应的建议,其中,对于“电子商务适应化”的解释为科学地评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子商务应用水平提供了创新思路。
冯星[7]（2020）在《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困人口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脱贫任务依然艰巨。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551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要如期实现脱贫目标还有五百多万贫困人口待解决,但是越到脱贫攻坚关键期减贫难度越大、减贫成本更高。“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坚持我国扶贫大方向的基础上,要更加注意提升贫困人口的个人能力和素质,注重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自主性脱贫。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会促进贫困的降低,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会阻碍贫困减缓。随着经济增长,尽管中国贫困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是居民返贫风险愈加明显。经济增长减贫的边际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差距扩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减缓。在脱贫攻坚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并构建防返贫的长效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基于异质性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和现行经济状况,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微观和宏观数据对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展开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对收入分变迁与贫困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数理分析,揭示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合理性;其次基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采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不同贫困标准下,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对贫困变化影响的微观作用机理,并与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利用计量技术进实证检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及其测度的稳健性;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方面深入探析三维贫困分解框架下经济增长、政府补助以及教育异质性对贫困变化的影响机制。以上研究为中国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总结如下:首先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脱贫攻坚背景,本文分层次梳理了收入分布与贫困的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居民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即将代表居民异质性的残差效应引入到贫困分解中,构造新的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并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与测度的出发点、数理推导和现实分析及预期展开理论分析,为从实证视角探索中国减贫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基于反事实思想设计代表收入分布变迁的均值变化、方差变化和残差变化三个动态计量指标,并将其引入到传统的贫困分解框架中,首次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层面解释贫困。并利用家庭营养与健康（CHNS）微观调查数据对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分解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在减贫进程中更合理、更全面,更具有现实意义。结果表明收入增长效应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离散效应恶化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效应主要降低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说明收入的增长效应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而异质效应却能够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意味着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效应在中国减贫进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采用二值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的减贫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具有减贫作用,而离散效应具有恶贫作用,且异质效应的减贫作用和离散效应的恶贫作用几乎对等,说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贫困,且异质效应能够弥补离散效应带来的恶贫作用,实证结果与上文中的贫困分解结果具有一致性性,进一步验证了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接着从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入手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对中国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明显高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其中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最差。同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发展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降低贫困;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扩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减贫进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阻碍贫困的减缓;与此同时,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作用,意味着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促进经济增长能够间接缓解贫困问题。同时从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标准对城乡居民贫困减缓存在明显的门限特征,即中国城乡政府补助标准对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非线性效应,表明我国政府补助福利政策对贫困居民脱贫的影响已不再具备整体性特征,仅当政府补助达到一定标准时,政府补助福利政策才能促进贫困居民减贫,即着过高的政府补助标准会产生福利依赖性,使得脱贫效果不显着,甚至增加居民返贫风险;而过低的政府补助标准导致政府补助政策无效,居民脱贫效果不显着。除此之外,城乡居民低保补助减贫效果最佳,工伤人员抚恤金减贫效应最差。因此,我国应在加强低保政策建设,改善其它各项政府补助模式的同时调控城乡政府补助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补助政策体系。最后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从异质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教育异质性在中国减贫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对贫困减缓均存在显着影响。在区域层面上,省份间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恶贫效应存在上升趋势,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我国居民的减贫进程,城镇化则降低了我国居民贫困,消费率的变化虽然恶化了我国贫困,但是恶化趋势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在区域层面减贫政策上,我国应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在个体层面上,年龄对贫困的影响逐渐不显着,家庭人口数的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我国居民贫困大幅度降低,说明在个体层面上,我国应重视教育减贫,在提高教育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贫困群体的教育补贴,提高中国居民人口素质,实现可持续自主性减贫路径。除此之外,教育的减贫效应受区域变量影响明显,在不同区域教育减贫作用存在显着差异。我国东部地区教育减贫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和教育体制完善程度差异导致东部地区教育减贫趋势平稳,中部地区教育减贫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和教育机制不完善导致教育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由此,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在原有的贫困分解框架中引入异质性因素,形成由收入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维度构成的新的贫困分解框架,从不同层次检验了收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联机制,并将其归结为三维贫困分解增长效应的经济增长减贫机制、离散效应的政府补助减贫机制以及异质效应的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特殊国情背景下,本文利用前沿技术方法逐步实证检验了收入分布变迁对贫困减缓的一系列作用效果,充分考虑到了收入从不同路径对脱贫攻坚阶段中国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对中国贫困减缓的现实问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最后,本文认为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的需要,合理地运用促进收入水平提高、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居民个体素质等政策之间的灵活搭配,在脱贫攻坚阶段进一步降低中国贫困,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邹丰华[8]（2020）在《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维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推出最低工资制度,希望通过制度手段干预劳动力市场,弥补市场失灵,优化社会福利。但现实的复杂性有时会使最低工资制度的结果偏离政策初衷,例如企业成本上升,就业市场更加不利于弱势群体,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经济效果?只有科学准确地阐述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揭示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机制,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中国最低工资现状,重点从劳动供给、劳动需求和收入分配效应三个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第一部分,最低工资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首先,明确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国家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缩小收入差距以及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其次,梳理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从萌芽、规范到完善详细阐述每一阶段的发展进程。再次,总结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的定义、测算、调整和监督等方面。然后,对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收入、就业与失业、企业利润及贫困等方面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与上述几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演进趋势。最后,针对当前最低工资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从劳动供给时间和劳动者收入两个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方的影响。一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首先,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并不确定。其次,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采用离散劳动供给模型和连续劳动供给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够降低闲暇带给男性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增加男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对于女性劳动者,实证结果完全相反,伴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女性劳动供给时间会显着降低。二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首先,利用劳动力榨取模型,从理论层面指出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增加劳动者收入;然后,同样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者收入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制度能够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第三部分,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的影响。通过考察企业面临最低工资制度的行为反应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方的影响。关于最低工资制度所引发的企业经济行为改变的研究,首先理论分析指出企业面临最低工资制度,将会产生多种行为反应。为了规避最低工资制度带来的成本上升,企业可能会直接减少劳动力雇佣数量,缩减管理费用、员工福利和员工工资。更有可能发生生产要素的转移,进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对企业可能存在的多种反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企业的确减少了劳动力雇佣数量,企业的管理费用、员工福利和工资支出也有所降低。企业减少了固定资产投入,但是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再者,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为本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促使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四部分,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从减贫和收入不平等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效果。对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减贫效应,首先,基于FGT指数,构建最低工资标准和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的数量关系,指出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实现减贫效应。其次,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和三种贫困度量指标均呈现负相关关系,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居民产生了显着的减贫效应。与此同时,针对近年来存在于城镇家庭中的工作贫困现象,实证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够降低居民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从另一角度证明最低工资制度的减贫效应;关于最低工资制度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角度,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收入不平等指标之间存在显着的二次关系,具有U型特征,意味着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会拉大收入差距,产生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现实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证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的影响,及其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显着影响劳动供给时间,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企业面临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出现降低劳动雇佣数量、缩减管理费用、增加研发投入等多种类型的行为反应,最低工资制度显着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除此之外,最低工资制度还具有显着的减贫效应,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此提出持续加强最低工资相关制度建设、建立最低工资政策效果反馈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陈丽华[9]（2020）在《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农村居民收入层面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居民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正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递趋势,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分割使低收入群体子代难以拥有个人发展所需的优质资源和良好机会,向上流动通道被堵塞,容易―复制‖父代所处的低收入处境。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固化问题并存,将进一步加剧子代收入差距,导致农村低收入阶层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的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的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通过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可以达到动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那么,要阻断农村居民跨代低收入传递,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将是必然应对。事实上,我国农村社会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在正式制度尚未完善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发挥着明显的生产效应、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是农村居民分享信息和进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基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怎么样?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是什么?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是否有差异?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以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为落脚点,聚焦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开展深入研究。理论研究部分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理以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揭示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对比分析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政策研究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提出精准提升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以及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明显差异。第一,低收入农村居民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问题。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低收入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明显低于高收入阶层。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拥有量不同。―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高于―受雇佣型‖农村居民,―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543,―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122。―离土型‖农村居民比―离乡型‖农村居民拥有更丰裕的社会资本,―离土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2.272,―离乡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拥有量为1.989。第二,本研究测算出我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为0.231。随着子代收入分位数的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逐渐提升。0.2分位数点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8分位数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3.03倍,表明低收入阶层代际收入流动性远低于高收入阶层,容易陷入代际低收入传递陷阱。―自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161,―受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55,表明―自雇佣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明显高于―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离土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13,―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340,意味着―离土型‖农村居民比―离乡型‖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更高。本研究结果指出,自主创业和合理有序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2.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提升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第一,低收入农村居民面临―回报欠缺‖。父代社会资本对0.45分位点以下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子代样本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着,对0.45到0.85分位点的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子代样本收入有正向显着影响,表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农村居民存在社会资本回报欠缺问题。第二,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的分层效应。社会资本对0.4到0.85分位点的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起到了显着促进作用。在0.4分位点以下,社会资本抑制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但是随着分位点的增加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弱化。0.9分位点以上,社会资本表现出抑制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该结论说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数,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保持较高水平。3.社会资本通过不同的间接路径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信息交互这一中介效应不显着。职业选择为社会资本影响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比为73%,表明增强择业能力有助于低收入农村居民向上流动。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为III 56%。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中等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部分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为20.1%,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培育农村人力资本是提高持续增收能力的有效途径。金融参与是社会资本影响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中介变量,表现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比为15.6%,这一结果带来的政策启示是:提高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是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有力保障。4.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不同。第一,―自雇佣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显着促进作用,―受雇佣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社会资本有助于两类农村居民子代求职以及教育获得,经检验中介效应不显着。第二,社会资本对―离土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较弱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子代求职、教育获得以及金融参与。职业选择为社会资本影响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遮掩效应,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9%,该结论启示我们通过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增强本地非农就业农村居民择业能力,可以明显促进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资本对―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有阻碍作用,但有利于其子代求职和教育获得。教育获得表现为社会资本影响―离乡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遮掩效应,遮掩效应的比重为14.6%,该结果表明,为―离乡型‖农村居民子代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丰富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局限于检验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缺乏对具体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本文着力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形成的社会性诱因,聚焦于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理,指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本路径。本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弥补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的―社会化不足‖。2.验证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最新数据,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基于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采用中介效应分析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对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间接路径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提升现阶段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提供理论参考,为精准施策提供科学路径选择。3.结合农村居民就业分化趋势,比较研究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本文充分考虑就业市场结构调整,正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分化趋势,按照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地域特点,分为―离土型‖和―离乡型‖农村居民。按照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职业特点,分为―受雇佣型‖和―自雇佣型‖农村居民。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以及社会资本发挥影响作用的路径进行差异考察和比较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研究主体,为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释放了更多有效政策信号。
钟瑞莹[10]（2020）在《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金融资产规模逐渐扩大,金融结构不断调整。与此同时,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凸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既有的国内外文献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特别是金融规模的扩大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相对来说,关于金融结构和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关注银行业市场竞争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更是寥寥可数。本文基于我国仍属于“银行主导型”国家的事实,选取银行业集中度这一维度,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关于金融部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述评,厘清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对关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接着,基于既有的理论和研究,对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降低银行业集中度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银行业集中度通过影响中小企业创业活跃水平作用于收入不平等。随后,选取2005—2017年间中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减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银行业集中度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选取国有银行资产总额占比（CR5）与赫尔芬达—赫尔曼资产指数（HHI）衡量银行业集中度,参考田卫民（2012）的方法计算省级收入基尼系数衡量被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使用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数占比作为中小企业创业活跃水平的替代指标,同时考虑宏观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可能影响。最后提出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具体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1）银行业集中度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较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降低银行业集中度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2）鼓励创业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3）较高的银行业集中度可能不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进而扩大收入差距。基于较高的银行业集中度将可能扩大居民收入差距,以及降低银行业集中度会通过提高中小企业创业活跃水平对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从优化银行业结构和鼓励创业的角度提出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
二、对收入支出进行严格管理促进报业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收入支出进行严格管理促进报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相对贫困 |
| 1.2.2 财政扶贫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 2.1.1 贫困的内涵 |
| 2.1.2 贫困的测度 |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框架 |
| 3.2.2 数值模拟 |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 3.3.4 数值模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1.6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1.1 相关文献的增长态势 |
| 2.1.2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研究热点分析 |
| 2.1.3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4 国内外财政支出的演化路径分析 |
| 2.1.5 研究启示 |
| 2.2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概念和测量 |
| 2.2.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概念和测量 |
| 2.2.2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概念和测量 |
| 2.3 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2.3.1 政府支出效率评价的国外理论与相应的指标体系 |
| 2.3.2 我国政府发展理念演化及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2.4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2.4.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4.2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2.4.3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
| 2.4.4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中介调节效应 |
| 第3章 理论基础及启示 |
| 3.1 国家治理理论及启示 |
| 3.2 财政支出理论及启示 |
| 3.2.1 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2 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3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4 公共选择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
| 3.2.5 其他财政支出理论 |
| 3.3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启示 |
| 3.4 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启示 |
| 3.5 合法性基础理论及启示 |
| 3.6 社会资本理论及启示 |
| 3.6.1 资本的概念 |
| 3.6.2 社会资本的影响 |
| 第4章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4.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1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
| 4.1.2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测算 |
| 4.2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
| 4.2.1 相关研究综述 |
| 4.2.2 投入与产出指标 |
| 4.2.3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5.1.1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2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5.1.3 市场化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 |
| 5.2 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样本数据 |
| 5.2.3 模型建立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合法性的调节效应 |
| 6.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6.2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总量回归分析 |
| 6.3.2 结构回归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7.1.1 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1.2 政府财政支出、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 |
| 7.2 变量、数据与模型 |
| 7.2.1 变量说明 |
| 7.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
| 7.2.3 模型设定与检验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控制变量影响分析 |
| 7.3.2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分析 |
| 7.3.3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分析 |
| 7.3.4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群体差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
| 8.1 社会信任来源理论分析 |
| 8.2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操作化与描述性分析 |
| 8.2.3 建立回归模型 |
| 8.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直接影响与边际效应 |
| 8.3.2 政府财政支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理 |
| 8.3.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9.1 理论分析框架 |
| 9.1.1 户籍制度下的人口结构 |
| 9.1.2 户籍制度下的社会资本结构 |
| 9.1.3 社会资本结构与收入差距 |
| 9.2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统计学描述 |
| 9.2.1 数据来源 |
| 9.2.2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
| 9.2.3 解释变量:社会资本结构 |
| 9.2.4 调节变量 |
| 9.2.5 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9.3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
| 9.3.1 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吗? |
| 9.3.2 社会资本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
| 9.3.3 社会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改变吗?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及展望 |
| 10.1 结论启示 |
| 10.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增值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增值税与收入分配 |
| 2.1.1 收入分配理论 |
| 2.1.2 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2 增值税与社会福利 |
| 2.2.1 社会福利理论 |
| 2.2.2 增值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 第3章 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分析 |
| 3.1 研究假设、研究单位及样本指标 |
| 3.1.1 研究假设和研究单位 |
| 3.1.2 样本数据及测算指标 |
| 3.2 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
| 3.2.1 年收入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效应 |
| 3.2.2 终生收入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效应 |
| 3.3 增值税的福利效应分析 |
| 3.3.1 模型构建及政策指标 |
| 3.3.2 福利效应的测算流程 |
| 3.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 研究小结 |
| 第4章 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 |
| 4.1 我国增值税改革概述 |
| 4.2 研究假设及模型构建 |
| 4.2.1 研究假设 |
| 4.2.2 CGE模型构建及测算指标 |
| 4.2.3 CGE模型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4 样本数据选取及测算流程 |
| 4.3 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
| 4.3.1 增值税转型的收入分配效应 |
| 4.3.2 增值税税率减并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
| 4.4 增值税改革的福利效应分析 |
| 4.4.1 增值税转型的福利效应分析 |
| 4.4.2 增值税税率减并改革的福利效应分析 |
| 4.5 研究小结 |
| 第5章 影响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的税制因素 |
| 5.1 征税范围 |
| 5.1.1 理论影响 |
| 5.1.2 国际经验 |
| 5.2 税率结构 |
| 5.2.1 理论影响 |
| 5.2.2 国际经验 |
| 5.3 税收优惠 |
| 5.3.1 理论影响 |
| 5.3.2 国际经验 |
| 5.3.3 食品和医药制品免税的实证分析 |
| 5.4 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 |
| 5.4.1 理论影响 |
| 5.4.2 国际经验 |
| 5.5 研究小结 |
| 第6章 改进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的对策建议 |
| 6.1 优化税率结构 |
| 6.2 优化减免税政策 |
| 6.3 严控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7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
| 2.3 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研究 |
| 2.4 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2.5 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2.6 文献综述 |
| 3 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 |
| 3.1 引言 |
| 3.2 模型设定 |
| 3.3 数据与变量 |
| 3.4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
| 3.5 代际收入弹性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3.6 代际收入流动的转移矩阵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路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假设 |
| 4.3 模型设定 |
| 4.4 代际收入流动影响机制分析 |
| 4.5 代际收入流动内在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 |
| 4.6 代际收入流动内在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 |
| 4.7 章节小结 |
| 5 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假设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基于参数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5 基于非参数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6 章节小结 |
| 6 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 |
| 6.3 参数设定 |
| 6.4 政策模拟 |
| 6.5 本章小结 |
| 7 代际收入流动研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
| 7.1 代际收入流动的国际比较 |
| 7.2 代际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
| 7.3 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流动影响的国际比较 |
| 7.4 公共政策对代际流动影响的国际比较 |
| 7.5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代际流动 |
| 8.1 完善社会制度,保障机会公平 |
| 8.2 优化财政支出,聚焦精准扶贫 |
| 8.3 深化市场改革,推动机制创新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及其增收效应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1.2.2 电子商务采纳 |
| 1.2.3 增收效应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理论基础 |
| 2.1.2 农产品电子商务增收的理论基础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 |
| 2.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 |
| 2.2.3 农民增收内涵 |
| 2.2.4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增收效应 |
| 2.3 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现状分析 |
| 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
| 3.1.1 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 |
| 3.1.2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3.1.3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 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子商务的现状 |
| 3.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子商务的基本情况 |
| 3.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子商务的主要模式 |
| 3.3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难点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因素梳理及量表设计 |
| 4.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1.1 技术因素 |
| 4.1.2 内部因素 |
| 4.1.3 外部因素 |
| 4.1.4 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关系 |
| 4.1.5 控制变量设定 |
| 4.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量表设计 |
| 4.2.1 初始量表设计 |
| 4.2.2 调查问卷设计 |
| 4.2.3 调查问卷前测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样本数据来源 |
| 5.1.1 样本地区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现状 |
| 5.1.2 样本容量的确定及采集方法 |
| 5.1.3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SEM分析 |
| 5.2.1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2.2 实证分析与假说检验 |
| 5.2.3 检验结果分析 |
| 5.3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组间恒等性检验和多群组SEM分析 |
| 5.3.2 多群组SEM实证结果分析 |
| 5.4 研究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效应分析 |
| 6.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收入变动关系 |
| 6.1.1 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收入变动分析 |
| 6.1.2 变量选取与样本统计 |
| 6.1.3 收入影响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 |
| 6.1.4 研究结论 |
| 6.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机理分析 |
| 6.2.1 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机理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测量与数据统计 |
| 6.2.3 增收机理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 |
| 6.2.4 研究结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吸收的增收效应分析 |
| 7.1 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与增收效应的理论分析 |
| 7.1.1 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的内涵 |
| 7.1.2 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程度的划分 |
| 7.1.3 农产品电子商务吸收与收入增长的关系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变量设定 |
| 7.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因子分析 |
| 7.3.2 模型检验 |
| 7.3.3 研究结论 |
| 7.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案例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的对策与措施 |
| 8.1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电子商务的思路 |
| 8.2 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电子商务的原因 |
| 8.2.1 客观条件方面 |
| 8.2.2 主观意识方面 |
| 8.3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电子商务的措施 |
| 8.3.1 政府部门应着力完善电子商务扶持机制 |
| 8.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着力提升电子商务动态能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讨论 |
| 9.2.1 研究不足 |
| 9.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贫困的内涵与外延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2.2 收入分布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2.3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减贫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方法与创新 |
| 1.4.1 主要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梳理与预期 |
| 2.1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回顾 |
| 2.1.1 收入增长减贫: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 |
| 2.1.2 收入分配减贫:福利经济学贫困理论 |
| 2.1.3 异质性减贫: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 2.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理论预期 |
| 2.2.1 理论预期的出发点 |
| 2.2.2 理论预期的数理推导 |
| 2.2.3 理论预期的进一步阐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与测度 |
| 3.1 贫困指数的选取及分解 |
| 3.1.1 贫困指数的选取 |
| 3.1.2 贫困指数的分解 |
| 3.2 贫困指数分解方法的构建 |
| 3.2.1 传统的完全分解型贫困指数分解方法 |
| 3.2.2 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 |
| 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贫困标准的选取与测算 |
| 3.3.3 中国居民贫困现状统计性描述 |
| 3.4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对比分析 |
| 3.4.1 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3.4.2 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3.4.3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对比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三维贫困分解指标及其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4.1 收入分布变迁的拟合 |
| 4.1.1 收入分布拟合的非参数方法 |
| 4.1.2 收入分布拟合的结果与分析 |
| 4.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
| 4.2.1 模型的构建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的减贫机制 |
| 5.1 增长效应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梳理 |
| 5.1.2 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 5.2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统计性描述 |
| 5.2.1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
| 5.3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系统GMM估计原理及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政府补助的减贫机制 |
| 6.1 离散效应视角下收入分配的减贫机制分析 |
| 6.1.1 收入分配与政府补助关系分析 |
| 6.1.2 收入分配的减贫机理分析 |
| 6.2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的统计性分析 |
| 6.3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减贫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
| 6.3.1 模型的构建 |
| 6.3.2 数据指标及回归方程设定 |
| 6.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异质效应:教育异质性的减贫机制 |
| 7.1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理分析 |
| 7.1.1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的关系分析 |
| 7.1.2 教育异质性对贫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统计性分析 |
| 7.2.1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分析 |
| 7.2.2 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变化趋势 |
| 7.2.3 受教育程度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
| 7.3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实证分析 |
| 7.3.1 多层次Logistic模型的构建 |
| 7.3.2 异质性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 区域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最低工资制度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新古典理论 |
| 二、买方垄断理论 |
| 三、两部门理论 |
| 四、搜寻匹配理论 |
| 五、效率工资理论 |
| 六、其他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文献综述 |
|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相关研究 |
| 三、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影响的相关研究 |
| 四、最低工资制度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最低工资制度的演进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目的 |
| 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 二、缩小收入差距 |
| 三、倒逼企业提高生产率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萌芽阶段 |
|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阶段 |
| 三、最低工资制度的完善阶段 |
| 第三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相关统计 |
| 三、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贫困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及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及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内容结构 |
| 1.4 分析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分析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数据及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数据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 1.6.1 可能创新 |
| 1.6.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借鉴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1.2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研究 |
| 2.1.3 社会资本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借鉴 |
| 2.2.1 社会资本理论 |
| 2.2.2 收入分配理论 |
| 2.2.3 代际收入流动理论 |
| 2.2.4 简要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社会资本 |
| 3.1.2 农村居民 |
| 3.1.3 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逻辑框架 |
| 3.2.1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逻辑关系 |
| 3.2.2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
| 3.3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制 |
| 3.3.1 社会资本、信息交互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2 社会资本、职业选择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3 社会资本、教育获得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3.4 社会资本、金融参与及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现实考察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社会资本的估计方法 |
| 4.2.2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方法 |
| 4.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社会资本的估计结果 |
| 4.4.1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2 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5 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结果 |
| 4.5.1 全样本估计结果与讨论 |
| 4.5.2 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5.3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总体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算法 |
| 5.2.2 分位数回归法 |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内生性处理 |
| 5.3.3 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条件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4.2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传导机制 |
| 6.1 引言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3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信息交互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3.2 职业选择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3.3 教育获得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3.4 金融参与的中介效应估计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资本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差异 |
| 7.1 引言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设定 |
| 7.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不同非农就业类型农村居民的中介效应估计 |
| 7.3.2 不同非农就业地区农村居民的中介效应估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2.2 金融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2.3 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2.4 银行业集中度、创业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 |
| 2.4.1 银行业集中度对创业、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 |
| 2.4.2 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2.4.3 创业是银行业集中度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渠道之一 |
| 2.5 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因素 |
| 2.5.1 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 |
| 2.5.2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 |
| 2.5.3 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 |
| 2.5.4 社会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
| 2.5.5 政府行为与收入不平等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
| 3.1 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影响 |
| 3.1.1 银行业集中度的门槛效应 |
| 3.1.2 银行业集中度的非均衡效应 |
| 3.2 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间接影响 |
| 3.2.1 银行业集中度影响中小企业创业活跃水平 |
| 3.2.2 中小企业创业活跃水平影响收入不平等 |
| 3.3 研究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模型设计 |
| 4.1.1 变量的选取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实证模型的设定 |
| 4.2 实证回归结果 |
| 4.2.1 描述性统计 |
| 4.2.2 实证结果分析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政府继续引导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助推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 |
| 5.2.2 银行继续提升经营和内部管理能力,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
| 5.2.3 政府与银行继续紧密合作,提高中小企业创业活跃水平 |
| 5.2.4 继续促进社会各收入阶层分享中小企业创业红利,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对收入支出进行严格管理促进报业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2]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3]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石俊. 南昌大学, 2020(01)
- [4]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研究[D]. 熊惠君.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D]. 曹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采纳及其增收效应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D]. 吕丹.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7]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D]. 冯星. 吉林大学, 2020(08)
- [8]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D]. 邹丰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D]. 陈丽华. 西南大学, 2020(01)
- [10]银行业集中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D]. 钟瑞莹.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