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作为理论和阅读之间的中介

一、批评:作为理论与阅读的中介（论文文献综述）

周小仪^[1]（2022）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中研究表明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不仅在叙事学领域具有创新意义,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双重叙事结构中的"隐性进程"作为中介,有效地连接了文本和社会,成为文学与现实这个二元对立之间至关重要的第三项。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当代社会学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与阿多诺和詹姆逊关于形式即社会性的理论相得益彰。同时,这种三元阐释模式也具有令人瞩目的批评实践价值。

杨赫^[2]（2021）在《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爆发式增长的用户基数、游戏理念的不断进步和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逐渐剥去包裹在电子竞技外部饱含隐秘和禁忌色彩的坚硬外壳,使之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数字竞技项目。而作为风靡世界的文化符号,电子竞技同样引发媒介的高度关注,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网络媒体传播中的“新势力”。现阶段,“电竞热”仍然在持续升温,但表面的浮华却难掩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困境,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利益相关主体需求的日益增长,初期依靠资本植入的粗犷式发展已经开始后继乏力,客观上出现了传媒实践先于理论指导、平台发展与价值定位模糊不清、评价模式不够完善等问题,而其症结则在于学界和业界对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理论建构、影响因素和评价体系的认知与实践不足。现阶段,电子竞技和网络媒体传播分别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不断突显的竞争意识、时间性和效率思想,以及人们普遍对于身份流动、自由连通和共享叙事的渴望,两者不断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统摄性娱乐装置。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盈余时代的到来和技术赋能的不断提升,用户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游戏表象进一步突显,趣味性、个性释放、自我选择与控制的外显表征也更加具体;另一方面,随着平台资本主义下隐性剥削机制的逐步建立,数字产消者逐渐取代“受众商品”,主导着网络传播中的商业化思维和价值攫取。换言之,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新秩序。本文以传播游戏理论、游戏批评理论体系和框架理论为指导,以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理论建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扎根理论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实地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阐释网络媒体传播效果的发生机制与内涵结构,分析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梳理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问题,构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并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证评估,最终提出具有指导性、层次性的优化策略。力求能够在传播学视域下,完善电竞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强化其服务大众的功能,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研究认为:（1）在传统框架理论视角下,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源自于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之间的相互博弈。首先,在框架的背后存在网络媒体商业化趋势、电子竞技的青年亚文化特征两大“隐形推手”;其次,博弈的维度是以具身体验为基础的“认同”和因数字劳动所引发的“消费”;最后,博弈的结果则表现为经由具身体验产生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和身份认同,以及在数字劳动中形成符号消费、权力消费和空间消费,并且它们分别具有形塑网络商业思维、建构网络文化关系的功能。由此可见,在网络媒体商业化、平台化,受众数字化、用户化的环境中,“体验”与“劳动”之间的相互置换成为用户的身体感知与价值生产的源动力,结合现实语境分析,两者又分别指向了游戏的经验性和资本化,并且推动了以文本变革为核心的网络电子竞技传播游戏化进程。（2）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本质上是因信息流动引起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综合影响。通过考察电子竞技网络媒体传播的游戏范式,并且询唤出用户作为玩家的主体性,从而赋予了其传播效果更为明确的指向性,即文本呈现、主观体验和价值生产3个维度:首先,从游戏表象的视角分析,作为具备生产复数化故事的超叙事系统,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兼具控制与规则等核心游戏元素,并且整合了游戏文本设计理念,故参照游戏批评的第一向度,将文本呈现效果（用户对于文本的感知与理解）解构为叙事叙述效果、机制创设效果、审美匹配效果和技术应用效果;其次,“双环境化”造成用户角色与行为双重性,此时符号的功能只存在于游戏之内,但是符号的感知与识别却来源于现实经验,所以用户通常在功利性或抵抗性的活动中不断寻求自我价值,故主观体验效果具体表现为情感沉浸、交互体验和自我实现;最后,用户作为游戏玩工所进行的劳动,兼具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的双重属性,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依靠数字秩序,赋予并改造了用户新的身份政治和身体关系,客观上形成了以“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为核心的价值链,并且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在上述价值链中,前两个部分可以被概括为是劳动成果,后两个部分则分别对应价值转化效果与经验塑造效果。（3）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法,经由三级编码,得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包括用户差异、环境条件、平台建设、盈利能力、责任意识和创新实践6个主范畴与其下属的24个子范畴。将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其盈利能力属于目标导向性因素,责任意识属于环境制约性因素,创新实践属于竞争动力性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而用户差异、环境条件和平台建设则是形成上述三个主范畴的前提条件,故能够通过对于三者的作用,进而影响网络媒体电子竞技的传播效果。通过理论对话发现,本文的影响因素模型在内涵与关系层面,能够展现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要素与特征,并且具备了解释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游戏范式的能力,客观上同第三章的理论基础形成呼应。与此同时,该模型也符合“O-S-O-R”研究模式中两次对于受众差异（两个“O”）的认知,并且与游戏化设计模型中,以“感知-意图-行为”为主线的用户体验路径关联度较高。本文以该影响因素模型为问题分析框架,从商业创收、责任履行和创新扩散三个层面,分别对现阶段网络媒体电子竞技的传媒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资本植入过度、内容良莠不齐、专业性仍需强化、文化定位尚需明确、用户媒介素养和电竞形象构建有待提升等问题,进而围绕刺激用户生产、塑造文化氛围、注重文本互动三个维度,总结得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趋势特征。（4）基于文本呈现、主观体验和价值生产的传播效果内涵结构,经由理论推导、文献分析和走访调查初拟评价体系,进而采用德尔菲法和加权平均法,通过两轮专家咨询完成评价指标的筛选,并且对每一项指标进行赋权,最终构建起由3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29项三级指标组成的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以游戏化传播为基础,从网络媒体的视角出发,深入考察用户参与电竞传播过程中的感知、体验与行为趋势,从而实现对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衡量与评判。本文利用该评价体系,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T体育媒体英雄联盟S10传播效果和H直播平台2020CF全明星赛传播效果进行评价,得出的结果分别为3.5295（较好水平）和3.0238（一般水平）。进而通过对于评价结果纵向的相互比较,以及横向的综合比较,认为其基本符合现实情况,说明该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在机制、审美、价值生产和负面效果等评价维度仍然需要改进。进一步分析,将该评价体系同业界的工作总结与观赛报告进行比较,发现其与现阶段网络媒体的电竞传播实践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并且其所包含的用户主观评价,能够有效弥补业界算法程序评价的不足,但在过程评价、趋势预判和市场衡量等方面的精确度与适配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5）总体而言,网络媒体应以中国“政府+产业”的电竞产业模式转型为契机,促进本土电竞文化由资本催化向文化自生转变,并且参考游戏化传播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电竞传播过程中的游戏化叙事、游戏化体验和游戏化规制;具体而言,网络媒体应不断提升文本的完整度和新颖性,进一步强化复合现实的情景体验,加快平台化转型发展的速度,保证用户认知的正向性、情感输出的积极性和生产的时间与效率;从长期发展的视角分析,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优化并非仅仅需要媒体平台自身的努力,而是要依靠政策的支持与政府的调控,紧密结合中国电竞产业链中的各个主体,引导优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以规范化管理促进用户媒介素养的提升。

周璇^[3]（2021）在《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文中研究说明文学商品消费与文学审美接受是文学消费活动的两个纠缠不已的历史属性。不同的文学生产、媒介技术与文化语境条件下,这两个历史属性呈现为不同状态,并构成不同的属性关系。在这种属性状况与属性关系的历史作用下,文学消费以其对广义的文学生产活动的参与不断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历史状况。而从文学媒介演化、文化语境变迁的历史条件角度探索这两个属性状况及属性关系状况,是文学理论有待展开的论题。文学消费奠基于文学生产活动,并基于文学生产活动的生产一般性与艺术特殊性辩证统一而获得了文学商品消费与审美接受辩证统一的二重性。文学消费二重性也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创造”观念批判和布尔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视域中。文学消费二重性也受到文学媒介的建构,并随着文学媒介演进而呈现出历史转化的文化实践面貌。因此,文学消费问题需要从历史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视角展开探讨。现代文学消费现象是在15世纪印刷媒介普及、文化进入现代阶段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19世纪,随着文学生产的繁荣、印刷媒介的加速发展,在相对自主化的文学场域的建构中呈现出了文学商品消费与文学审美接受辩证统一的二重性面貌。20世纪,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出的具有媒介化特征的面向大众文化需求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由于大众文化在其媒介化特征中显示出了朝着符合人性化媒介趋势的媒介融合方向发展的特征,因此,大众文化又可以表述为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全面展开的阶段,它所依赖的电子媒介挤压了印刷媒介的生存空间,并强化了文学消费中的商品消费要素及其经济秩序,导致文学消费呈现出了二重性的对立态势。商品消费要素受到强化的文学消费于是作为一个问题被凸显了出来,并由此进入了理论研究视野。新世纪,数字媒介的普及与由其驱动的媒介融合进程的开启,将大众文化推进到了媒介融合阶段。在这一阶段,新出现的数字化亚文学消费与传统的印刷媒介文学消费构成了文学消费的新旧两种形态。新的数字化亚文学消费因其文学产品形态中物质载体的消失而呈现出了二重性融合的态势。传统印刷文学消费则继承并延续了之前大众文化电子媒介阶段的二重性对立态势。新世纪的文学消费活动由此呈现出了二重性融合态势及其对立态势并存的二重分化状况,并以此向文学消费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文学消费的二重分化状况影响着大众文化媒介融合阶段的文学发展:两种文学消费形态的分化使文学场域转化为由数字化文学亚场域与印刷文学场域构成的复合性结构;媒介融合进程中文学消费的泛媒介化趋势推动了文学生产的产业化变迁;数字化文学亚场域中文学消费二重性融合导致了前印刷媒介阶段的文学交往功能的数字化复兴。同时,印刷文学场域与数字化场域中的两种文学消费活动形态也在发展中显示出了大众文化趣味的感性趣味强化与日常趣味趋同化的问题。由于前者是90年代大众文化电子媒介阶段文化消费二重性对立态势延续的结果,后者是新世纪大众文化媒介融合阶段文学消费二重性融合态势的产物,因此,这些媒介融合阶段的大众文化趣味问题所带来的非理性、“媚俗”等文学消费道德问题,就在贯穿始终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新世纪叠加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强化下,显示为90年代以来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中的文学消费中的道德取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立足于历史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在文学消费的大众文化历史转化与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现实语境中去建构文学消费的新理性与新感性。

王晓兵^[4]（202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文中认为观念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持续强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和不断发展密切相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古代人是通过与生活接触形成观念,而近代人则是以观念为中介来感知生活。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中,观念介入和影响社会生活的机制转化之表征。观念在理解生活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影响愈发深巨,在某些激进学者那里“景观”和“符号”甚至被视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根本性和决定性地位的影响要素。当观念成为理解社会生活的中介后,脱离具体生存实践的抽象外在反思式的观念就有了反过来影响甚至支配具体生活的可能,成为必须加以警惕的风险。要破解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导致的观念脱离具体生活,干扰具体生活的自发进展,甚至阻挠社会生活发展向好的问题,就需要形成对社会生活以及生存实践的精准理论把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式介入具体社会现实,避免抽象观念的空转,在具体社会现象和人的历史性生存实践境遇中对现实加以理论把握。在对社会现象之丰富性及其内容逻辑形成理论上的精准把握基础上,形成理论上的主体自觉,进而构造起基于理论化社会现实的有着明确理论自觉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自由主义理论领航为主的西方思想目前正遭遇一系列解释困境并滋生出一系列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正是建基于对自由主义造成的困境和危机的破解。这有其科学性,以及逻辑和历史的双重必然性。首先,在马克思的理论努力中就包含着对当时以古典自由主义为领航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的理论把握和深刻剖析。破解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题中应有之意。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引领下,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百年奋斗一再证明:中国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应该、必须也能够担负起引领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今日的成就,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实现的。如今,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一些国家利用各种抽象的外在反思式的观念,借由观念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扮演的理解和评价具体生活的中介功能,对他国施以愈发频繁的干扰,破坏其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和经济持续发展。此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进行有效前提批判,对其前提中隐蔽的价值倾向和理论强制加以拒斥,为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主体自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我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如何可能”来展开论证。即:事实上已经在发挥领航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进展到自为-自觉状态的理论领航,以及这一进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什么之上。要面对抽象外在反思式的观念的侵蚀,首先就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加以精准的理论把握,拒斥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对社会现象的任意套用和随便剪裁,真正在理论层面把握社会现实的无限丰富性和运动逻辑。因此理论领航的起点,即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实现的理论对现实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以对实践基础上的主体自我意识之结构分析为落脚点,以清晰的主体自我意识结构为思想操作平台,展开对各类“针对诸现实问题的理论”的前提要素和结构的清理和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实现方式。通过将观念场域中的诸理论之前提中隐蔽的价值倾向和理论假设加以敞露,最终实现自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前提自觉,以富有内容的前提批判的方式,不断升级作为时代精华和文明灵魂的思维方式,拒斥因抽象外部反思造成的理论前提层面的对思想的隐蔽束缚和价值支配,构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推动其不断发展,持续提供贴合中国发展实际,有着充分主体自觉和明确价值承诺的理论贡献。

刘攀^[5]（2021）在《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新员工是组织成长和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确保他们尽可能快地适应组织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起初,组织社会化研究主要从组织层面来探索促进新员工适应组织的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员工的主动行为逐渐受到了重视。然而,学者们主要关注新员工主动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而忽视了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新员工如何寻求信息或反馈以促进社会化,鲜有学者注意到新员工也会主动向组织成员提供信息或建议。基于此,本研究将通过对新员工建言行为与组织社会化作用关系的探讨以揭示新员工主动行为对组织社会化存在的双重影响,从而填补现有组织社会化研究的空缺,并为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人际吸引理论和社会说服理论,以“新员工建言行为→领导感知→领导支持→组织社会化”为思路,构建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提出了十三个研究假设。基于研究需要和目标,本研究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遵循科学客观的原则设计了初始问卷。通过征求专家意见、员工访谈、小样本预测试及小组讨论,本研究从表达方式、内容上完善了初始问卷,以此作为正式调研所用。本研究从中国两家大型企业收集了研究数据,并最终获取了291份有效样本数据。本研究先对数据的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接着采用层次回归分析、优势分析法及自助抽样法检验了变量间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抑制性建言,新员工促进性建言对领导能力感知的作用更为显着;相反,相较于促进性建言,新员工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意愿感知的作用更为显着。新员工促进性建言通过领导能力感知对领导支持有着显着的正向作用,新员工抑制性建言通过领导意愿感知对领导支持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领导支持与角色明晰、任务掌握及社会适应均有着显着的正向关系。建言建设性显着调节了新员工建言行为与领导感知之间的关系,即建言建设性水平越高,新员工促进性建言对领导能力感知的正向作用越大,而新员工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意愿感知的负向作用越小。此外,建言建设性显着调节了新员工抑制性建言与领导支持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建言建设性水平越高,新员工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支持的间接负向作用越小。基于实证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新员工的主动行为对组织社会化有着双重影响。新员工主动建言行为会影响领导对其能力或意愿的评估,进而影响到领导对新员工的支持行为,并最终影响到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促进性建言表明新员工具有帮助领导实现目标或完成任务的能力,因而领导更愿意与新员工进行互动,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促进其顺利地完成社会化。与之相反,抑制性建言容易引起领导对新员工意愿或忠诚的质疑,导致领导对新员工的支持或帮助会比较少,从而不利于新员工社会化的完成。（2）新员工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对领导感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促进性建言表明新员工具有明显的促进定向,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还能够激发团队的积极情绪。相比之下,新员工抑制性建言无法准确描述潜在的问题或风险而会被领导认为新员工只是在表现自己。因此,促进性建言比抑制性建言更能引起领导对新员工能力的感知。另一方面,新员工抑制性建言是对领导所认为合理行为的质疑,是对领导日常事务的批评。这种行为通常会引发领导的消极情绪,使得领导认为新员工缺少帮助自己实现目标的意愿;而新员工促进性建言与组织或领导的目标相契合,所以不会引起领导的强烈反应。因此,抑制性建言比促进性建言更能引起领导对新员工潜在意愿的感知。（3）高建设性的建言行为更容易被接受,即便是对领导工作的批评（抑制性建言）。如果新员工提出的促进性建议是有据可依、描述准确的,领导会认为这些建议更有可能成功实施,进而增加了对新员工能力的肯定。同样地,如果新员工能从专业角度准确地识别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而不只是为了批判问题,那么领导也将更容易接受抑制性建言。因此,建言建设性有助于提高领导对新员工建言行为的积极评价。（4）领导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在工作中,领导是新员工获得信息、指导和反馈的重要来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领导支持能为新员工提供情感支持,使其获得心理安全感和归属感,敢于表现自我。同时,领导支持能为新员工提供信息资源和工作反馈,使其能更有效地完成组织任务和目标。因此,领导支持有助于新员工明确角色、掌握工作技能以及融入组织。本研究具有以下创新点:（1）本研究指出了新员工主动行为对组织社会化存在的双重影响。现有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新员工主动行为带来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主动行为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本研究对于新员工建言行为的负面影响的探索弥补了当前研究领域对新员工主动行为的认识不足。同时,本研究也为新员工主动行为与组织社会化关系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日后深入开展新员工主动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本研究揭示了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深化了对两者关系的理论认识。基于人际吸引理论,本研究以领导能力/意愿感知和领导支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机制。此外,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作用机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作用机制的构建与验证揭开了新员工建言行为作用于组织社会化的研究“黑箱”,深化了对新员工主动行为与组织社会化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3）本研究从人际吸引的理论角度拓展了领导对建言反应的研究。现有关于建言行为与领导反应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不同的观点。本研究基于人际吸引理论从个体知觉的角度探讨了领导对不同类型的新员工建言行为的认知反应,丰富了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的差异化研究,同时为探索建言行为与领导反应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4）本研究从建言质量的角度探讨了新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因素,丰富了建言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建言频率、建言方式对领导反应的影响,而忽视了建言质量这一因素。因此,本研究引入建言建设性这一变量探索了新员工建言行为影响的边界效应,弥补了建言质量与建言效应作用关系研究的不足,深化了对建言行为作用效果的理解,丰富了建言行为权变因素的相关研究。

张鹏^[6]（2021）在《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后半叶视觉研究作为西方现代性启蒙的一部分,是否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还未得到充分阐释。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视觉文化读本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出现,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工作已然成为研究的焦点。在此思潮下,视觉文化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跨学科性的研究方法论,更是重新获得了其特有的独立和自治身份。但现有的这些视觉文化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构筑成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体系,它们彼此孤立于自身的视觉研究领域,只通过强行打开的一个文化研究的范围,或是与某些跨学科性的知识专业的综合体建立少量的联系。本文意在通过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为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提供系统性的认知视角,有助于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文化现象作出一种价值判断论的导向。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解读杰伊的视觉政体研究方法,可以发现西方哲学话语中隐藏着一条关于视觉性隐喻的正反叙事,作者成功地将视觉文化研究重新纳入到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传统之中。第二部分分析了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并对该理论展开批判,即指出其为一种虚假生命的形象科学。第三部分分析了克拉里的视觉技术考古学,指出克拉里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对观察者身体注意力问题的操控,忽视了视觉现代性中本雅明关于辩证意象的启蒙路线。第四部分分析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指出了他作为一种景观的否定性力量,为视觉文化理论提供了阐释的路径;而德波在景观社会语境下提出的总体都市主义计划,也将研究目光转向了作为视觉民族志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本文对四种视觉文化理论固有的现代性方案进行并置且提出批判,同时着重引出德波的“景观社会”概念,即这位逐渐被视觉文化研究者所淡忘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的学者,使其重新返回到西方视觉现代性可行性方案的谱系之中,将视觉现代性谱系的目光转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来。

田义^[7]（2021）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定以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作为题目,主要考察电子媒介对文学生态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绝非任何程度的“外部冲击”可以形容,而是深入到文学生态的内部,真正意义上参与了文学生态的变革。展开来说,主要关注从口头媒介、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变革的过程中文学生态出现的新局面、新现象和新动态,继而深入挖掘隐匿于这些影响背后的深层机理,思考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以应对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局面。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不拘囿于以电子媒介作为母体直接催生出来的新文学形态,或者与电子媒介有着间接关联的新文学现象,而是以宏观视野考察整个文学生态的变化。对此,本文依托文艺学、媒介学、传播学、符号学、文化学、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多种领域的知识,拟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研究:在绪论中,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时代”及“文学生态”概念进行界定,阐明选题的缘由除了现实依据外,J·希利斯·米勒教授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也是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探究选题的背景,即媒介何以可能影响文学生态,对于这一问题,是从媒介的三个主要性质出发——媒介是一种文化偏执、媒介即生产力、媒介带有启蒙性和专制性来探究的;第三部分概括选题研究现状,并且从“量”和“质”的角度分别总结得失之处;第四部分阐明研究理路,阐释论文架构,以及论述创新点。第一章——电子媒介下的文学生产。在本章起始阶段,论述文学生态的关键词由“文学生产”取代“文学创作”的合理性,以及交代考察文学生产而非文学创作的原因。继而,选取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分别是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建构、文学生产主体的后现代性,以及文学生产客体的媒介化变迁。它们不仅是文学生产活动的结构性成分,而且较为典型地彰显电子媒介之于文学生产的复杂影响。在对当代文学生产方式建构的研究中,主要考察媒介对文学生产方式建构作用的理论依凭,从理论溯源的层面,结合当下的创作实情,分析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在对文学生产主体后现代性的探讨中,一方面,通过对比印刷媒介确立的自律主体,综合后现代文化语境,从而确立电子媒介下的文学生产主体的非自律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哲学溯源层面,探寻审美转型的发生及其缘由。在对文学生产客体变迁的讨论中,探析文学生产客体从自然、世界到新闻事件的媒介化转变,厘清变迁的原因。第二章——电子媒介与文学文本。本章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电子媒介对文学文本的影响上来,在本章伊始,对“文本”、“电子文本”概念做出了界定。然后,选择了电子文本的主要存在方式、电子文本叙事的后现代转型和电子文本诗性语言的危机三个问题展开讨论。电子文本的主要存在方式包括超文本、网络文学和超链接,它们不仅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电脑网络与现代文艺交融的产物,而且还直观地反映出文学的电子化和技术的审美化是如何参与到电子诗性的营构中。电子文本叙事的后现代转型具体表现为叙事载体由原子转向“比特”,叙事体制从主客对立转向“主体间性”,叙事立场由精英化转向民间化。电子文本的叙事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现出非理性、非主体性和反抗性的特征。在电子文本诗性语言的危机中,深入探究由电子媒介驱动的图像文化和复制技术对诗性语言造成危机的深层机理。第三章—一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传播。在本章伊始,论述把文学传播开辟为独立专题的必要性,阐明文学传播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双重性质。而后,重点考察两个问题:文学传播的技术化变革与注意力商品化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在对第一个问题的探究中,论证媒介技术会对文学传播发生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电子媒介在时空结构、实时能动方面带给文学传播的变化。在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探析注意力的商品化对文学传播产生的影响:首先,探寻注意力商品化的深层机理,涉及到注意力自身的文化性质,对信息生产的决定性地位,以及注意力商品化形成的原因;其次,探究注意力商品化对传统文学传播等级制度的颠覆,以及对新的等级秩序的重构;最后,探讨注意力商品化对文学传播价值取向转型的影响。第四章——电子媒介视阈下的文学接受。对文学接受活动的考察,主要划分为四个小节,分别是文学接受的概念、意义与特征,当代文学接受方式的多元化,网络文学欣赏论与网络文学批评论。在第一节中,对“文学接受”概念进行界定,概括文学接受活动的意义,以及罗列文学接受活动的特征。在第二节中,论述在主导传媒的变革下,读“屏”、听书与文学IP产业链驱动下的多样化接受构成了当代文学全新的接受方式,全新的接受方式刷新了公众的思维方式、体验形式与认知模式。在第三节中,考察作为当代文学接受活动之一的网络文学欣赏论,从实时欣赏与自由欣赏两方面谈及两者带来的全新的欣赏心理和阅读情境。在第四节中,探析作为当代文学接受活动之二的网络文学批评论,从网络文学批评的发轫谈起,指出当前阶段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继而通过对比大众批评、传媒批评和学院派批评的优势与劣势,探讨网络文学批评标准的制定。第五章——电子媒介语境中的文学消费。对文学消费活动的考察,其缘由不仅在于文学消费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消费凸显了当下的时代语境,它的背后凝结了消费社会、媒介变革、解构思潮和后现代文化等多种力量。本章主要包括三节:文学消费的发生、特征及其原因,文学消费主体的救赎与沉沦,电子媒介建构下的文学消费客体。第一节是从文学消费的发生谈起的,阐明文学消费的非理性特征与时尚化特征,继而探究文学消费发生的深层原因。第二节主要考察媒介变革对文学消费主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救赎与沉沦,即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主体之死”。第三节探究电子媒介对文学消费客体的建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空间增殖、矛盾的调节与加剧。在结语中,从学理层面证明本文以媒介视域审视文学生态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概括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态革命性变化的具体表现,包括涌现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生态景观,文学生态的变革负载了技术理性价值,强调与过去的断裂、对传统的颠覆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同时,也总结了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暴露出的问题,并且指出在电子媒介时代,创作主体应该坚守对自由的追求和高雅的文学观念,避免耽溺于电子媒介散发的声色犬马,尽力摆脱消费文化带来的纸醉金迷,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文学经典。

徐嘉弈^[8]（2021）在《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藏书家的书籍收藏阅读与书籍社交网络研究 ——以祁彪佳为例》文中提出本研究采用书籍史及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以明清之际江南藏书家代表人物祁彪佳为切入点,以《祁彪佳日记》为主要文本依托,对祁彪佳的书籍收藏、阅读情况及其书籍社交网络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深入探讨祁彪佳书籍的收藏阅读的整体风貌,以及书籍对其人生选择产生的深刻影响。目前学界对祁彪佳的个案研究已从不同角度展开,但少有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角度对其书籍收藏阅读及社交情况进行独立、深入地解读,本研究正是在此方面开展讨论,以拓宽研究视野,在图书馆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对话方面作出尝试。首先,勾勒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商业发达、新思想兴起的社会风貌,及书籍行业的繁荣景象,分析了祁彪佳所在的祁氏家族的藏书家风,并认为这些因素都为祁彪佳发展藏书事业、开展书籍社交奠定了基础。同时,祁彪佳也为家族藏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通过对《祁彪佳日记》中所记载的崇祯四年（1631）至弘光元年（1645）间祁彪佳的书籍收藏、阅读涉及的书目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发现祁彪佳在书籍阅读方面呈现“偏重经史,雅爱文艺”及“深研心学,博采释道”的特征。再次,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考察祁彪佳的书籍社交网络。宏观方面主要探究祁彪佳书籍社交网络的总体特征。采用“数字人文”的思想方法,对《祁彪佳日记》中所记载的祁彪佳与他人开展的书籍社交行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Gephi进行分析,得到祁彪佳的书籍社交网络呈现“弱连带”特征、“层次性”特征及“小团体”现象的结论。微观方面主要从参与祁彪佳书籍社交网络中的“人物”、“方式”两个维度考察,对其书籍社交网络中的人物身份和社交方式进行了分类剖析。最后,对祁彪佳的书籍收藏阅读及书籍社交行为开展文化阐释。第一,经由祁彪佳个人选择的多样化阅读内容反映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文化、社会思潮的混杂局面。第二,祁彪佳的书籍收藏阅读与社交行为反映了书籍的“物质性”被重新发现并获得重视的现象。第三,祁彪佳的书籍社交网络为扩展祁彪佳的人际圈提供了机会,形成一个以祁彪佳为核心的“文化-社交圈”,祁彪佳本人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则在书籍社交中产生转化并不断巩固。

高慧芳^[9]（2021）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世界知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过“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媒介思想。这些思想警句先后被归纳为“老三论”、“新十论”,甚至还被提炼为“三十八条”。然而,这种归纳式理解无法对麦克卢汉思想做出清晰的界定。再加上,由于麦克卢汉本人不注重理论系统的建构,这使得他的思想只能以一种松散的结构而存在。对此,有学者提出,麦克卢汉思想早己超出常见的学科分类,而是由多学科综合而成的思想场域。通过仔细甄别,学者们从这种场域中发现了近二十种思想。其中既有震人发聩的洞见,又有众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种独特的思想场域不仅极易造成他人的理解障碍,也容易给人留下“技术决定论”的刻板印象。然而,随着国际学者们不断挖掘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麦克卢汉思想才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技术人文主义。若要追本溯源,这种理解方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麦克卢汉的第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有学者强调剑桥批评传统对麦克卢汉思想的重要性。然后,在90年代的第二次研究热潮中,有学者通过分析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文化批评。直至,在本世纪的第三次研究热潮中,“三学科”（语法、辩证法、修辞术）与剑桥批评传统、现代主义文学共同构成一种用来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诗学基础,并从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相较于其他理解方式仅抓住麦克卢汉思想的一鳞半爪,这种新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通过观察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来发现思想场域的整体特征。近年来,这种新方式不仅清晰地揭示出麦克卢汉思想场域的延伸方式,还从中发现了一种原创性诗学。相较于国际学界,尽管国内学界已经形成“媒介麦克卢汉”和“美学麦克卢汉”两种理解方式,但由于两种方式之间的理论对话不足,所以未能有效地实现思想的整合。为了解决这种理论困境,国内学术界需要通过一种新方式,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再加上,随着当下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不断造成媒介文化的崛起,促使“读图时代”的到来。那么,文学将会如何存在于媒介文化之中?这一问题是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不仅是麦克卢汉思想从文学批评拓展到文化批评的主要原因,还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场域之中,成为一种关键性构成要素。为了更深入地挖掘麦克卢汉思想遗产,以便推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本文选择以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并试图从媒介诗学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因此,文中首先剖析媒介诗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结构,而后立足于该诗学的整体特征,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鉴于麦克卢汉媒介诗学跨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媒介生态研究三个领域,本文通过以下五章内容来进行相关阐释。第一章致力于梳理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并交代发展中的三次转向。而后,从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以便揭示出媒介诗学的三个主要面向。最后,第五章通过综合媒介诗学的整体特征和比较,进行相关理论反思。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本章回顾麦克卢汉的学术道路。他两次求学于剑桥大学英文系,并先后在美国与加拿大从事英文教学,后又进入媒介文化研究。由此,借助生态隐喻,他不仅提出媒介定律,还完成关于媒介的形而上学思考。在研究中,他整合多种学科思想,并通过动态观察西方文化历史,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这种研究始终围绕媒介与艺术的关系,并试图从西方文化历史中发现媒介的效应,以此来理解媒介。然而,在理解过程中,媒介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它不仅包括文学语言与传播媒介,还被用来指代所有人工创造物,从而成为一种“泛媒介”理念。随着“泛媒介”的出现,媒介诗学不但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还从文化批评进入媒介生态研究。第二章剖析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受剑桥批评传统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并形成一种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于一体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这种文学批评以利维斯文化诗学和瑞恰兹实用批评为基础,并将“三学科”的历史视为文学文本的文化背景。它将西方文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传统,再按照“三学科”的内部关系来划分这种文学传统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揭示出,“三学科”的历史不仅催生出语法学家与辩证法家的对立,还孕育出西方文化中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西方现代文化中出现“文化与文明之争”,并造成个体感受力的分离。另一方面,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文学批评通过关于意象的批评,来理解诗歌的审美特征,将诗歌的群体意象命名为“风景”。然后,根据审美效应的差异,这种批评划分出“外部风景”与“内部风景”两种类别,揭示出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诗歌审美特征已经从“外部风景”转向“内部风景”。由此,这种文学批评既完成了对文学历史的分期,又通过诗歌意象的批评,将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合二为一,并以此来实现剑桥批评传统的基本目标。第三章着重探讨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化批评观。出于对文学与文化语境的综合考量,媒介诗学聚焦于语言与传播媒介的同一性,构建出一种基于“泛媒介”的文化批评。随着工业技术的急剧发展,现代传播媒介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催生出大量流行文化,从而导致文学的边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语境,媒介诗学以搁置判断为前提,并通过理解媒介,来观察文化语境的变化。一方面,既然语言与传播媒介都可以实现人类经验的转换,那么二者便可被统称为“泛媒介”。尽管“泛媒介”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可以通过经验转换来延伸人体官能,并共同构成一种“类概念”。由此,媒介诗学便依据这种“类概念”,将各种媒介整合为一种关于“泛媒介”的延伸过程。基于延伸方式和媒介效应的不同,媒介诗学识别出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泛媒介”的效应,媒介诗学不仅将媒介与艺术视为两种并行文本,还将二者整合为一种复合文化文本。首先,这种文本通过媒介与艺术的界面,形成一种马赛克结构。其次,再借助各种界面的对比,这种复合文化文本被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口语文化文本、机械文化文本、电子文化文本。进而,通过对这些文化文本的批评,三种文化文本的审美特征依次被隐喻为“前欧几里德声觉空间”、“欧几里德空间”、“后欧几里德声觉空间”,并由此构建出一种涉及技术、艺术与文化的空间隐喻。最后,通过这种空间隐喻,媒介诗学不仅预测出“地球村”的到来,还以它来隐喻电子文化文本。因此说,媒介诗学形成一种以“泛媒介”和复合文化文本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第四章重点分析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媒介生态研究。借助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将环境与反环视为一种媒介生态,还从二者的生态演变过程中发现媒介定律,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用来研究所有人工创造物的诗学思想。首先,受生态意识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媒介隐喻为环境,将艺术隐喻为反环境。因此,媒介文化便被视为媒介生态。新媒介作为新环境,可以将旧环境转变为反环境;艺术作为反环境,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新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加工为反环境。环境与反环境之间不仅构成一种生态关系,还可以通过生态演变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其次,这种生态演变又被视为“原型”与“陈词”之间的转换过程。新媒介不仅是新环境,还是文化的新陈词;艺术则是关于新环境的旧陈词。二者共同促进文化“原型”的转变。再次,新陈词与旧陈词均源自人类诗性创造,并共同遵循提升、过时、再现、逆转的共时性结构。这种结构被命名为媒介定律,从而将“泛媒介”进一步拓展为所有人工创造物。最后,基于媒介词源学的理解,这种意义上的“泛媒介”又被视为源自人类诗性创造的语词,并以人体为词源,遵循媒介定律的语法规则。由此,各种人工创造物便可以构成一种关于人类诗性创造的“泛文本”,而人类文化历史便成为一种持续的言语。因此说,通过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泛媒介”,还创造出一种关于“泛文本”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侧重于对媒介诗学的比较与理论综合。为了便于从整体上思考媒介诗学,本章通过将它与其它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来对其整体特征进行理论综合。首先,本章依次选取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研究,将之分别与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进行对比。而后,本文提炼出媒介诗学的双重结构。其中不仅区分出它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揭示出马赛克结构与“泛文本”之间的关系。其次,为了阐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不仅分析了环境与反环境的发现过程,还解释了媒介定律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该诗学如何实现诗学观念的拓展。再次,立足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将它界定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诗学思想。这种诗学源自剑桥批评传统,又开创媒介生态研究。基于上述理论定位,本章既肯定了媒介诗学的理论超越与拓展,又指出它备受争议之处。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尚需完善之处。鉴于这种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综合性和拓展性,本文提出六种主要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启发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可以促进媒介文化研究。与此同时,相对于该媒介诗学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依然存在很多尚需完善之处。

李纯^[10]（2021）在《美国媒体对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报道的互文中介性研究》文中认为

二、批评:作为理论与阅读的中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批评:作为理论与阅读的中介（论文提纲范文）

（1）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5）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藏书家的书籍收藏阅读与书籍社交网络研究 ——以祁彪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批评:作为理论与阅读的中介（论文参考文献）

• [1]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J]. 周小仪. 外国文学, 2022(01)
• [2]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D]. 杨赫.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走向媒介融合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消费[D]. 周璇. 辽宁大学, 2021(02)
• [4]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D]. 王晓兵.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研究[D]. 刘攀.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D]. 张鹏.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7]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D]. 田义. 扬州大学, 2021(02)
• [8]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藏书家的书籍收藏阅读与书籍社交网络研究 ——以祁彪佳为例[D]. 徐嘉弈.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9]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D]. 高慧芳. 山东大学, 2021(11)
• [10]美国媒体对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报道的互文中介性研究[D]. 李纯.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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