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沈泉鑫[1]（2020）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整肃党风的运动,其主要对象为党员干部。“五反”是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整顿工商业而进行的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成功开展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政策和策略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党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策略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循序渐进、典型示范”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舆论动员策略。首先,按部就班开展动员工作,通过成立舆论动员机构,开始进行舆论准备,发起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舆论攻势,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其次,注重典型示范的舆论引领作用,以社论引领舆论导向,以恶性事件的跟踪报道昭示党的政策,以一事一评的方式造就舆论态势。最后,综合运用各种舆论动员形式,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创办反贪污展览以及运用快板剧、漫画、诗歌等形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组织策略。人民群众是运动主体,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首先,开展单位机构检查,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负责,单位自查、互查相结合。其次,制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后,从各个行业中抽调骨干编成工作组,前往各个单位、工厂实地调研。最后,在运动过程中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动基层群众,保障人民的自由批评权,同时又时刻注意群众运动的方向,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理、有利、有节”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斗争策略。所谓“有理”就是以《共同纲领》为指导原则,切实掌握可靠证据,在运动中不断出台和完善新的法律法规,按照法律公开审判不法分子。“有利”即对执政党建设有所裨益,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对于改善社会风气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节”即是不要四面出击,重点打击要犯、争取高级职工,保障守法者合法权益,适当安排初犯、从犯工作,最大可能的团结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从而避免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运用的三大策略,以运动的进程为逻辑顺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推进了运动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一时期党的策略具有诸多特点,第一,形式多样化;第二,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第三,在实践中检验策略的真理性。对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党的策略的梳理和总结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党的策略学说,有助于为解决新时代发展问题提供理论思维,有助于制定适合实际需要的策略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张朔[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全国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两条平行的垂直监察机制,以监察机构和廉政制度为节点的监察网络,对党政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监管。中共的顶层设计颇为有力,但地方组织资源大都需服务于紧迫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处于起步状态的监察板块遭到了一定忽视,无法从组织力量中汲取充足的营养,监察主体与监察客体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对比略显悬殊。全国执政并非意味革命步入“安全区”,中共执政初期可谓外忧内患兼具,外有严酷的军事斗争和国际压迫,内部统一全国还在进行之中,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尚在摸索之中,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坚守先进性、纯洁性的共产党员,来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应对潜伏在国际局势上的种种危机。如何实现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即成为执政者所面临的一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首先以批评教育为主的整风运动提升干部质量,继而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中,以群众协同“作战”的形式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新型经济贪腐行径实施有力打击。运动式反腐短暂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并未根除贪腐难题,为了标本兼治,中共开始从制度建设着手,以监察体系建设来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至1955年间,人民监察委员会依照宪法更迭为监察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初步尝试。新成立的监委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监察模式,并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双重领导”的全新领导体制。通过反腐机制的构建和党政监察机关的通力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时刻,根除了旧社会遗留的腐败毒瘤,构建了国内党内监督的新体系。
余皓洁[3]（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文中提出
吴盛杰[4]（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包志国[5]（2019）在《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步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在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东西方的价值观念、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世界各国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发展和追问愈来愈烈。从这一大的全球视角来审视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重要性和时代紧迫性。价值观教育是价值观念系统建构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之中,更是发挥着建立社会价值秩序、塑造人的内心世界以及重建人们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执政党的价值观教育对政权的巩固、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以及社会思潮的引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49-1956年这一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传递新的时代精神、锻造新的时代品格和引领新的社会风尚的历史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和最为根本的社会变革。这一深刻变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进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开启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从饱受屈辱到站起来的一个全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新中国初创后的这七年,经济、政治、文化经历着急骤的变迁,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异乎寻常的矛盾冲突和选择调适。各种价值观呈现出交织交锋状态,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反革命的价值观与科学的、先进的、进步的、革命的价值观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和复杂。面对深刻的社会变化,如何通过执政党的力量来确立起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摆在当时刚刚取得全面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项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段重要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价值观教育,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构建国家和民族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平稳顺利地完成这一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社会变革,使得1949-1956年间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了蓬勃盎然的生机。本文中的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不同社会群体所进行的价值系统重塑的一种教育。从深刻意义层面来看,价值观教育是价值信仰系统建构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每个个体,都必不可少。对社会而言,其具有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融合多元的意识形态,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对个体而言,其具有认知时代发展趋势、坚定信仰、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变革时期,价值信仰系统建构如何稳固国家政权、如何巩固执政党地位以及如何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在归纳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思想为指导,以融通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价值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支撑,深入到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观层面,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开国奠基时党的价值观教育,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源头活水,剖析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梳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及核心内容,归纳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途径与载体,总结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显着成效、基本经验、主要教训以及对新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深刻启示。历史需要观照现实,现实更要回望历史。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更好构筑中国价值,均需回溯到更深的层次和更大的历史格局中,在历史语境中去解读现实。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拓展多学科协同研究的视野,在整体性把握下凸显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价值观教育的特征,突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当代走向研究,试图从学理层面为新时代构建国家民族价值信仰系统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及有益的历史借鉴。
赵兴银[6]（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郑学伟[7]（2019）在《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私营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对于发展繁荣经济、保障战争供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党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逐渐确立并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在建国后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同时,在各地具体执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分打击私营工商业、急于消灭私营工商业的“左”的错误,以及过于依赖私营工商业、不敢同私营工商业开展必要斗争的右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更好地发展私营工商业,党建立了工商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接管城市工商局的建立,为建国后中央一级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积累了工作经验。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外资企业局,开展私营工商业、外资企业相关工作。中央外资企业局作为单独建制的单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50年3月,中央外资企业局与中央私营企业局合署办公,中央私营企业局设立了外资企业处。中央私营企业局成立后,开展了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积极宣传阐释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以及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动态;为改变建国初经济落后的局面,中央私营企业局积极做好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除旧布新工作,全面清理、接管官僚资本、敌伪产业,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工作,并为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增强私营工商业投资的积极性,拟定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等。同时,中央私营企业局还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外资企业注册监管等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建国初期,在国家财经统一后,由于市场物价稳定,由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出现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私营工商业发展较为困难。针对此,党和国家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时掌握对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具体组织召开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确立了开展加工订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一系列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加工订货工作以中央私营企业局、各地工商局为牵头部门开展,在加工订货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也自然主要由其承担。在此过程中,为更好地开展工商业调整工作,加强中央私营企业局同各地工商局的工作联系,1950年7月15日,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名义署名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加强私企局工作决定》。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调整工商业相关工作,为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加工订货的过程,同时是政府财政工作部门、国营经济将私营工商业纳入计划生产,对私营工商业开展改造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经济形势不好时,私营工商业会要求国家加大加工订货的力度,经济形势好时,私营工商业就会以各种形式抵抗国家的加工订货。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私营工商业更是出现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情况,极大危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及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指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加大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力度,使私营工商业更好地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经济计划,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同时,“三反”“五反”运动,使私营工商业再一次出现了发展困难、歇业大量增加、城乡物资交流不畅等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开展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央私营企业局及各地工商局重点开展了进一步规范加工订货、进一步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督改造、进一步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等调整私营工商业的相关工作。1952年11月,中央私营企业局改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从隶属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改为直接隶属于政务院。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是建国初经济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中央私营企业局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样是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管理这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中央私营企业局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是私营工商业管理机构力量增强的过程,同时是同地方工商局联系不断加强,建立更完备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增强改造私营工商业工作力度的过程,这些都为后来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晓飞[8]（2019）在《四川省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考察（1950—1953）》文中研究表明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密切关注着战局进行情况。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之后,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动员活动。这种动员是一种渐次开展,逐步深入直到全民参与的过程。首先是中央的总体安排,然后在此基础上,动员逐步由中央深入和扩展到各级政府和民众之中。在四川省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中,四川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爱国心的推动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展开的。刚解放时的新津同四川其他县市一样,政局不稳、形势严峻。就是在此形势下,中共新津县委和人民政府,依靠人民,渐次开启了抗美援朝的民众动员。这种动员同建国初期的各种改革和运动相互交织、相互配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展开。就民众动员而言,中共新津县委和人民政府响应国家和上级党政机构的号召和要求,展开相关工作。它成立民众动员的机构、组织相应的人员、利用适当的经费,从动员的内容、形式、方法上不断深入。在动员过程中,各社会集团人民参加或者参与了形式多样的运动:如,签名运动、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捐献运动、增产运动、参军运动等。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的特点是鲜明的、成效是显着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新解放区的新津县在进行民众动员过程中,展示了不同于老解放区的特点,表现为交叉综合性和物质激励重于思想激励。在民众动员的成效上,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体现在多个方面:工农商业产值都出现了增长,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支持;农民顺利分得了土地;松散无序的民众被组织了起来;中共新津县委和人民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宣传网,一支有力的宣传队伍成长了起来;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向心力逐渐增强;民众普遍受到了新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广泛教育;社会各阶层及其地位得以重塑,大大突显了抗美援朝军人及家属的地位;社会治安好转,社会秩序由紊乱趋向稳定,中共新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社会控制与管理的能力明显增强。当然,新津县的民众动员活动并不是完满无缺的,这体现在动员工作出现简单化倾向,还体现在一些人对待动员的消极观望态度上。
毛铭[9]（2019）在《苏州市“五反”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反”运动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五反”运动的爆发与“三反”运动有关。在寻求贪污腐化根源的过程中,中共党人很快发现干部的腐化问题与广大私人工商业者有着密切关联。于是,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起来。苏州在中央文件指导下,将原已进行的“四反”运动并入到“五反”中去,成立了新的组织来领导运动的开展。苏州市“五反”运动从1952年2月开始到7月结束,期间共经历了三个过程,首先是前期广泛的宣传动员,其次是开展以劳资见面会为形式的联合审查,最后是学习上海、采取“三管齐下,不战而胜”的运动策略。虽然运动仅仅持续了半年左右,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直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才基本解决。“五反”运动是执政党与私人资本家之间开展的一场政治、经济博弈。一方面,“五反”是在经济领域内发生的一场风暴,它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存续与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国民经济的恢复乃至发展历史节点,进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到了共和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作为一场急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它对资产阶级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一冲击既体现在阶级地位的改变上,也促发了资本家心理的变化。总之,这场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既有积极有益的一面,同时也有值得总结与反思的问题。
陈印静[10]（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认为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二、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策略思想 |
|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策略总结 |
| 六、“三反”“五反”运动基本概况及评价 |
| 第一章 “循序渐进、典型示范”的舆论动员策略 |
| 第一节 按部就班展开动员工作 |
| 一、以舆论动员机构为组织领导 |
| 二、开展前期舆论准备 |
| 三、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宣传高潮 |
| 第二节 注重典型示范的舆论引领作用 |
| 一、以社论引领社会舆论导向 |
| 二、以恶性事件报道昭示党的政策 |
| 三、以“一事一评”的批判方法造就舆论态势 |
| 第三节 综合运用舆论动员方式 |
| 一、开辟报刊读者来信专栏 |
| 二、创办罪证展览会 |
| 三、采用漫画、快板剧等多种宣传形式 |
| 第二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策略 |
| 第一节 党领导下的单位检查 |
| 一、领导干部带头负责 |
| 二、单位内部自查 |
| 三、各单位互查 |
| 第二节 派遣工作组实地调研 |
| 一、制定周详计划 |
| 二、抽调骨干成立工作组 |
| 三、深入基层严密调查 |
| 第三节 紧密依靠基层群众 |
| 一、引导基层群众参与运动 |
| 二、放手发动群众与积极领导相结合 |
| 三、坚决保障一切人的自由批评权 |
| 第三章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
| 第一节 有理:依法开展运动 |
| 一、以《共同纲领》为指导原则 |
| 二、出台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三、确切掌握可靠证据 |
| 四、人民法庭公开审判 |
| 第二节 有利:发挥政治斗争积极作用 |
|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 |
| 二、促进经济生产 |
| 三、改善社会风气 |
| 四、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 |
| 第三节 有节:“不要四面出击” |
| 一、重点打击要犯 |
| 二、争取高级职工 |
| 三、保障守法者合法权益 |
| 四、适当安排初犯、从犯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选题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
| 1.4 研究方法 |
| 2 全国执政初期：反腐败问题的提出与初步措施 |
| 2.1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反腐败斗争与经验 |
| 2.2 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初期的“大环境”与“小环境” |
| 2.3 腐败问题的初显 |
| （一） 胜利带来的浮躁之风浮现 |
| （二） 贪污财物的问题初现端倪 |
| （三） 政权交替的混乱局面与少数高级干部的“堕落” |
| 2.4 监察机构的初步架设与不足 |
| 2.4.1 党、政、军监察机构的组建 |
| 2.4.2 监察主体与监察客体力量的不均衡 |
| 3 运动反腐：刮骨疗毒的“猛药” |
| 3.1 前奏：粮食困难、强迫命令与突击整风 |
| 3.2 引子：朝鲜战争、三年整党规划和增产节约运动 |
| 3.3 高潮：“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 |
| 3.3.1 “三反”运动的开端 |
| 3.3.2 “运动下行”的阻力 |
| 3.3.3 运动式反腐的推进 |
| 3.3.4 迭起：“五反”运动 |
| 3.3.5 收缩、收尾与核查 |
| 3.4 运动反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
| 4 制度反腐：治腐模式的初步探索 |
| 4.1 从运动到监管：反腐败思想的过渡 |
| 4.2 治腐机制的重组 |
| 4.2.1 财经监察制度 |
| 4.2.2 人民监察制度 |
| 4.3 监察力量的充实 |
| 4.3.1 监察机关职能的强化 |
| 4.3.2 监察干部的补充 |
| 4.4 监察方法的变革 |
| 4.4.1 重点检查：围绕中心任务 |
| 4.4.2 监察机构的调适与协作 |
| 4.5 监察机构的再次整合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Ⅰ本人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获奖 |
| 致谢 |
（4）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5）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价值观 |
| 1.5.2 中国共产党价值观 |
| 1.5.3 价值观教育 |
| 第2章 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源泉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1.2 列宁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1.3 毛泽东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2 实践源泉 |
| 2.2.1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初创 |
| 2.2.2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探索 |
| 2.2.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深入 |
| 2.2.4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发展 |
| 第3章 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 |
| 3.1 涤除旧的价值观念:旧中国统治阶级残余思想急需破除 |
| 3.1.1 肃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 |
| 3.1.2 清除封建主义愚民思想 |
| 3.1.3 根除官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
| 3.2 建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价值观亟待确立 |
| 3.2.1 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 |
| 3.2.2 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
| 3.3 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变革时期各阶级的复杂社会心态尚待调节 |
| 3.3.1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 |
| 3.3.2 各阶级中的复杂社会形态 |
| 第4章 教育群体与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对象及内容 |
| 4.1 教育对象: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群体指向 |
| 4.1.1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价值观教育的示范群体 |
| 4.1.2 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价值观教育的核心群体 |
| 4.1.3 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群体:价值观教育的广泛群体 |
| 4.2 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
| 4.2.1 马列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
| 4.2.2 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的价值目标 |
| 4.2.3 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的价值追求 |
| 4.2.4 集体主义:汇集众力的价值主张 |
| 4.2.5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价值倡导 |
| 4.2.6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
| 第5章 教育举措、路径探寻与价值承载: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途径及载体 |
| 5.1 方法选择: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 |
| 5.1.1 理论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灌输与渗透 |
| 5.1.2 实践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培育与践行 |
| 5.1.3 榜样示范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典范与标杆 |
| 5.1.4 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强化与提高 |
| 5.2 路径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
| 5.2.1 旧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广泛的价值观教育传播系统 |
| 5.2.2 思想改造:涤除旧社会的价值观念 |
| 5.2.3 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批判”:掌握文化领导权 |
| 5.2.4 土地改革中的价值观教育: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 |
| 5.2.5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
| 5.2.6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价值观教育:引领新中国的发展走向 |
| 5.2.7 农村冬学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
| 5.2.8 职工业余教育: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 |
| 5.3 价值承载: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
| 5.3.1 以重大活动载体增进新的价值认同 |
| 5.3.2 以重大会议载体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
| 5.3.3 以传媒载体宣传新的价值主张 |
| 5.3.4 以文艺载体讴歌新的时代精神 |
| 第6章 审视反思: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成效、经验、教训及启示 |
| 6.1 行之有效: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取得的显着成效 |
| 6.1.1 凝聚思想共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 |
| 6.1.2 新旧对比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
| 6.1.3 汇聚众力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
| 6.1.4 价值实践中人民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 |
| 6.2 以史资政: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经验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
| 6.2.2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价值观教育 |
| 6.2.3 运用政治动员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渗透力 |
| 6.2.4 注重社会各阶层的正当利益需求与价值观教育相融合 |
| 6.3 知往鉴今: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教训 |
| 6.3.1 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界限 |
| 6.3.2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式方法简单化 |
| 6.3.3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存在过激行为 |
| 6.4 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启示 |
| 6.4.1 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党自身的价值观教育极端重要 |
| 6.4.2 价值观教育要深入细致覆盖到不同社会群体 |
| 6.4.3 价值观教育要注重对多元价值观及社会思潮的引领 |
| 6.4.4 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要与时代特征相融合 |
| 6.4.5 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要不断创新 |
| 6.4.6 价值观教育要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
| 结语 现实观照:对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难点 |
| 第一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确立 |
| 一、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逐步确立及完善 |
|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私营工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及出现的问题 |
| 一、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执行 |
| 二、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 |
| 第二章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和组织架构 |
| 第一节 地方工商局的建立 |
| 一、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工商管理部门的建立 |
| 二、解放后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建立 |
| 第二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构成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及发展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的组织架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领导构成 |
| 第三节 中央私营企业局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商体制 |
| 一、中央一级工商体制 |
| 二、大行政区一级工商体制 |
| 三、各省及大中城市的工商体制 |
| 第三章 做好促进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
| 第一节 全面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状况 |
| 一、宣传、贯彻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
| 二、对私营工商业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 |
| 三、掌握私营工商业发展动态 |
| 第二节 做好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除旧布新工作 |
| 一、清理企业公私股权 |
| 二、开展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 |
| 三、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 |
| 第四章 多方面做好保护、促进私营工商业发展相关工作 |
| 第一节 参与筹建全国及各级工商业联合会 |
| 一、起草《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 |
| 二、各地工商局指导成立工商业联合会 |
| 三、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开展工作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一、各地工商局各自开展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二、《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施行办法的颁布 |
| 三、领导开展全国统一的商标注册监管工作 |
| 四、商标注册监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开展外资企业注册监管工作 |
| 一、解放前党对外资企业的政策 |
| 二、中央外资企业局的建立及外资工作的开展 |
| 三、各大中城市工商局的外资企业登记监管工作 |
| 第五章 私营工商业调整中的中央私营企业局 |
| 第一节 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 |
| 一、私营工商业发展困难的表现及原因 |
| 二、征求对私营企业管理机构、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意见 |
| 第二节 落实第一次私营工商业调整的政策 |
| 一、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 |
| 二、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加工订货 |
| 三、由加工订货衍生的经济合同监管职能 |
| 第三节 第二次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及开展的主要工作 |
|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及对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
| 二、第二次私营工商业调整中开展的主要工作 |
| 结语 |
| 一、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建立、发展是符合当时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 |
| 二、中央私营企业局开展的各项工作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 三、中央私营企业局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四川省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考察（1950—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选题缘由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 主要研究资料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及新意与不足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2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缘由 |
| 2.1 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民众动员的总体安排 |
| 2.2 四川及眉山地区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实施办法 |
| 2.2.1 建国初期四川省形势及西南局对抗美援朝决策之态度 |
| 2.2.2 四川省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办法 |
| 2.2.3 常态化下的民众动员 |
| 2.2.4 四川省及眉山地区民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动机和实际效果 |
| 2.3 新津县开展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社会与民情 |
| 2.3.1 新津县的地理位置及建国后建置沿革 |
| 2.3.2 建国初新津县面临的形势 |
| 3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中共产党与政府之作为 |
| 3.1 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经费保障 |
| 3.1.1 机构设置 |
| 3.1.2 人员配备 |
| 3.1.3 经费保障 |
| 3.2 恰当的内容、形式与方法 |
| 3.2.1 丰富的内容 |
| 3.2.2 多样化的形式 |
| 3.2.3 切合实际的方法 |
| 4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中之民众作为 |
| 4.1 民众动员中的不同面相 |
| 4.1.1 工人 |
| 4.1.2 农民 |
| 4.1.3 干部及知识分子 |
| 4.1.4 工商界人士 |
| 4.1.5 妇女 |
| 4.2 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 |
| 4.2.1 签名运动与订立爱国公约运动 |
| 4.2.2 捐献运动 |
| 4.2.3 增产运动 |
| 4.2.4 参军运动 |
| 5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特点、成效、影响与局限 |
| 5.1 新津县民众动员与其他解放区相比之特点 |
| 5.2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成效 |
| 5.3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影响与局限 |
| 5.3.1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影响 |
| 5.3.2 新津县抗美援朝民众动员之局限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研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9）苏州市“五反”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苏州市“五反”运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发出“五反”指示 |
| 一、“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
| 二、“五反”指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苏州市“五反”的准备 |
| 一、苏州“四反”与中央“五反”指示的融合 |
| 二、领导机构的成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的发动与展开 |
| 第一节 正式发动 |
| 一、宣传动员 |
| 二、资本家的反应与政府的因应 |
| 第二节 全面展开 |
| 一、群众力量的进一步调动 |
| 二、检举揭发与坦白交代 |
| 三、联合审查 |
| 小结 |
| 第三章 “五反”运动的调整与深入 |
| 第一节 政策调整 |
| 一、“八项纪律”的颁布 |
| 二、“运动、生产两不误”口号的提出 |
| 第二节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
| 一、对上海“三管齐下”战术的借鉴 |
| 二、新战术的运用 |
| 小结 |
| 第四章 运动的终结 |
| 第一节 分类和定案 |
| 第二节 后续问题的处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反”运动的评价 |
| 第一节 “五反”运动的主要成效 |
| 一、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地位 |
| 二、促使个体私营业主转变经营作风 |
| 三、改善了职工的福利待遇 |
| 第二节 “五反”运动的主要问题与消极影响 |
| 一、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 二、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着目录 |
| 后记 |
（10）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研究[D]. 沈泉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实践研究[D]. 张朔. 武汉纺织大学, 2020(07)
- [3]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D]. 余皓洁. 湘潭大学, 2020
- [4]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5]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D]. 包志国.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7]中央私营企业局研究（1949-1952）[D]. 郑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四川省新津县的抗美援朝民众动员考察（1950—1953）[D]. 白晓飞.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苏州市“五反”运动研究[D]. 毛铭. 苏州大学, 2019(04)
- [10]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