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和平笼罩在阴影中

一、笼罩在阴影下的中东和平（论文文献综述）

薛祯^[1]（2021）在《美国与耶路撒冷问题（1947-2018）》文中指出耶路撒冷的地位与归属问题一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核心争端与“死结”所在。耶路撒冷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一神教的宗教圣地,圣城地位、归属问题牵涉到历史、民族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因素,长久以来都是横亘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核心矛盾之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巴以争端始自耶路撒冷,也必将终于耶路撒冷。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围绕圣城的各方争端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应许之地”争斗频发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涉足包括多种手段和方式,不仅体现在总统与政府的决策,也通过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表决等多种形式呈现。目前为止,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先后经历了四个身份属性:摇摆不定的裁决者（1947-1950）、难有作为的抵制者（1950-1967）、有失偏颇的调停者（1967-2017）、倒行逆施的共谋者（2017至今）。美国身份属性的转变主要受国际秩序变迁、中东争端发展和执政者政治立场转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的肇始、发展和激化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和决策底线始终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也曾试图推动和平进程以期解决耶路撒冷问题,但其始终未能做到真正的公正客观;随着特朗普公开承认以色列拥有耶路撒冷主权,美国政府这一倒行逆施之举更是使和平进程遭受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当今中东局势依旧晦暗不明,如果美国始终无法认识到公正和平等是实现和平的前提,巴以地区仍将前途未卜。文章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耶路撒冷争端的成因。耶路撒冷争端是复杂的历史因素、重大的宗教意义与近代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相互交织的必然产物。这直接导致巴勒斯坦地区积压已久的民族矛盾在1930年代后期爆发,阿犹分治和耶路撒冷国际化的计划应运而生。伴随战后国际秩序的变革,英国政府面对无法控制的混乱局势最终选择放弃委任统治,以联合国和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将对耶路撒冷的命运进行裁决。第二章主要阐述美国基于冷战形势下自身利益的考虑,未能在决定耶路撒冷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发挥其应有的裁决作用。美国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的政策使得巴勒斯坦局势产生极大的权力真空。从支持耶路撒冷“领土国际化”到迅速放弃,美国混乱的政策为巴以冲突的滋生与爆发提供了动荡混乱的土壤,成为助推巴以冲突全面爆发的催化剂。第三章主要叙述美国在耶路撒冷分别被以色列、约旦控制后的抵制政策。在以色列宣布将西耶路撒冷确立为首都后,美国拒绝其对耶路撒冷主权宣称,并将在特拉维夫设立大使馆以此抵制。对于约旦试图更改东耶路撒冷城市地位的意图予以警告。但在耶路撒冷被分裂之后,美国和国际社会已对耶路撒冷地位失去裁决权,这种抵制注定难以改变现实。第四章主要概述美国在以色列控制整个耶路撒冷后的居中调停。尽管美国政府自诩公正调停者的身份,一直宣称处理耶路撒冷问题的原则是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应由各方通过谈判加以解决,但多次在联合国有关耶路撒冷决议中以弃权的方式袒护以色列。美国有失偏颇、各自为政的调停注定无法解决问题,反而耶路撒冷的争夺因此愈发激烈,阿以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巴以有关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的谈判得以开展,然而美国国会亲以势力公然出台违反共识的《使馆法案》,美国政府却未能加以阻止。尽管此后的三任总统均未推行法案并致力于推动和谈解决耶路撒冷问题,但法案严重破环了谈判的发展并为和平进程埋下毁灭性隐患。第五章主要分析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共识,转变为以色列共谋者的原因及其影响。特朗普实施法案导致和平进程梦碎,巴以局势陷入长期僵持;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抗议,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法案最终成为特朗普推行“世纪协议”的棋子,彻底葬送两国方案这一和平基石;法案的实施导致巴以主和力量再受重创,巴以冲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

丁鹏^[2]（2020）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是欧盟针对东部邻国建立起来的一种区域性制度安排,实现了周边邻国政策在重点地区的差异化,是对欧盟睦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大幅增强了欧盟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联系和合作水平,使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涉及到欧盟与邻国内政和外交层面上的紧密合作,范围广泛,是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区别于欧盟传统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本质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与欧盟扩大有何关系?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是什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美国利用辐射全球的强大军事实力,借助北约加强对原苏联加盟国进行大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干预,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地位。欧盟则大力实施东进战略,推动欧洲一体化,扩大地缘战略空间,力图提高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欧盟地理边界大幅拓展,同东部地区一些不稳定国家接壤,东部邻国的安全局势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欧盟自身的安全稳定,引起欧盟的极大重视,在欧盟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着提升,“欧盟安全战略”强调周边地区是欧盟外交政策的重点。欧盟一方面通过扩大政策,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成员国资格,将其纳入内部;另一方面通过邻国政策,向东部地区原苏联国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转型。欧盟的东部邻国政策经历了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演变后,欧盟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总的来看,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向东扩展势力范围,增强与东部邻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发展战略,是欧盟的必然选择。俄格战争导致欧盟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民主价值观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欧盟推出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六个东部邻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睦邻政策（ENP）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欧盟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AA）、提供市场准入和实现签证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水平,力图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极端主义、危机和冲突的问题,进而实现安全和稳定,最终将这些国家绑上西方的“战车”,成为防范和抵御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东部伙伴关系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特别是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加上历史的原因,对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异常重要,是其再次实现大国复兴梦的关键合作伙伴。苏联解体后,北约和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双双向东扩大,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导致俄罗斯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势介入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这一带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外交政策不断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严重地缘政治危机,东部伙伴关系国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东部地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欧盟深感自身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要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更要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回归的严峻现实。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深入理解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特别是综合考察其发展变迁的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审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等制度变迁模式的混合体。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属于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层面,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合作机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缘战略目标等方面都对扩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事件,成为改变欧盟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不破坏原有规则的前提下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优化改造,逐渐调整原先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思维,采取利益优先原则,不断寻求务实调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实现渐进转型。地缘政治博弈、安全局势复杂、经济利益诉求以及民主价值观输出等因素构成“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发展变迁的动力。欧盟在原苏联空间推进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战略,主要以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和欧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等雄厚的经济力量充当工具,通过一系列机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断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剧了区域地缘政治竞争。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来自欧美的严厉制裁,促使俄罗斯加快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寻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为中俄合作的升级和深化提供了契机。欧盟在内外政策转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经抛弃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排他性”传统周边政策理念,开始重视与第三方的合作,这与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多方合作共赢理念趋于一致,未来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和重塑。面对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欧美分歧不断加大以及内部危机频发的现实,欧盟开始寻求“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主权”,努力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欧盟周边治理政策,是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因此,本研究整体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统领全文的视角和主线,重点结合地缘政治理论,在深入考察欧盟东部地缘政治演变以及东部邻国政策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模式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将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发展变迁过程中达到的成效和带来的影响,对产生的作用进行审视反思,同时对其推进机制和手段、深层困境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本文认为,欧盟扩大是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扩大存在强劲的路径依赖,可以看作是扩大的变种,同样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属性。本质上看,“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是欧美用来制衡俄罗斯的工具,是欧盟推进扩大的一种“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够在全方位分析论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基础上,重点解构欧盟外交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剖析欧盟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继而更深入的认识欧盟内外政策转型调整的未来发展走向。

郭琳^[3]（2020）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困境 ——以维拉事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形成于二战之后。美国向日本投放核武器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但也使世界人民见识到了核武器惊人的破坏力和威慑力。美国担心核扩散会引发核竞赛进而引发全球核战争,同时也为了维护美国的核优势和核地位,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从缩减核武库、核技术、核材料、和平利用核能等技术层面和建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方面遏制核扩散。但核能开发与核武器研制在技术和材料上有重叠之处,这为试图拥核国家开发核武器提供了条件。1974年的印度核试验更是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造成了冲击。卡特政府任期内采取更了为强硬的核不扩散政策,却依旧无法遏制核扩散。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美国解密的相关文献,以维拉事件为例,分三章探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所遇到的困境。第一章论述卡特政府时期的核不扩散政策。自核武器诞生以来,为了维护自身的核优势和核地位,美国历届政府均推行核不扩散政策。卡特政府任期虽短,却是有史以来在核不扩散态度上最为强硬的一届。首先是出于历史传统,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激发了试图拥核国家研发核武器的决心,在联合国成立以后,美国历届政府及国际社会均采取措施遏制核扩散。不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美国政府,采取核不扩散政策是大势所趋,是实现国际局势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其次从现实角度看,卡特政府初期,美国面临着国内外的巨大挑战,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扩大核武库以在美苏战略关系中获得优势的声音,而1974年印度的核试验更是加剧了国际核扩散的趋势,这些挑战坚定了卡特政府坚持核不扩散的决心。卡特政府审时度势,从建立健全国际核监察体系、将核技术和核材料置于美国和国际核不扩机制的安全监管之下、对核不扩散行为实行奖励措施、降低非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在核不扩散政策实施过程中依旧坚持双重标准等五个方面出台核不扩散政策,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来自苏联、试图拥核国家、欧洲盟国的质疑。第二章是阐述维拉事件及美国国内的不同态度。1979年9月22日,维拉卫星探测到以色列和南非在南大西洋附近疑似进行秘密核试验的信号,由于各方认知不同而导致了对该事件的争论。本章节在综合大量解密档案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力图还原维拉事件的真相,并以此为基础论述美国政府及其他各方对维拉事件的态度。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美国政府宣称维拉事件更可能是自然现象,引发科学界对政府结论的质疑和国际社会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质疑,尤其是美国的核监督体系。以维拉事件为案例的研究,更有助于研究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所面临的困境。第三章讨论维拉事件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影响和美国政府如何处理维拉事件所带来的外交困境。虽然维拉事件使得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整体加强,却依旧无法改变其双重标准;维拉事件也使美苏核关系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国的核合作有所调整。在当今国际核态势日益紧张的环境下,研究卡特政府时期的核不扩散政策对于研究美国今后的核不扩散政策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崔翠翠^[4]（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曲琳琳^[5]（2019）在《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卡勒德·胡赛尼是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阿富汗裔美国作家。他将阿富汗这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他个人辗转多国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无不体现着“流散文学”的典型特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主题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阐释,以整体性的视角对阿富汗文学中的流散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流散文化研究的源头与流变,流散民族的身份建构,权力理论视域下的流散与压迫,以及战争中的流散书写等问题。本文以胡赛尼小说创作的阐释为轴线,着重梳理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族裔意识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反思阿富汗历经的社会现实与全球化时代的流散现象。在广泛搜集和研究阿富汗背景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命运抗争、找寻亲人等过程,探索胡赛尼民族身份的建构方式,同时,以个人视角叙写战争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揭露战争的残酷性,呼吁世人关心饱受流散与民族纷争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人们对阿富汗文化和文学遗产的理解,进一步阐释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社会斗争和经济状况。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阿富汗的民情和宗教情况仍然是一个不透明、让人不安的谜团,对此,胡赛尼并没有直接挑战西方对阿富汗的传统主流看法,而是通过生动感人、富于诗意的情节构思与叙事手法,纠正和丰富了人们对阿富汗的认识,向世人展示了祖国悠久的历史与多元文化,增进了理解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打通了欧亚文化的壁垒,获得了来自不同文化圈的肯定。阿富汗流散作家基于自身的复杂经历、多元文化冲击和民族创伤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深刻认识与悲悯情怀,他们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现民族苦难,争取民族自由与尊严的先驱。胡赛尼的小说,一方面,力求真实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亦不回避运用悬疑、悲情、戏剧和情节逆转等必要的文学表现手法来强化和阐述自己的立场,展现出文学不仅是修辞技巧与思想的抒发,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世界和人民的真正力量。从叙事技巧看,他的小说不以复杂多变的现代主义手法见长,而是秉承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风格朴实无华而又震撼心灵,成为通俗小说的教育性探索之典范。胡赛尼小说不仅促进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其小说题材既尖锐又新颖,暴力、痛苦、虐待、背叛、抛弃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在他真诚直接、细腻诠释的风格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宽恕、救赎等深刻主题,既有典型通俗小说的魅力,也有深邃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为题,注重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接洽融合,将胡赛尼的创作经历与艺术手法,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他对流散现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呈现方式,不仅拓宽了研究少数民族和移民问题的视野,而且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性别平等、权力话语、跨国移民及文化冲突等问题进行的文学思考。胡赛尼特殊的移民和流散经历,逐渐形成了他极富特点的多元文化身份,美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母国文化的依恋与反思,赋予了他对流散身份的深入思考与浓厚的归国情怀,同时,形成了他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及旁观者清的观察视角,使他成为当代流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促进了美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吕姝焱^[6]（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张雯^[7]（2019）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的城市叙事》文中研究表明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及后大屠杀时代的其他美国犹太人而言,城市是他们生活经验的主要发生场所,与他们的心理情感息息相关,还起着调整大屠杀记忆与他们的现实关照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美国犹太作家在处理大屠杀题材时,是在各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中一部分是以城市经验为主要框架的。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不断呈现出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并成为参与美国犹太人身份建构的关键因子。本论文将以文学文本中的城市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对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代表性文本中的大屠杀记忆及文本中城市的表征形式的分析,探讨文学文本中城市和大屠杀记忆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发掘该关系反映出的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人对自身身份的思考和探索。本论文将主要借鉴列斐伏尔城市理论中关于城市符码系统的观念和人文地理学中关于地方的观点,理解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的城市内涵,阐明文本中城市的能指与所指。概括来说,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城市叙事中,如果城市被看作能指符号,那么其背后的所指,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理解为大屠杀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市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被表述为一种大屠杀记忆留存、建构和传承的空间。在对小说中的城市叙事进行类型分析时,本论文将参考沃思-奈舍的城市文化研究思路,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和后记忆理论的思想,把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文本中的城市划分为“幽闭型城市”、“交错型城市”和“‘离散’型城市”这三种类别。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对每种城市类型进行分析时,各选取两部作品来进行详细的讨论。从大屠杀幸存者的视角来看,他们生活的城市空间是“幽闭”的。一方面,他们将对大屠杀的创伤体验和情感投射到自己生活的空间环境之中,制造出对他们来说有特别意义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大屠杀创伤是犹太民族的文化创伤,是影响幸存者在后大屠杀时代的美国社会中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城市空间作为幸存者创伤记忆的载体,对创伤记忆起到了留存的作用,同时城市空间也参与到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建构中。小说文本中此类城市空间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有的成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安全屋,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重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块“神圣”之地,如艾·巴·辛格的长篇小说《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中主人公生活的纽约寓所;有的则成为了困缚幸存者心灵的牢笼,使幸存者深陷创伤记忆无法自拔,难以形成正常的人际交往,在自己过往的身份和当下的处境之间不断挣扎,如辛西娅·奥兹克的中篇小说《大围巾》中罗莎生活的迈阿密旅馆。从大屠杀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城市呈现出不同空间交叉往来的“交错”特征。交错的城市空间本质上是大屠杀记忆建构过程的再现,也是大屠杀旁观者与幸存者之间在文化观念和民族情感上冲突、交流和转化之过程的表征。随着幸存者作为战争难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城市,大屠杀对美国旁观者生活的影响逐渐显现。对于旁观者来说,大屠杀记忆不同于幸存者的创伤记忆。它在旁观者与幸存者的互动中,经过了美国文化的改造,成为了一种记忆建构的成果。菲利普·罗斯的短篇小说《狂热者伊莱》中的城市空间就鲜明地再现了大屠杀记忆的建构过程。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居住环境的改变——郊区化推动了大屠杀记忆的建构,另一方面,旁观者与幸存者生活空间的冲突也展示了大屠杀记忆建构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在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也通过空间的叠加和穿梭再现了大屠杀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普世化和神圣化倾向。从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视角来看,分布在他们寻根之旅路径上的城市表现出特殊的“离散”特质。这些城市都处于犹太人世界性大离散的地图之上。它们承载了幸存者后代与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一样的孤寂之情和漂泊之苦,同时也作为犹太民族记忆和犹太人家族历史的空间载体,带给幸存者后代一种自我救赎的希望。这些城市构成幸存者后代寻根旅途中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环路,对幸存者后代的后记忆连贯和断裂的属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他们身份的追寻起到了导向作用。在塞恩·罗森鲍姆的长篇小说《二手烟》中,主人公在由“离散”的城市组成的寻根路线中完成了自身的救赎,补足了后记忆中的断裂。而在妮可·克劳斯的长篇小说《男人走进房间》中,主人公尽管也在不同的“离散”城市中徘徊,但最终仍未能找回家族记忆,他试图弥补后记忆裂缝的努力失败了。不过,他还是学会了接受现实,背负着自己的创伤继续前进。通过上述讨论,本论文认为,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针对大屠杀幸存者、旁观者以及幸存者后代塑造出不同的城市类型,试图在文本中构建出一系列大屠杀记忆留存、建构和传承的空间表征形式,以阐释美国犹太大屠杀作家对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人生存状态和身份诉求的理解,鲜明地表达他们的大屠杀意识、对大屠杀美国化的反思以及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怀。同时,通过城市空间来探讨大屠杀记忆对美国犹太人后大屠杀时代生活经验的影响,也是美国犹太大屠杀文学对大屠杀艺术再现方式的一种积极且卓有成效的探索。

王鑫^[8]（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李文倩^[9]（2019）在《中东国际反恐合作及其困境研究 ——以打击“伊斯兰国”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东历来是恐怖主义多发的地区。2014年“伊斯兰国”的快速发展更是将中东恐怖主义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伊斯兰国”的发展及蔓延使得国际社会笼罩在中东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面对“伊斯兰国”的肆虐,国际社会成立了各种双边、多边的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其中,以美国为首的逊尼派反恐联盟和以俄罗斯为首的什叶派反恐联盟发挥的作用最为显着,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各自联合中东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军事资源,通过空中打击、地面突袭等军事手段消灭其有生力量,将其势力控制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两国境内。除此之外,两大军事联盟还通过整合情报资源、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出入境管理等方式来应对“伊斯兰国”的势力扩张,但遗憾的是联合打击并未根除其极端思想,“伊斯兰国”发展所依赖的根源依旧存在。中东地区战乱频发,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大国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造就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同时也使得中东反恐合作陷入一种不可避免的信任危机,造成反恐合作难成合力以及对“伊斯兰国”打击不彻底等问题。笔者认为,造成中东反恐合作困境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一是由于信任危机所导致的合法权威的缺失,这就使得中东反恐步调难以一致;二是反恐合作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这造成了反恐资源的严重浪费;三是反恐各方因信任危机和合法权威缺失面临的高昂的信任成本,这大大降低了各方开展合作的信心;四是中东反恐资源的整合不足,这会造成对“伊斯兰国”的重复打击。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中东各反恐主体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国家间互信,建立起更为完善的反恐合作机制,确保合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度,消除各国的疑虑和猜忌;其次,是要确立中东反恐合作的协调机制,以便进一步协调各方的反恐战略,保持反恐步调的一致性,确保合作的顺利开展;再次,是要整合中东各国反恐资源,以求精准打击“伊斯兰国”,彻底消灭恐怖主义。

丁文^[10]（2018）在《乡土文明的黄昏映像 ——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一体化的社会语境使中国乡村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发达的乡村趋同于城市,而落后地区则因为人员流失而呈现出空心化的状态。那些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为乡村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同时也挥别了乡土文明转向了城市文明的麾下。哺育出中华民族的乡土文明在这场向城市趋同化的运动中走进了生命历程中的黄昏时分。本论文试图以乡土文明的失落为切入口进入到新世纪乡土文学中,以此透视出世纪之交时中国乡村的时代表情。首先要抛弃文化一元论的中心论思想,将乡土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的一部分去考察。因而在本论文的研究中,笔者选择了“现代文明”与“城市文明”为思考乡土文明的坐标系。考察乡土文明自身局限性与内在腐化性时,与之相比较的是在民主思想和科学进步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以自然、淳朴的视角去思考乡土文明时,选取的参照系则是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并不协调的城市文明。在进入新世纪乡土小说文本前,本论文首先以历时性的角度将乡土文明叙事进行了梳理,以求能对乡土文明的失落有着客观的认识。在梳理过程中即明确了乡土文明发生、发展即失落过程,因而也就得到了其内核与表征部分。接下来本论文通过对小说中乡土文明核心以及失落现状的分析,试图解答出乡土文明失效的原因及表现。在此之后,本论文以乡土文明余晖中的乡村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人物形象以及村庄剪影来作以关切,希望能够以此呈现出当下乡村的整体形态。乡土文明的失落叙事是文学潮流的集合,更是社会形态的一面镜子,因而本论文对这一题材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探究。通过对小说文体总结、内外视角分析和故事模式整理,不但能够从审美角度来对文本进行赏析,更能还原出这一时代的文学表情。这种进入文字缝隙之中的研究方式能够进一步贴近作家的创作思想,以此来感受作家对于时代变迁、历史进程的思考,这样才使文学作品倾向性研究更有意义。不同年代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因而笔者在论文的最后选取了三位不同代际的作家,希望能够展现出不同时代之下的乡土文明,并以此再现出乡土文学在新世纪的全貌与变化。在结语处,本论文对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出现的乡土文明叙事作以简单的评价,并对乡土小说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二、笼罩在阴影下的中东和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笼罩在阴影下的中东和平（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与耶路撒冷问题（1947-2018）（论文提纲范文）

（2）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困境 ——以维拉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5）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的城市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8）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9）中东国际反恐合作及其困境研究 ——以打击“伊斯兰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乡土文明的黄昏映像 ——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笼罩在阴影下的中东和平（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与耶路撒冷问题（1947-2018）[D]. 薛祯.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研究[D]. 丁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3]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困境 ——以维拉事件为例[D]. 郭琳.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D]. 曲琳琳. 吉林大学, 2019(02)
• [6]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7]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的城市叙事[D]. 张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中东国际反恐合作及其困境研究 ——以打击“伊斯兰国”为例[D]. 李文倩.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乡土文明的黄昏映像 ——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D]. 丁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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