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改革：我的二十二个建议

一、语文教改:我的二十二条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王金娜^[1]（2017）在《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文中认为再生产理论主要研究统治阶层与劳工阶层再生产,认为家庭阶层背景与学校教育能“自动符应”,强调阶层结构而非行动者的力量,没有考虑到阶层内部个体的差异性。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对中产阶层子女为主的白云小学和劳工阶层子女为主的蓝天小学进行田野调查,对20位母亲、4位父亲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利用场域、权力、符码理论探究中产阶层再生产如何在“国家支配教育实践”和中产阶层母亲“适应”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提出国家与中产阶层母亲同时发挥作用,兼具教育优势和教育风险,包含阶层惯习再生产和学业成就再生产的中国中产阶层再生产理论,即“新再生产”理论。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发现,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主要包括密集教育干预、教育选择、教育应对和教育参与。这四种教育卷入分别与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义务教育类政策的“分流”偏好、减负政策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家校合作政策的“家长责任”偏好相关。其中,前两种政策偏好具有明显的中产阶层性,契合中产阶层母亲的阶层惯习,给其子女带来潜在教育优势;“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对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母亲均有利与弊,不具有中产阶层性;“家长责任”偏好反映某些中产阶层母亲的利益诉求,具有不完全的中产阶层性。田野调查发现,尽管两所个案小学的教育实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教育改革政策支配下的教育实践具有弱国家、强市场、强家长的“家长主义”偏好。弱国家功能体现在两所小学的“教育功能”弱化、X市小学教育系统的“选拔功能”弱化;强市场功能体现在X市公办学校的就近入学制度、民办学校制度、课外补习场域的兴起与白云小学的“半精致型教育符码”;强家长责任体现在两所小学的家校合作制度。“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不仅要求家长“占有”资本,而且要求发挥个人能动性“有效激活”资本“适应”实践,才能实现阶层再生产。这使得教育获得主要依赖父母的资本和主体性,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因而存在教育风险。面对“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大多数中产阶层母亲能“有效适应”。她们在情感资本的推动下,激活惯习、发挥主体性,采用各种策略激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成为新再生产的行动者。情感资本包括教育责任感、高教育期望、教育焦虑和教育操心,由女性的性别结构、中间层的社会地位、教育场域共同作用而成,主要被中产阶层母亲所占有,是她们成为新再生产行动者的根本动因。除此之外,惯习、场域和主体性都是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卷入的动力因素。我国中产阶层再生产有先后进行的两条路径。第一,小学中年级以前以阶层惯习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教育责任感”的推动下,激活中等趣味、个性化性情、科学育儿偏好,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实施密集教育干预,培养孩子具有主体性且知识素养、兴趣特长、文化品位等全面发展;再选择表意性秩序相对开放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博放惯习”。劳工阶层母亲实施粗放教育干预,让孩子就读表意性秩序封闭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大众惯习”。第二,小学中、高年级以后以学业成就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较高“教育期望”的推动下,受被建构的中小学场域、母亲所在的“体制内工作”场域、“热知识”等影响,激活“苦行”性情、“非学校化”性情、风险意识,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选择优质而精致的补习班、“团课”等策略实施精约式教育应对;在“教育焦虑”的推动下,受地方性知识影响,激活“追求教育优势”性情、“阶层惯习排斥”性情,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以房择校、证书择班、考试择班进行教育选择;在“教育操心”的推动下,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以个人活动的形式参与学校教育,并使用与教师保持平等的不平等关系的策略进行教育参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有利于孩子学业成就再生产,但也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学习负担。劳动阶层母亲因资本、惯习的影响,给孩子报低质或不报课外补习班、无力教育选择、消极教育参与,不利于孩子学业成就的获得,但学习负担得以减轻。受我国升学制度的影响,阶层惯习与学业成就关联性不大,阶层惯习对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独立价值。然而,阶层内部存在差异性,并不是所有中产阶层母亲都能适应“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时间资本匮乏和居住位置偏远阻碍密集教育干预;“新型读书无用论”、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阻碍“精约式教育应对”;教师的专断权力,以家委会、信任为表现形式的集体社会资本的匮乏抑制参与学校教育;教育学类知识抑制参与家庭教育;孩子中等以下的学业资本量,母亲坚守师德惯习、重视知识惯习、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优越惯习阻碍与教师互动。其中,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使母亲成为反思性行动者、抵抗者。另外,激活资本未必产生教育利润,错过最佳时间、与教师保持绝对平等关系的激活资本方式不利于孩子的教育获得。这使得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多样性和风险性。因而,有必要增强学校教育功能、规范课外补习机构、弱化教育“分流”机制、改变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通过增加“国家责任”改变教育实践的“家长主义”偏好,以破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阶层间义务教育不公平日益凸显、中产阶层子女学业负担日益沉重的难题。

王荐^[2]（2017）在《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为例》文中提出提高教师质量是办好教育的关键,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师发展的迫切性和持久性是每一所学校必须要面对的实践课题。教师的培养如何不断改进?位于教师群体顶尖的特级教师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们的发展是成功的,值得仿效的,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从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寻找优秀教师成长的规律。"特级教师"（special-honor teacher）作为一项我国特有的教师荣誉制度,正式实施已有30余年。这项制度对于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爱岗敬业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特级教师作为"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在教师群体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成为许多教师奋斗的目标。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是一支在中学生物学教育界不可忽视的高端队伍。本论文研究目标在于对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群体特征进行分析提炼,个体特征进行概括总结,分析特级教师成长内外因形成的要素及作用机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从特征和影响因素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在研究思路上,首先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系统梳理了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对教师发展的理论贡献,针对研究问题,建立相关假说,制定研究计划,编制访谈提纲,利用资料和网络等多种手段建立三个特级教师相关的数据库。然后实施研究计划,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了解特级教师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对十位生物学特级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积累了 2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使用Nvivo软件对文本进行编码、分类和概括,对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和现实,提出改进特级教师培养管理的策略。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成长周期漫长,构成分布复杂,科研产出丰硕。从入职到评上特级周期平均为24年,自然年龄平均为45.6岁;特级教师周期与获得正高职称周期为显着相关;女教师评上特级与男教师评上周期有显着差异,女教师周期更短;特级教师首次发表论文平均为入职后12年,人均28篇;早期10位特级教师与新生代在论文发表上无显着差异;特级教师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平均周期为22年,被转载周期与特级周期高度相关。2.质性材料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具有以下人格特征:好学、立志、敬业、钻研。专业特征为持续的专业阅读、出众的专业写作、深刻的学生理解、扎实的教学功底。特级教师成长内因源于对生命的敏感,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等。这些特征使得特级教师区别于一般教师。在特级教师心目中,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清简、灵动、精致、厚实"的"苏派"教育风格,以及生物学教师特有的对于生命敏感的学科特征。3.特级教师的成长也需要特定的时空条件,不同阶段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他人是影响特级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时代特征、学校背景、区域文化、制度设计等因素。江苏省丰富的文教资源哺育了特级教师的成长。特级教师的成长说明教师成长需要有效的教师培训、有高度的专家引领、精准的同伴互助、持续的教学反思和不懈的行为改变。特级教师的成长特征研究有助于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本论文对特级教师制度提出了改进意见,尤其是对教师教育提出了加强"生命自觉"、"生涯规划"的建议。

陈德胜^[3]（2016）在《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提高教育治理效能是当下一个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诉求。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和教育、历史和当下、日常和改革之间反复求索、来回比较,对基础教育治理进行了探索—建构式研究。论文试图通过具体个案呈现嵌入在具体社会里的教育制度的真实运行图景,展示内地教育日常治理和改革治理的全过程,发掘教育治理背后的历史性和社会结构性深层次原因,尝试建构基层教育治理行为的理论。在回答“县域教育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论文以“结构性关系对行动的扩展和限制”的社会学基本视角为出发点,关注教育治理实践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真实世界。在参考和反思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县域教育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因此教育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政府治理教育。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运用了 “以历史追踪和类型比较为逻辑架构,通过个案县教育治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比较,进而形成解释模型,最终提炼出治理特征和治理行为规律”的研究策略对研究问题展开具体探索。具体而言,首先,论文以个案中县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为起点、以中县县志和教育志等史料为基础详细描述了近代以来中县教育的行政机构、知识结构、社会功能的近或现代化过程,以晚清的科举和儒学、清末民国的革故鼎新频繁、共和国的扩张与整顿反复拉锯,再现了中县教育宏观发展的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发现了中县教育发展始终面临的薄弱经济基础等约束条件和历届政府发展教育的相应变通策略。在宏观描述中县教育发展概况之后,论文继续进入中县教育治理的内核,以简约治理、新旧转型治理、精细治理三种体制类型揭示了中县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并以学校等级系统、行政部门分散治理、学校—教师—学生利益联盟关系、群体竞争策略四个层次剖析了当下的基础教育治理体制。随后,论文进入现实中中县教育治理实际过程的分析,并以教育日常治理和教育改革治理作为当下教育治理的“正题”和“反题”,分别施加以过程性考察,展示了组织结构、治理目标、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评估的复杂性,并发现了教育日常治理和教育改革治理面临共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体制基础,类似的工作机制以及治理行为中程度不等但始终存在的变通性行为现象;借此,论文实现了教育治理从历史到当下的延续,既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治理的复杂性,同时也完成了历史变迁过程内不同阶段的比较和当下教育治理内部正反两种类型比较的准备。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论文以中县教育治理的自然社会经济基础、集中型政治经济体制、有限财政能力与多重发展任务的矛盾、政府的变通性治理策略、社会选拔少数人与教育培育所有人的矛盾、锁定的教育改革路径和有限的效果、教育秩序与适应性生存策略七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作为解释模型来说明中县教育治理的内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研究进行了基于中县经验的反思和批判,认为中县教育治理有自己的任务逻辑和主动性不足、政府部门本位、治理效果评估结果信效度低的问题。最后,论文在对个案县教育治理的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三个阶段治理特征和当下教育日常治理与改革治理过程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教育治理方式类型选择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也即当国家能力小时,国家倾向于选择简约型教育治理;当国家能力大时,国家倾向于选择精细型教育治理”。二是“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的稀缺度和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与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也即当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稀缺度大且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差,那么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当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的稀缺度小且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强,那么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的概率小”。基于以上研究,论文认为“县域教育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在多种约束条件之下,县级政府对教育进行着变通治理”。

蒋洁蕾^[4]（2016）在《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重点高中制度是建国以来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深刻影响着我国高中的整体布局。历史上,该制度历经嬗变,几经存废。“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问题,根本上探讨的是重点高中制度利弊问题。那么“究竟重点高中制度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均对此有着差异性的认识。任何简单地回答“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是“利弊相当”都不能全面反映该问题的复杂性、深刻性,唯有从多视角（历史的视角、国别比较的视角、实证调查的视角、理论的视角）去检视和梳理才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还原该问题本身,也才能从中找到我国重点高中制度的未来发展之路。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理论研究综合考察“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首先,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我国建国以来有关该问题的若干次争论,涉及政策、学界以及实践等领域在该问题上的看法和作为,以此还原该问题的历史面貌并规整出有关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核心争论焦点。其次,检视国际上与我国相类似的“重点高中”（德国文理中学、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美国学术高中）制度的演进、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存废争论,比较三国“重点高中”制度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为我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出路提供国际视野和参考样本。再者,就现实各方（重点高中校长和教师、非重点高中校长和教师,专家学者）对“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各种看法及理由进行实证调查和比较。接着,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对办重点高中的五大好处（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进行辨析。最后,在历史回溯、国际比较、实证调查、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重点高中制度发展的若干条出路。论文的历史研究部分,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重点高中制度演化的风雨历程,在此基础上,提炼概括出影响这一制度兴废的五个核心议题,即“是否富有效率?”、“是否体现因材施教?”、“是否培养出了精英人才?”、“是否有违教育公平?”、“是否发挥了示范性作用?”。国际比较研究部分,通过对德、英、美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五点共性和三种不同发展模式:德国始终坚持文理中学制度,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来最大程度的减小文理中学制度的弊端,可用“公立”、“大众化”、“建‘立交桥’”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特征;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制度模式可用“受制于党派”、“精英化”、“尊重传统”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美国学术高中制度可用“分类”、“专业化”、“特色化”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证调查部分,围绕“究竟要不要举办重点高中”这一核心问题,对高中校长、教师、专家学者进行了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与非重点高中校长对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看法存一定的差异,越是“老牌”、“一流”的重点高中校长,越是倾向于赞同保留重点高中制度,而非重点高中的校长则更倾向于废除重点高中制度;相对而言,重点高中的教师比非重点高中教师更倾向于赞同和保留重点高中制度;专家学者对重点高中存废问题的看法各异,呈现出多元化、理性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理论透视部分,围绕五大关键词即“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以前面历史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实证调查研究获得的相关材料为依据,运用辩证思维、复杂思维、相对性思维的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举办重点高中可能的好处与潜在的危害进行剖析。研究表明,上述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每个辩护理由,都只有部分的合理性,都需要具体分析,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五大辩护理由在逻辑上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并非同等重要。简而言之,“精英培养”是根本目的,其它四个方面“效率优先”、“因材施教”、“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均属于手段的范畴。从重要性上看,假如“精英培养”落空、陷入虚假化,则其它四条理由均不能成立。基于这一判断,论文对当前我国重点高中是否“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英人才进行了基于事实的批判性分析,分析结果令人堪忧。基于上述四个部分的研究,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短期看,我国重点高中制度仍将继续存在,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改造和改良。改造、改良的总体方向是,重点高中必须摆脱和跳出现有的应试教育模式,真正走内涵式发展道理,不断探索精英教育的内在规律,以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精英人才。从长远看,教育决策部门应当根据当今世界各国高中教育制度的发展潮流,从制度设计层面对现有的重点高中制度进行适时、适度、适切的改革。可能的变革路径包括:在保留重点高中制度的前提下,设计出不同类型高中之间的转轨通道;建立不同类型的特色高中,实现重点高中内部的多样化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创办特色高中,尝试将公办重点高中转制为私立高中,改变公立重点高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些地区尝试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建立综合高中制度;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在所有普通高中实施资优生教育计划。

许念一^[5]（2015）在《中国汉字规划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汉字规划视为汉语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因此上述观点不仅反映了汉字和汉语的密切关系,也维护了汉语规划研究的完整性。然而,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汉字问题,我们也应从汉字的自身特点出发,重视并强调汉字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汉字规划研究”作为论文选题,集中解答了以下五方面问题。（1）为何要开展专门性的汉字规划研究?汉字规划的属性和定义是什么?（2）中国汉字规划经历了怎样的古今演变?（3）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汉字规划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4）中国汉字规划的主要范畴是什么?其划分依据和理论内涵又是什么?（5）当前的中国汉字规划问题有哪些?我们应如何有效应对?虽然汉字规划对汉语规划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但其独立性也十分显着。换言之,汉字规划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两重属性。这一观点可由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来证实。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社会交往、教育启蒙和文化传播是汉字规划的主要社会功能。一方面,由于汉字规划在国家认同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方面是汉语规划的有益补充,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汉语规划而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形体表意性和文化传承性赋予了汉字规划超越汉语规划的特殊功能优势——教育启蒙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因此汉字规划的独立性也十分鲜明。据此,我们应在承认汉字规划依附性的基础上,强调和重视汉字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并将汉字规划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加以界定。所谓汉字规划,是指政府、社团、学者或个人通过颁行汉字政策、制定汉字法律、编写汉字规范等方式,对汉字的政治地位、本体要素（主要包括汉字的字形、字音、字量、字序等）、社会使用、国内教育和海外传播等方面所进行的前瞻性的动态引导与调节,旨在妥善解决与汉字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使汉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从古到今,中国汉字规划先后经历了启蒙与成长、变革与探索、改革与稳进等阶段。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中国汉字规划不仅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指导体系,实践范围也不断扩大,全面涵盖了汉字地位、汉字字形、汉字字音、汉字字量、汉字字序、汉字典籍、社会用字、汉字教育、汉字传播和汉字社会活动等规划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规划特点如下：启蒙时期（先秦时期）的汉字规划内容简单、形式原始；成长时期（秦代-清代）的汉字规划注重汉字统一,服务于专制统治；变革与探索时期（民国时期）的汉字规划注重汉字改良,突出汉字普及；改革与稳进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汉字规划注重宏观引导,强调汉字规范。除中国大陆外,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汉字规划经验,也值得探讨与学习。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双文政策和繁简由之,台湾地区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繁体为正和简体为用,日本的规划经验表现为分门别类和注重应用,韩国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教育为先和韩汉并用,新加坡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全面简化和数位教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汉字规划经验表现为顺时简化和简化推广。中国汉字规划具有政治范畴、社会范畴、教育范畴和传播范畴四个主要范畴。四大范畴的划分依据为：第一,避免了类型划分的弊端；第二,与汉字规划的社会功能相互照应,突出了本文的理论主线；第三,有助于揭示中国汉字规划的本质与规律。四大范畴的理论内涵为：政治范畴是指汉字的政治地位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显隐之辨、民国时期的存废之争和新中国时期的文字平等为代表；社会范畴是指汉字的社会使用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统一、民国时期的汉字改良和新中国时期的汉字标准制定为代表；教育范畴是指汉字的国内教育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强权、民国以后的汉字启蒙和近年来的汉字能力建设为代表；传播范畴是指汉字的海外传播规划,它以封建时期的汉字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字教学和2000年以后的汉字推广为代表。当前的汉字规划问题可以分为四类：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传播问题。其中,政治问题包括字母词的地位界定和汉字国际地位规划,社会问题包括繁体字的境内使用、地名用字规范、人名用字规范、网络用字管理和汉字信息产业建设,教育问题包括汉字教育安全维护和汉字书写能力提升,传播问题包括简化字的境外推广和对外汉字传播探索。我们建议：在开展字母词地位界定时,应明确字母词的性质,区分字母词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地位。在开展汉字国际地位规划时,应避免文字霸权主义,积极应对大国文字的挑战,以获取国际话语权为规划核心。在开展繁体字的境内使用规划时,应理清简繁字关系,巩固简化字的社会通用地位,制定专门性的“繁体字表”,开展多种类型的繁体字活动。在开展地名用字规划时,应将规范观与实用观相结合,地名选字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政府、公众、企业利益相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在开展人名用字规划时,应吸取他国的规划经验,开展人名用字动态监测,完善人名用字法规建设,研制推荐性人名用字表。在开展网络用字管理时,应认清网络新字的作用与性质,对其使用范围加以限制。在开展汉字信息产业建设时,应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汉字信息法律建设,注重汉字信息行业升级。在维护国内汉字教育安全时,应提高汉字教育安全意识,重视各阶段的汉字教育,合理部署外文教育战略。在提升全民汉字书写能力时,应正视“提笔忘字”问题,加强汉字书写教育,勿忘汉字文化之根。在完善简化字的境外推广时,应摒弃简繁对立的错误观念,发挥简化字固有的形体优势,增加简化字文化介绍。在开展对外汉字传播规划时,应增强宏观政策引导,构建对外汉字传播模式,开辟汉字文化走廊。

魏永生,田洪伟,杨德淬^[6]（2013）在《黑土地上的“杜郎口”——鸡西市田家炳中学教改纪实》文中研究指明北国的三月还春寒料峭,而浙江省的武义县已是春风拂面,温润、温暖,一如武义教育人的热情。2013年3月7日这一天,武义县教育局全体领导、各中小学校长与教学主管领导、一线数学教师从四面八方汇聚一堂,参加来自北部边陲小城刘玉琴老师的尝试教学讲学活动。

哈丽丹^[7]（2013）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研究 ——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即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阶段,同时也是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它为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继续深造提供了机会,并且也有助于民族团结以及改善民族地区落后的情况。我国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专业从一片空白到蓬勃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也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培养了许多合格的人才,课程设置情况也从最初的不规范到现在的成绩,也进行了多次的改革,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变化发展,当前的课程设置还是存在许多不适合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地方。本文以陕西师范大学少数民族预科本科教育为个案研究,探讨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法与访谈法,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是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历程。在这章中主要是介绍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历史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现状。第三部分为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课程设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这章中通过分析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及一些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学校的课程设置现状,指出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当前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方面比较重视显性课程的作用,而忽略了隐性课程的影响；对于心理教育课程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相应的少数民族风俗理论课程；课程设置过于统一,缺乏弹性；课程过于重视补习。在第四部分中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本人的一些建议。当前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对培养目标的定位不够明确以及受长久以来传统的预科培养模式的影响。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重视并发挥隐性课程的积极作用；优化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将学年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第五部分是结语。总之要解决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的这些问题必须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正确理解和定位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将学年制与学分制结合起来,优化和完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最终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课程设置趋于完善。

陆继锋^[8]（2013）在《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民族院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形式,是中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办学水平事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民族院校办学理念是不同时期办学思路、办学过程与办学特色的高度凝练,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选择结果,是民族院校立足自身发展并彰显特色的顶层设计。研究民族院校办学不仅要追溯历史传统,探寻办学规律,更要认清现实,促进其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实现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故此,本研究从民族院校办学理念变迁切入,以“办学理念源于办学实践又指导办学实践”为逻辑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采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等多种方法,梳理民族院校历史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办学理念,进而得出了民族院校及其理念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内容：首先,历史传统是民族院校发展的根基,它孕育了民族院校办学理念；变革是民族院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提升着民族院校办学理念。民族院校需要在“变”与“不变”之间做出抉择,既不能抛弃历史与传统,也不能固步自封,亦步亦趋。其次,特殊性是民族院校的天然属性。在发展历程中,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源于特殊并促进特殊；特殊性决定了民族院校特色,特色理念是民族院校的“特殊”资本,是其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民族院校固要守住特色,却不能把特殊作为发展的资本。民族院校需要在“特”与“不特”做出权衡,不能失其“特”,亦不能舍其“不特”,而需要进一步利用“不特”来支持“特”的发展。第三,民族院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既有自身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之“利”,也有影响发展之“不利”。民族院校需要不断提升理念,化“不利”为“利”,以促进民族院校持续健康发展。就其研究意义而言,本文能为建设高水平民族院校提供借鉴和参考,最终为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文化,服务我国民族工作和教育工作乃至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同时,本研究对于拓宽当代大学办学理念研究领域,丰富民族高等教育理论亦有一定的贡献。

孙雪梅^[9]（2013）在《对数学教学中自主互助式学习的几点思考》文中提出探讨自主互助式学习的模式,指出自主互助式学习的实质是通过自主互助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培养良好的合作品质和学习习惯。教师要成为学生自主互助式学习的指导者,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应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

王晓^[10]（2012）在《台湾师范教育转型研究 ——以《师资培育法》的颁布为界点》文中指出1990年代,在全球化和高科技化迅猛发展的冲击下,台湾社会日益由封闭、静态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多元、动态的工商业社会转变。教育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观念也随之而来,威权式教育体制和一元化教育思想受到了严重考验。在此基础上,《师资培育法》于1994年颁布实施,以此为界点,台湾师范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本文就这一时期台湾师范教育（1994年—2010年）为研究对象,运用“转型”这一动态视角进行切入,在深入探讨师范教育转型背景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台湾师范教育体制的前后变革与师资培育机构的因应转型,并以此为基础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策略性建议,作为大陆师范教育改革之镜鉴。

二、语文教改:我的二十二条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语文教改:我的二十二条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论文提纲范文）

（2）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汉字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黑土地上的“杜郎口”——鸡西市田家炳中学教改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7）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研究 ——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台湾师范教育转型研究 ——以《师资培育法》的颁布为界点（论文提纲范文）

四、语文教改:我的二十二条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D]. 王金娜.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2]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为例[D]. 王荐.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3]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D]. 陈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1)
• [4]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D]. 蒋洁蕾.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2)
• [5]中国汉字规划研究[D]. 许念一. 武汉大学, 2015(03)
• [6]黑土地上的“杜郎口”——鸡西市田家炳中学教改纪实[J]. 魏永生,田洪伟,杨德淬. 黑龙江教育(中学), 2013(Z2)
• [7]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研究 ——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D]. 哈丽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5)
• [8]中国民族院校办学理念的变迁研究[D]. 陆继锋.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1)
• [9]对数学教学中自主互助式学习的几点思考[J]. 孙雪梅. 中国校外教育, 2013(11)
• [10]台湾师范教育转型研究 ——以《师资培育法》的颁布为界点[D]. 王晓.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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