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禁毒情报信息共享与网络建设的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李少盈[1]（2021）在《大数据背景下毒品案件侦查协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伏佩宣[2]（2021）在《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警务模式下,运用信息技术提升警务效能,开展智慧警务建设已成为警务治理领域发展的普遍共识。起初,公安机关沉浸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美好想象”,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行却发现: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陷入“中等信息化陷阱”。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和迅速变化的新兴领域,客观冷静的思考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为重要。究其本质而言警务体系能力在智慧警务建设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较为遗憾的是,目前还未有学者以警务体系能力的研究视角对这一现实警务运行困境展开深入分析。警务体系能力是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创新型表述,它是各警种相互联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效能,而不是各警种单项效能的简单相加,其核心聚焦于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释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形态,警务体系能力早在警务组织成立之初就已初具雏形,并随着警务模式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按照警务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规律,警务体系能力的基本形态可以划分为基于科层制背景下的警务体系能力（也可称之为“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和基于信息系统的警务体系能力两个阶段。其中,基于信息系统的警务体系能力是在尝试消除科层制“反攻能”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并随着信息技术扎根警务组织的时间序列展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警务体系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国首批科技强警示范单位,N市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警务大脑”建设的先行试点,在这长达三年的“先行先试”过程,信息技术扎根警务组织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得非常充分,为分析者更好地洞察警务体系能力提供了绝佳的分析“窗口”。有基于此,笔者以“技术—制度”为理论视角,基于技术执行的分析框架对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建设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旨在探讨“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既有警务体系能力是基于科层制背景下产生的,其容易受到科层制背景下警种协同的动力不足及共识机制的缺失、警务在综合治理中的封闭和内敛趋向等“反功能”因素影响,而无法实现公安机关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释放。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作为消除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反功能”的新尝试被技术执行者们赋予“美好想象”,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其陷入了警务治理“困境”。技术执行者们愈加认识到:信息技术在“警务大脑”中的简单嫁接只是单纯地构建了一种基于技术理念的警务体系能力,其仍处于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从N市“警务大脑”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信息技术只是起到技术支撑作用,优化和再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才是根本。有基于此,N市公安局在“警务大脑”建设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引入合成警务机制,通过相应的制度匹配实现信息资源、组织结构和警务要素的整合及警务流程的优化再造。最终,在信息技术与合成警务机制的有机结合下实现了警务体系能力的现代化。总之,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是技术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暗含着一种网络化逻辑,其在被运用于特定的组织时,提供了一种解决组织联结问题的空前弹性,为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其通过技术赋能,以信息化驱动;通过技术赋权,推动公安战斗生产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合成警务机制从宏观层面上构建一体化的警务模式;从中观层面上推动警务组织结构变革;从微观层面上重构行动者理念和行为;其为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形塑空间。最终,在“技术—制度”的互构作用下,各警种作战能力达到了有机融合,实现了警务效能的最大化释放。
刘黎明,刘杰[3]（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警务合作》文中认为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无论在传统的反恐、禁毒领域,还是在保障我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机构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方面,两国警务机构通过务实有效合作、完善合作机制,取得了一系成效。依照上海合作组织达成的系列共识和中吉两国签订的协议,双边警务执法合作应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不断丰富合作内涵,以维护两国和地区和平稳定,造福两国人民。
何杰[4]（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陈岚[5]（2021）在《冷战后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基于非对称理论的视角》文中认为根据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非对称理论,非对称关系是一个描述国家间关系的二元简化结构,该结构由一强一弱两个行为单元组成,强国虽然在国家军事规模、经济资源以及政治动员能力等要素上占压倒性优势,对于与弱国的关系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强国很难拥有彻底解决与弱国之间冲突的能力,无法单方面决定双边关系的“每一个具体条款”。同时,弱国虽然没有挑战强国的能力,但是拥有空间表达自己的偏好和立场,与强国形成“承认自主性换取遵从”的非对称关系模式。强国和弱国的结构性错误知觉、非对称关注、偏好和利益差异使得“承认自主性换取遵从”来之不易,非对称合作面临巨大困境,因此要对非对称关系进行恰当管理。美墨关系是典型的非对称关系,即墨西哥遵从美国的权威,对美国的政策要求予以回应,但墨西哥拒绝美国对其进行单边主义施压,与美国合作的前提是美国承认墨西哥的自主性,并给予墨西哥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公共产品。这种不对称关系得以稳定维系需要有四个条件的支持:一是长期稳定的互信磋商机制;二是美国的自我约束和援助;三是墨西哥国内改革意愿和对美国的适度制约;四是第三方协调。如果美墨两国都可以从自身政策以及互动中达到这四个条件,那么美墨双方可以达到各自利益和目标的平衡,非对称合作关系就可以得以维系。如果不能,则可能陷入战略敌对或者墨西哥被美国支配。本文对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具体来说,以水资源治理、非法移民治理以及打击毒品合作为三个案例,深入剖析了以上四个条件在美墨非对称合作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在边境水资源治理中,美墨建立了稳定的制度化的磋商和决策机制。美国力争将水资源问题去政治化,并协调边境各州的利益,自我约束较为有效。此外,美国还对墨西哥进行了基于墨西哥需求的有限援助。墨西哥则严格遵守《水条约》,并大力加强环境执法,展现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对美国形成有效制约。最后,北美环境合作委员会对美墨边境水流域环境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了调解和裁决的途径。因此,边境水资源治理是成功的案例。在边境禁毒问题上,美国单边行动与美墨磋商机制交错进行,“梅里达倡议”成为美国情报活动的保护伞,导致美墨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美国虽为墨西哥提供禁毒援助,但墨西哥并没有如何使用援助资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同时,从墨西哥内部看,墨西哥也无法在短期内根除腐败行为和贫困等导致贩毒现象屡禁不止的结构性问题,面对美国对墨西哥主权的干涉,墨政府无法有效制约美国的干涉。美国为了降低敏感度,委托加拿大在北美区域合作的框架下对墨西哥提供技术援助。墨西哥则致力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积极推动国际毒品管制制度向更全面和平衡的方向演进。虽然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灵活化为美墨开展更平衡的禁毒合作提供了协商的新空间,但鉴于目前墨西哥对美国禁毒设备和情报的依赖,美国依然在美墨禁毒合作中占主导地位。在边境非法移民治理的案例中,美墨高层磋商机制同样是不稳定、不连贯的,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墨高层均缺乏针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对话意愿。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偏好单边行动,缺乏自我约束,对墨西哥的援助设置了“执法优先”的条件,对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援助更是附加诸多条件。墨西哥在非法移民问题中,通过与美国开展执法合作,拦截中美洲非法移民,并对美国非法移民改革进行游说和宣传,希望展现良好形象,影响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但从目前来看,尚未对美国非法移民政策辩论产生积极影响。在多边机制协调方面,美国捐资给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协助管理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但拒绝接受《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约束。国际移民治理机制本身面临诸多缺陷,墨西哥无法通过国际移民治理机制来影响美国的移民政策。因此,在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管理合作过程中,墨西哥的利益没有得到恰当体现,呈现出墨西哥被美国支配的局面。本研究得出结论,美墨长期、稳定的互信磋商机制、美国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援助、墨西哥国内改革意愿和约束美国的策略和能力是维持美墨非对称关系稳定性的三个核心条件。在冲突无法在双边层面和解时,第三方协调是维持美墨不对称关系不走向敌对的有效补充路径。第三方协调在技术和操作领域可以纾解不对称关系的固有张力。然而,在涉及到规范性的原则问题,第三方协调的有效性取决于国际规范的完善性以及美国是否愿意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
孙圣辉[6]（2020）在《信息化背景下禁毒人力情报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析》文中认为禁毒斗争,情报先行。一直以来,人力情报对公安禁毒工作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禁毒人力情报工作在情报意识、法律保障、人才的物建培养和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各种问题,限制了禁毒人力情报在禁毒斗争中的效能的发挥。文章认为禁毒人力情报工作应当转变实战部门的意识观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禁毒人力情报的管理和物建关键环节,全面构建禁毒人力情报网络。
苏海尘[7]（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旗舰项目。然而,巴基斯坦地区的恐怖主义、贩运毒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对走廊项目建设以及中巴两国公民的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中巴双方为此开展了执法安全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无法有效应对日益猖獗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了地区稳定和发展“一带一路”的需要,中国与巴基斯坦需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从而保障地区稳定,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梳理了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发展历程,结合目前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现状,对制约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开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中巴执法安全合作的可行路径,即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完善执法合作机制、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等。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巴基斯坦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相关理论;第二章结合“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分析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三章梳理了中巴执法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及上升阶段;第四章归纳了在不同框架下开展的中巴执法安全合作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以及进展;第五章总结了制约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发展的因素,并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结合“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对目前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存在的不足提出具有可行性及创新性的提升路径。
王天宇[8]（2020）在《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毒情形势和禁毒政策导向决定了始终保持对走私毒品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是我国禁毒工作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刑事执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应当不断提高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水平,以应对走私毒品犯罪的新发展和新特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公安机关在办理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面临着情报搜集、证据固定、经费保障、案件深挖、跨国合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导致了既有的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无法应对当前走私毒品犯罪多样化、产业化、信息化、全局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亟需从树立”情报主导“理念、合法有效应用和完善各种侦查措施、适应我国庭审实质化需要、通过完善法制、强化合作交流和建立追赃追逃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创新和完善现有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机制和模式,切实提升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能力。鉴于此,文章第一部分先对全球走私毒品的犯罪现状、对我国的影响、存在的侦查困境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梳理出当前走私毒品犯罪在实际侦查办理过程遇到的困境和成因。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针对该现状和现存困境提出应对理念,运用大数据平台对已获取的情报进行技术分析研判,提纯线索,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有效侦破走私毒品案件提供有力支持,本部分主要从情报信息化对于整个走私毒品犯罪案件立案启动前、办案中、破案后的重要意义和获取、分享情报的主要方式等进行系统阐述。文章第三部分再从公开侦查、控制下交付、禁毒特情、隐匿身份侦查、涉毒资产查控等五种侦查措施入手,深入剖析当前我国走私缉毒侦查措施存在的弊端和风险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见解。文章第四部分提出证据在整个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采集与运用方法,这部分主要介绍包括实物证据、口供以及电子数据的收集与固定,以及技术侦查所获取的证据的合法转化方法,并提出跨境取证应该注意的问题。文章第五部分提出走私毒品国际合作侦查模式的主要内容以及对我国公安机关有效打击走私毒品犯罪案件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陶辰冉[9]（2020）在《毒品犯罪侦查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境外毒品渗透加剧、犯罪主体集团化、犯罪手段多样化、网络贩毒与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导致毒品滥用持续蔓延,我国毒品问题日益严峻。因此,加大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不仅是是保障人民安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求。侦查过程是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环节,毒品犯罪的特殊性使得侦破与取证具有同步性,因此提高侦查部门侦查能力对打击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为三章,以毒品犯罪的概念为基础,以毒品犯罪侦查问题为中心、深入分析争议难点,并提出针对性参考建议。第一章是毒品犯罪侦查概述。第一节通过对毒品概念的简单阐释引申出对毒品犯罪概念的辨析,综合当前理论界对于毒品犯罪的不同观点,结合个人思考,阐述毒品犯罪的概念。结合2018年毒品形势报告,对当前毒品犯罪形势从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区域、新型毒品和网络贩毒的特点五个方面进行总结。此外,对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概念的了解也必不可少,通过对侦查取证概念的理解,结合毒品犯罪个案进行了阐述。第二节则切入毒品犯罪侦查的主题,阐述了由于毒品犯罪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毒品犯罪侦查也具有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侦查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侦查方式的主动性、侦查目的的层次性、侦查过程的隐秘性、侦查与侦破的同步性和侦查协作的广泛性。第二章是毒品犯罪侦查中的争议问题。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措施,出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对控制下交付和隐匿身份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适用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在对两种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介绍时,除了对我国立法现状进行了阐述,还对比考察了域外针对这两种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在适用中产生的问题主要时囿于立法粗疏导致的实施规定不明确,容易导致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缺乏监督机制,对于侦查过程中的取证行为鲜少规制;针对侦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实施的违法行为也未有制裁措施。第二节介绍了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技术鉴定,毒品作为毒品犯罪中最重要的物证,技术鉴定不可或缺。除了对相关证据进行检测、判断,技术鉴定还发挥着为接下来的侦查工作确定方向、部署计划提供了信息来源和重要依据。当前的侦查实践中,侦技分离的状态、相关数据不全面和检验技术的落后成为制约技术鉴定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利因素。第三节则将视野放眼全球,介绍了毒品犯罪中的国际侦查协作。由于毒品犯罪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受其害,因此携手共同打击毒品犯罪时顺应时代发展,也是跨境毒品犯罪侦查取证的必要前提。在阐述了取证协作的必要性后,本文对当前国际禁毒合作现状进行了介绍,并以国际刑警组织、“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的合作现状为视角,探寻在当前的合作机制下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是针对以上侦查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供了优化思路。第一节以控制下交付和隐匿身份侦查运用中产生的问题分别提出了完善建议。首先是细化相关规定,以规范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更好的发挥其在毒品犯罪打击中的作用。其次合理适用隐匿身份侦查,因此措施在适用时存在诱使他人犯罪的风险,对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容易造成损害,着重从监督方面进行完善。同时,隐匿身份侦查的队伍建设也应予以关注。第二节是对技术鉴定的完善。从当前侦技脱节的状态入手,打造侦技协同作战机制。加大科研投入,针对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技术盲区,研发相关毒品检验技术,并增设相关仪器设备,强化侦查取证的物证检验能力。健全毒品犯罪嫌疑人和毒品信息数据库,为侦查工作提供信息来源。与此同时,深化国际禁毒协作也是提升毒品犯罪侦查取证能力的重要内容。
张鸣[10]（2020）在《中国加入《内罗毕公约》的法律挑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1977年6月9日,海关合作理事会通过《关于为防止、调查和惩处违犯海关法罪实行行政互助的国际公约》（又称《内罗毕公约》）。1980年5月2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内罗毕公约》是目前海关当局在管理海关欺诈、非法贩运麻醉品、精神药物和文化财产等问题上合作和援助的唯一性的全球多边公约。公约由主约和11项附件组成,涉及信息交流、计征征税、协助管制、特别监控、调查、司法、情报交流、打击麻醉药物和文物财产走私等协助事项。根据公约规定,对于调查和惩处各类违犯海关法的任何司法程序,缔约方相互间负有提供协助的公约义务。公约目前已有52个缔约方,遗憾的是中国还未加入。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互助渠道开展海关行政合作,至今已与49个国家（地区）达成海关行政互助双边合作,国际执法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但不可否认,双边和多边机制仍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海关合作技术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海关合作浮于表面等。而在走私型犯罪的国际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为有效打击违反海关法罪,便于交换情报和信息共享,加强监管,促进我国贸易便利化,保护国民经济、公共卫生和其他利益,加入《内罗毕公约》的必要性显得更加突出。第一章对《内罗毕公约》及我国加入必要性进行了概述,首先介绍了公约的背景、内容和缔约国接受附件情况,其次分析了双边、区域和多边海关合作机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各国谋求多边海关合作机制的的国际趋势。第二章分析并论述了海关缉私情报交流共享的法律问题,通过介绍公约规定的缉私情报交流的两种方式,分析在上述两种不同途径下面临的法律障碍。主要包括缉私情报交流的法律依据不足、情报信息披露不当或误用滥用风险、通过理事会交换可能使参与多边机制适得其反。第三章分析并论述了海关行政互助中调查取证的法律问题,介绍并考察不同类型的案件协查模式,境外证据获取模式的可适用性,然后分析了通过行政互助渠道获取的境外证据在效力认定上的法律障碍。主要包括境外证据可能无法在刑事诉讼中直接适用、境外证据未经公证认证的效力问题、境外证据在不同司法程序中相互转换的效力问题。第四章分析并论述了通过海关行政互助协助打击药物滥用和文物走私的法律问题,考察两项附件转化为国内法的可行性。第五章是对促进国内法与《内罗毕公约》协调衔接的建议。主要针对第二章到第四章提出的三方面法律问题,提出缉私情报交流共享制度、境外取证制度的完善。首先,在《海关法》中增加一章“涉外海关行政互助的特别规定”为涉外编,增加海关国际合作与海关行政互助的原则性指导。其次,应健全和完善缉私情报交流共享制度,包括制定基本法、完善法律规范、研究内部框架政策。最后,应完善海关行政互助中境外取证制度,包括增加案件协查制度,构建和完善通过行政互助渠道境外取证制度和证据效力认定。
二、关于禁毒情报信息共享与网络建设的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禁毒情报信息共享与网络建设的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2）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研究 |
| 1.2.2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研究 |
| 1.2.3 警务效能研究 |
| 1.2.4 已有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
| 1.3.1 个案研究 |
| 1.3.2 N市公安局图景 |
| 1.3.3 个案进入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2 理解警务体系能力: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警务体系能力的概念解读 |
| 2.1.1 体系 |
| 2.1.2 警务体系 |
| 2.1.3 体系能力 |
| 2.1.4 “警务体系能力”的释义 |
| 2.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2.1 理论基础:“技术—制度”的互构论 |
| 2.2.2 分析框架:技术执行 |
| 3 既有警务体系能力的“反功能” |
| 3.1 在分割中协同:动力不足与共识机制的缺失 |
| 3.1.1 警种协同的动力不足 |
| 3.1.2 警种分工过细导致共识机制的缺失 |
| 3.2 警务在综合治理中的两面性:在开放与封闭间徘徊 |
| 3.2.1 社会安全形势变化与综合治理的基本取向 |
| 3.2.2 警务在综合治理的显性取向:开放与整合 |
| 3.2.3 一种“暗存”的反向运动:封闭和内敛趋向 |
| 3.3 小结:“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4 “警务大脑”:消除既有警务体系能力“反功能”的新尝试 |
| 4.1 “警务大脑”初期架构及新技术之期望 |
| 4.1.1 “警务大脑”的初期架构 |
| 4.1.2 新技术之“美好想象” |
| 4.2 治理“乌托邦”:基于技术实体警务体系能力的现实困境 |
| 4.2.1 工作增负:技术的有效性困境 |
| 4.2.2 孤岛现象:警务治理的内卷化困境 |
| 4.2.3 虚拟的美丽:警务治理的“唯技术主义”困境 |
| 4.3 小结:组织表面秩序下隐藏着巨大的无序 |
| 5 制度匹配与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 5.1 制度匹配:合成警务机制的确立 |
| 5.1.1 信息资源整合:从分散走向共享 |
| 5.1.2 组织结构整合:综治警务一体化 |
| 5.1.3 警务要素整合:“情指行”一体化 |
| 5.2 新技术的“自我强化” |
| 5.2.1 技术制度调适:警务流程再造 |
| 5.2.2 新技术的“刚性外显”与组织运行 |
| 5.3 小结:技术扎根的深层基础 |
| 6 技术与制度的互构: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 |
| 6.1 信息技术: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
| 6.1.1 技术赋能: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 |
| 6.1.2 技术赋权:推动公安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
| 6.2 合成警务机制:警务体系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形塑 |
| 6.2.1 宏观层面:构建一体化警务模式 |
| 6.2.2 中观层面:推动组织结构变革 |
| 6.2.3 微观层面:重构行动者理念和行为 |
| 6.3 小结:技术与制度的互构 |
| 7 结论与反思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警务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状况 |
| (一)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最大安全威胁 |
| (二)毒品走私形势严峻 |
| (三)边境安全存在隐患 |
| (四)社会矛盾易于引发动乱 |
| 二、中吉警务合作现状 |
| (一)中吉警务合作的依据 |
| (二)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持续深入 |
| 1. 高层会晤频繁举行 |
| 2. 反恐演习多次开展 |
| (三)禁毒合作成果丰富 |
| (四)合作共识持续深化 |
| (五)警务人才培养长足发展 |
| (六)驻外警务联络官举足轻重 |
| 三、中吉警务合作中的难点 |
| (一)吉国社会和政治不确定因素增多 |
| (二)两国执法主体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
| (三)吉国不同种类犯罪间相互交织转化严重 |
| (四)吉国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特殊性 |
| 四、中吉警务合作的展望 |
|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吉国际警务合作机制 |
| (二)提升科技在中吉警务合作中的作用 |
| (三)加强中吉警务人员国际交流与培训 |
| (四)丰富两国警务合作的形式 |
（4）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 1.4.2 例句体例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 2.3.1 话语幻象 |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 3.3.1 战争隐喻 |
| 3.3.2 旅程隐喻 |
| 3.3.3 拟人隐喻 |
| 3.3.4 表演隐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 4.3.1 政治形象 |
| 4.3.2 经济形象 |
| 4.3.3 社会形象 |
| 4.3.4 文化形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作者简历 |
（5）冷战后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基于非对称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假设和案例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五、论文的结构和框架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非对称理论与非对称合作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的非对称性 |
| 一、非对称关系的定义 |
| 二、非对称合作的困境 |
| 第二节 管理非对称关系的条件 |
| 一、构建互信磋商机制 |
| 二、强国自我约束和对弱国的援助 |
| 三、弱国国内改革意愿和对强国的适度约束 |
| 四、第三方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困境 |
| 第一节 美墨边境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 |
| 一、跨界水资源短缺与污染 |
| 二、跨国毒品贩运与有组织犯罪 |
| 三、非法移民越境 |
| 第二节 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错误知觉和利益分歧 |
| 一、不对称关注和结构性错误知觉 |
| 二、合作利益分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墨边境水资源治理合作 |
| 第一节 美墨对边境水资源的合作意愿与困境 |
| 一、共同利益 |
| 二、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管理美墨边境水资源合作的条件 |
| 一、稳定的互信磋商机制 |
| 二、美国水资源治理去政治化和对墨技术援助 |
| 三、墨西哥边境水资源治理意愿与对美国的制度约束 |
| 四、北美环境合作委员会的协调 |
| 第三节 美墨边境水资源治理合作中的利益平衡 |
| 一、美国合作利益的全面实现 |
| 二、墨西哥合作利益的全面实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墨边境禁毒合作 |
| 第一节 美墨边境禁毒合作的意愿和困境 |
| 一、共同利益 |
| 二、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管理美墨边境禁毒合作的条件 |
| 一、互信磋商机制与单边行动交错进行 |
| 二、美国低效的非法武器管制和对墨西哥的禁毒援助 |
| 三、墨西哥禁毒政策的强化和对美国的有限约束 |
| 四、区域和国际多边毒品管制机制的协调 |
| 第三节 美墨边境禁毒合作的利益平衡 |
| 一、美国合作利益的部分实现 |
| 二、美墨禁毒合作对墨西哥的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管理合作 |
| 第一节 美墨非法移民问题合作的意愿和困境 |
| 一、共同利益 |
| 二、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管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合作的条件 |
| 一、不稳定的移民磋商机制和不具约束力的移民区域会议 |
| 二、美国移民立法改革和对墨西哥有条件的援助 |
| 三、墨西哥非法移民管控意愿与对美国移民改革的影响 |
| 四、国际多边移民治理机制的协调 |
| 第三节 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管理合作中的利益平衡 |
| 一、美国合作利益的部分实现 |
| 二、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管理合作对墨西哥的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总结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6）信息化背景下禁毒人力情报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禁毒人力情报的定义与作用 |
| （一）禁毒人力情报和禁毒人力情报工作 |
| （二）禁毒人力情报的价值 |
| 二、禁毒人力情报建设面临的困境 |
| （一）过于侧重技术情报应用，人力情报优势难以发挥优势 |
| （二）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秘密力量管理保障不到位 |
| （三）人力情报网络不健全，禁毒情报工作机制待完善 |
| 三、加强禁毒人力情报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
| （一）树立“以人为主，技术为辅”的情报思想，有机结合禁毒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 |
|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为禁毒人力情报建设提供保障 |
| （三）全面构建禁毒人力情报网络 |
| 四、结语 |
（7）“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综述 |
| 1.4.2 国内研究综述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 1.5.2 全球治理理论 |
| 2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2.1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
| 2.1.1 中巴执法安全合作为“中巴经济走廊”保驾护航 |
| 2.1.2 中巴执法安全合作保障我国与巴基斯坦公民的生命安全 |
| 2.2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可行性 |
| 2.2.1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
| 2.2.2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基础深厚 |
| 2.2.3 中方依托自身优势,积极推进“中巴命运共同体” |
| 3 中巴执法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 |
| 3.1 萌芽阶段(1951——2001) |
| 3.2 发展阶段(2001——2011) |
| 3.3 上升阶段(2011——至今) |
| 4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成就与进展 |
| 4.1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意愿日益增强 |
| 4.2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机制不断完善 |
| 4.3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的领域持续拓展 |
| 5 中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5.1 中巴执法安全合作法律框架有待完善 |
| 5.2 中巴双方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形成的合作掣肘 |
| 5.3 中巴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存在不足 |
| 5.4 “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安全形势严峻加大合作难度 |
| 5.4.1 传统安全的威胁 |
| 5.4.2 非传统安全的威胁 |
| 6 提升中巴执法安全合作的路径和构想 |
| 6.1 完善中巴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
| 6.2 利益兼顾夯实合作基础 |
| 6.3 加强中巴网络安全建设 |
| 6.4 加强中巴执法安全合作队伍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走私毒品犯罪的现实状况与侦查困境 |
| 2.1 走私毒品犯罪的现实状况 |
| 2.1.1 国际走私毒品犯罪活动现状 |
| 2.1.2 我国走私毒品犯罪活动现状 |
| 2.1.3 走私毒品犯罪对我国禁毒工作的影响 |
| 2.2 走私毒品犯罪的侦查困境 |
| 2.2.1 情报搜集之困境 |
| 2.2.2 证据固定之困境 |
| 2.2.3 合作侦查之困境 |
| 2.2.4 案件深挖之困境 |
| 2.2.5 资费保障之困境 |
| 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线索的收集与研判 |
| 3.1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线索的高效收集 |
| 3.1.1 以人力情报为基础 |
| 3.1.2 以技术情报为增长点 |
| 3.1.3 以国际情报交流为辅助 |
| 3.2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线索的深度研判 |
| 3.2.1 涉毒人员的监控分析 |
| 3.2.2 毒品源头的监控分析 |
| 3.2.3 走私路线的监控分析 |
| 3.2.4 资金流动的监控分析 |
| 3.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情报工作的机制建构 |
| 3.3.1 成果分配机制之建构 |
| 3.3.2 部门共享机制之建构 |
| 3.3.3 区域交换机制之建构 |
| 4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侦查措施的应用与完善 |
| 4.1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公开查缉 |
| 4.1.1 建立海陆空立体化的侦查网络 |
| 4.1.2 推进相关部门间的侦查协作 |
| 4.1.3 加强公开查缉与后续经营的有效衔接 |
| 4.2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隐匿身份侦查 |
| 4.2.1 隐匿身份侦查的基本要求 |
| 4.2.2 隐匿身份侦查的完善策略 |
| 4.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控制下交付 |
| 4.3.1 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标准 |
| 4.3.2 控制下交付的实施条件 |
| 4.3.3 控制下交付的证据问题 |
| 4.3.4 控制下交付的系统评估 |
| 4.4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禁毒特情 |
| 4.4.1 禁毒特情工作中的证据采信 |
| 4.4.2 禁毒特情工作中的刑事豁免 |
| 4.4.3 禁毒特情工作中的人员管理 |
| 4.5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技术侦查 |
| 4.5.1 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途径 |
| 4.5.2 技术侦查手段的实践价值 |
| 4.5.3 技术侦查手段的完善策略 |
| 4.6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涉毒资产调查 |
| 4.6.1 涉毒资产调查的现实意义 |
| 4.6.2 我国涉毒资产调查的法律规定 |
| 4.6.3 我国涉毒资产调查的制度缺陷 |
| 4.6.4 我国涉毒资产调查的完善策略 |
| 5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证据的采集与运用 |
| 5.1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基本要求 |
| 5.2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取证行为的规范化 |
| 5.2.1 境内取证行为之规范 |
| 5.2.2 跨境取证行为之规范 |
| 5.3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证据收集的多元化 |
| 5.3.1 注重主观方面的证据收集 |
| 5.3.2 加强技术侦查的证据转化 |
| 6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中国际合作的开展与推进 |
| 6.1 合作法律制度之完善 |
| 6.1.1 推进国际法律制度建设 |
| 6.1.2 完善国内法律相关制度 |
| 6.2 禁毒交流合作之强化 |
| 6.2.1 树立国际侦查合作理念,积极开展侦查合作 |
| 6.2.2 培养国际侦查合作人才,落实缉毒联络制度 |
| 6.2.3 加强涉毒情报交流工作,建立执法联动机制 |
| 6.2.4 探索禁毒司法合作机制,确立合作运作程序 |
| 6.3 追逃追赃措施之完善 |
| 6.3.1 境外追逃措施之完善 |
| 6.3.2 境外追赃措施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毒品犯罪侦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毒品犯罪侦查概述 |
| 第一节 毒品犯罪的概念 |
| 一、毒品犯罪的界定 |
| 二、毒品犯罪的特点 |
| 第二节 毒品犯罪侦查的意义及特殊性 |
| 一、毒品犯罪侦查的意义 |
| 二、毒品犯罪侦查的特殊性 |
| 第二章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争议难点 |
| 第一节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
| 一、控制下交付 |
| 二、隐匿身份侦查 |
| 第二节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技术鉴定 |
| 一、技术鉴定的重要性 |
| 二、技术鉴定的现状 |
| 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国际侦查协作 |
| 一、国际侦查协作的必要性 |
| 二、国际侦查协作的现状 |
| 三、国际侦查协作面临的障碍 |
| 第三章 毒品犯罪侦查的优化 |
| 第一节 合理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
| 一、控制下交付 |
| 二、隐匿身份侦查 |
| 第二节 提升技术鉴定能力 |
| 一、建设侦技协同作战机制 |
| 二、改进毒品检验鉴定技术 |
| 第三节 深化国际侦查协作 |
| 一、健全毒品情报交流机制 |
| 二、完善毒品犯罪联合侦查模式 |
| 三、健全侦查资源的支援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加入《内罗毕公约》的法律挑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内罗毕公约》及加入必要性分析 |
| 第一节 《内罗毕公约》概述 |
| 一、《内罗毕公约》的形成背景 |
| 二、《内罗毕公约》的主要内容 |
| 三、缔约方加入及接受附件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加入《内罗毕公约》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双边合作机制具有局限性 |
| 二、区域或多边合作机制面临复杂障碍 |
| 三、加入公约符合全球趋势 |
| 第二章 海关缉私情报交流共享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公约项下的缉私情报交流制度 |
| 一、海关当局之间的直接交流 |
| 二、通过理事会中央信息系统的间接交流 |
| 第二节 缉私情报交流的法律障碍分析 |
| 一、缉私情报交流的法律依据不足 |
| 二、存在情报信息披露不当或误用滥用的风险 |
| 三、通过理事会交换可能使参与多边机制适得其反 |
| 第三章 海关行政互助中调查取证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案件协查模式的可适用性 |
| 一、特别监控 |
| 二、委托代为调查 |
| 三、官员在另一方境内到场 |
| 四、官员跨境协查 |
| 第二节 境外证据获取模式的可适用性 |
| 一、证据交换 |
| 二、官员跨境出庭作证 |
| 三、境外取证 |
| 第三节 境外证据效力认定的法律障碍 |
| 一、境外证据可能无法在刑事诉讼中直接适用 |
| 二、境外证据未经公证认证的效力问题 |
| 三、境外证据在不同司法程序中相互转换的效力问题 |
| 第四章 打击药物滥用和文物走私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协助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走私 |
| 一、附件十及其特点 |
| 二、附件十条款的法律障碍分析 |
| 第二节 协助打击艺术品、古董和其他文化财产走私 |
| 一、附件十一及其特点 |
| 二、附件十一条款的法律障碍分析 |
| 第五章 促进国内法与《内罗毕公约》协调衔接的建议 |
| 第一节 增加海关国际合作的原则性指导 |
| 一、增加海关国际合作与海关行政互助 |
| 二、明确海关行政互助请求的提出、接受和处理 |
| 第二节 健全和完善海关行政互助中缉私情报交流共享制度 |
| 一、制定情报交流共享工作的基本法 |
| 二、完善情报资源共享的法律规范 |
| 三、研究制定情报交流共享的内部框架政策 |
| 第三节 海关行政互助中境外取证制度的完善 |
| 一、增加海关行政互助案件协查制度 |
| 二、构建通过行政互助手段获取境外证据的制度 |
| 三、通过行政互助渠道获取的境外证据效力的完善 |
| 四、海关总署制定行政互助操作指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关于禁毒情报信息共享与网络建设的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大数据背景下毒品案件侦查协作研究[D]. 李少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
- [2]警务体系能力研究 ——“技术-制度”互构视角下N市公安局“警务大脑”的经验分析[D]. 伏佩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警务合作[J]. 刘黎明,刘杰.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21(02)
- [4]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5]冷战后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基于非对称理论的视角[D]. 陈岚.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
- [6]信息化背景下禁毒人力情报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 孙圣辉. 法制与经济, 2020(11)
- [7]“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巴执法安全合作发展研究[D]. 苏海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8]走私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研究[D]. 王天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9]毒品犯罪侦查问题研究[D]. 陶辰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中国加入《内罗毕公约》的法律挑战及对策研究[D]. 张鸣.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