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湖南煤矿水利工程的悲剧

一、旧中国湖南煤矿水工惨状（论文文献综述）

何绪轩^[1]（2019）在《南桐煤矿研究（1938-1945）》文中研究指明“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攻陷华北、华中,中国北部、东部及中原地区的传统能源工业基地相继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陪都重庆,尤其是在武汉撤退以后,所有重要的学校、工厂、金融机关也都相继西迁汇成洪流,并散步于西南各省。与此同时,沿海工厂的部分重要工业设施溯江而上,相应次第落户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国民政府计划在重庆建设了一套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以备与日持久之战。钢铁是战时工业的基础,如果钢铁、兵工厂开工不足,会严重影响前方战事。而钢铁工业的基础又是铁矿石和煤炭。随着西昌和綦江铁矿的开发,重庆钢铁的矿石有了依托。而煤炭,作为重要的燃料与战略原料,特别是优质炼焦煤则成为战时急需之物。这一形势在华北、华中等各主要产煤地相继为日本所侵占后,更是雪上加霜,加之战前的畸形能源工业格局、战时的前线急需、东部人口大量涌向重庆等因素,一时间,重庆地区对煤炭能源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重庆能源供应出现严重危机。有倍感于能源及原料的缺乏所带来的巨大掣肘,国民政府为解决“燃煤”之急,优先扶植与发展煤矿业势在必行。国民政府从迁都重庆之初,国民政府立即命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开始筹办各类矿产原料生产企业。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经过详细勘测,认为綦江、南川、桐梓交界的南桐煤田距重庆较近,紧靠綦江铁矿,有水路运输之便,又处于群山环抱中,利于战备,决定大规模开采。筚路蓝缕启山林,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汉口共同组建南桐煤矿筹备处,投资1973万元法币开办南桐煤矿,并任命知名矿业家、原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为筹备处主任。是年7月8日,侯率领13名技术人员以及从湖北汉阳、大冶两铁厂拆卸的大批设备,经三峡入川,又经老川湘公路至万盛桃子荡,正式开矿,并采用战时生产局美国顾问克莱的建议,在谷口河建美式蜂房炼焦炉35座。次年,南桐煤矿建成投产,所产煤焦全部供应重庆钢铁厂,作化铁炼钢之用。与此同时,在着名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入股支持下,南川刘泗英、康心之等人集资开办了东林煤矿,下辖利、林、元、亨、国、富6个煤厂,产品主要供应重庆各兵工厂、水泥厂等。不久,竟成、天辅、青年等煤矿也陆续由当地商绅投资开办,产品供应重庆民用。南桐、东林两矿,员工最多时达5000余人,产量保持10万吨左右,在当时属于国内大型矿井之一。为解决煤炭运输问题,国民政府斥巨资修建了綦江铁路,又对綦江、蒲河的航道进行整治。1939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到綦江蒲河大仁闸坝（大场滩）视察。其后,国民党要员陈果夫、翁文灏等人纷纷前来视察南桐煤炭运输情况。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先生更是多次到南桐、东林等煤矿检查工作。至1942年,南桐煤矿已达到年生产原煤12万吨的生产能力。东林煤矿1938年建设之初,属“东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下的一个二级企业,先后集股集资255万元法币,陆续收购和建设了8个小煤矿和洗炼厂,到1948年,年原煤生产能力达到6万吨。据统计,1938年至1945年,南桐、东林两矿共生产原煤78.5万吨、焦炭24万吨,全部用于供应重庆工业和民用,特别是用于钢铁、兵工、电力等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民族的抗战大业,被时人誉为“抗战煤”,“南桐煤焦”的美名也因此蜚声全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家工业重心东移,南桐矿山步入相对缓慢发展的时期,但其曾为民族抗战大业所做出过的巨大贡献,仍然彪炳史册。

施要威^[2]（2017）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民国大学知识分子（1）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在价值观念、理想抱负以及角色行为等方面,都与传统读书人有了根本不同。在外敌入侵、政治混乱、文化落后等诸多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总体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并取得令人称道的教育和学术成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知识分子,他们留下了值得深入挖掘的精神资源。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合体,他们是近代大学教师群体中的优秀人物。西南联大作为一所存续时间只有八年的临时大学,至今仍在不断地被人纪念和书写,其主要原因在于联大人尤其是联大教授的精神品格能够感召后人。通过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考察来理解近代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对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和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借鉴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资源,用“理想类型”来把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然后分析其文化性格生成和展现的影响因素,接下来考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角色行为和实践活动,最后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需要进行身份建构来确立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总体而言,近代大学的兴起为其身份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员构成;现代学术的引进为其身份构建奠定了知识和思想基础;报刊杂志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构建外部权势网络的主要媒介。正是因为凭借这些条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才能在战争环境下坚守其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对史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精英意识、忧患意识、自由求真精神、独立批判精神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先,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身份大打折扣,但其精英意识却越发得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学术价值的体认是其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精英意识的核心表征。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是其爱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其忧患意识在教育和学术活动、公共舆论和诗词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第三,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而言,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在追求自由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扞卫自己的学术自由,而且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在追求真理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自己表现出求真精神,而且使求真精神在学生身上得以传承。第四,在西南联大教授那里,独立和批判有着紧密联系。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学术独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独立于西方,学术独立于政治,个体独立于团体;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批判精神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层面都有所体现。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首先,文化传统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教育理念、救国济世情怀、文化认同等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日军空袭、通货膨胀、政策和政治局势以及云南当地环境等构成复杂的现实环境,对联大教授的文化性格和角色行为构成了严峻考验;第三,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制度、人际关系、学术氛围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理想信念起到了必要的保障作用;最后,学术志趣和个性差异增强了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在严酷环境下的学术定力,也使其文化性格有了多样化的呈现。以上四个层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均等地对联大教授群体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不只表现为抽象的价值理念,它还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首先,在教学活动中,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秉持通才教育理念,以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强大的师资力量开展探究性教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教育成就。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研活动虽然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他们仍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科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第三,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过报刊杂志、集会演讲、联名通告、广播电台等多种途径参与公共舆论表达公共关怀。第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充分运用各自的学术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在促进云南教育发展、支持抗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我们进一步从总体上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并从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自由与责任、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等五对复杂关系与矛盾中理解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

向明亮,薛毅^[3]（2016）在《论近代中国矿业生产中的奴役制劳动》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雇佣劳动逐渐成为中国矿业中主要的生产组织方式,然而,一些地方还残留着野蛮的奴役制劳动。奴役制劳动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工人与矿方不存在契约关系,因此从事奴隶劳动的矿工命运更为悲惨,他们是一群"用生命在劳动"的特殊群体。奴役制劳动的惨无人道以及所造成的问题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中国矿业的前途,历届政府曾采取措施禁绝这一制度,然而效果甚微,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

徐纪进^[4]（2016）在《旧时湖南煤矿水工的生存惨状》文中研究说明旧中国煤矿工人所饱受的苦难,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最严重的,一部古代和近代采煤开发史,就是一部煤矿工人的苦难史。一年来由于工作需要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湖南安全生产的历史资料,最近又见到一些关于湖南煤矿水工悲惨境遇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旧社会煤窑水工的境遇是何等的凄惨!每当翻阅那些资料时,都不禁为之悲叹。湖南的煤炭资源蕴藏十分丰富,但是多数煤矿含水量大,地下水较多。为了顺利采煤,必须做好排水工作。这样每个煤矿就要安排一定数量的排水煤工。旧社会湖南所有的小煤

陈加林^[5]（2013）在《明清以来苏州汪氏家族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本文以苏州汪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苏州汪氏的世系源流，梳理各支派系自明清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而尝试将其与苏州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探讨国家与家族的关系，家族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以及居于国家、地方之间的家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理清这些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汪氏作为徽州第一大姓，自唐代伊始，该家族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禀赋徽人多外出经商的传统，因商而迁徙各地，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则是他们迁徙的重要方向。自明末清初以来，以石塘桥汪氏、吴趋汪氏、钱塘寓苏汪氏、娄门汪氏、山塘汪氏、盘门梅家桥汪氏、东花桥巷汪氏等为代表的汪氏陆续因商由徽迁吴，定居苏州后，其业无所不居，在苏州各行各业中均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苏州商界一大劲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他们纷纷建立宗族组织，修建祠堂，修族谱，设义庄，不惜重金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各支汪氏在科举上也取得巨大成功，实现了“贾与儒”的迭相为用。而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那些汪氏士人，多能书善文者，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吴中四汪”、“盘溪才子”、“娄门二汪”、“翁门六子之首”、“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章门四子之一”等众多名士，也不乏对书法、诗文、书画、碑版、收藏等有深厚研究者，也正是他们这些人提升了汪氏家族整体的文化素养，积淀和形成了“尚文崇儒”的家学传统，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对于一个客居异地的家族来说，要想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获得移居地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受到各方面的社会压力，苏州汪氏面对这些压力，他们一方面利用婚姻圈，积极主动攀附苏州当地着姓望族，以求迅速完成其土着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交游圈，建立交游网络，以保持和提升家族的社会影响。从实际效果来看，苏州汪氏是成功的，各支汪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成为吴门望族。然而，传统社会中家族组织的发展也逃脱不了周期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汪氏家族的打击是无疑的，但家族组织作为传统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适应力，它能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适应性地调整。汪氏在战后不久便成功地重建了宗族组织，在商业上也逐步得到恢复，重现了家族的活力。但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涌入，汪氏这些商人举步维艰，不得不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汪氏虽然遭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打击，但他们并非坐以待毙，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的士绅，积极参与到和太平军的殊死搏斗之中，为清王朝成功扑灭这场灾难起到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肩负了重建战后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为战后恢复民众对地方社会领导权力的认同起到重要作用。在清末的地方自治的浪潮中，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如参与苏州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苏州市民公社、苏州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其他政治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塘寓苏汪氏的汪鸣銮、娄门汪氏的汪凤瀛、汪荣宝、汪东宝等其活动对晚清民初的政局具有深远影响。尽管传统家族组织不断受到外来因子的冲击，但他们仍以其灵活的“应变力”对自身加以改造，不断地纳入现代因素，逐步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实际上，苏州汪氏的这种转变在太平天国战乱后的不久就已经发生，到了清末及民国年间，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汪氏家族组织的近代化趋势更为明显了。一方面表现在：汪氏商人组织由会馆、公所到商会的近代转型，而在抗战前夕又出现了血缘化的回归；其在商业经营方面，与洋商资本缠联，出现买办化趋势，并尝试向新式行业投资，汪氏所从事的传统金融业也向近代银行演变。尽管他们有意识地向近代迈进，但由传统商人而衍变的新兴阶层，因袭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在新旧杂糅的矛盾中艰难地生长，无法摆脱自身所禀赋的局限，而处于尴尬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汪氏家族中的士绅们也实现自身的蜕变，一部分人向新式商人转化，一部分人学习新知成为地方新政办理人，一部分人向报人等自由职业者转化，一部分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而汪氏的这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当中许多都从事教育事业，成为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家族发展的一大亮点，其中突出有汪德章、汪凤瀛、汪家玉、汪懋祖等。正是汪氏家族向教育转向的传统造就了一大批新中国新式教育体制下的院士、工程师、教授及知名学者。

胡文亮^[6]（2012）在《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希（1883-1958）,浙江省吴兴县人。中国近现代着名林业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以梁希和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为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很好地认识中国近现代林业科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了解我国现代林业政策的变迁和未来的发展也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梁希一生经历丰富,从普通技师,到大学教授,再到共和国林业部长。家学渊源、社会环境、留学经历、历史责任,对梁希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他此后终生致力于林业科学研究与林业事业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思想基础,促进中国林业发展成为他终生的目标和追求。梁希先后执教三所大学,从事林业教育工作三十年,编写教材《林产制造化学》和《木材学》。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教育家、林学家、植物学家、林化专家、造林专家。与此同时,梁希自觉承载林业科普之责,他积极宣传国外最新的林化研究成果,蚊式飞机是其中一项,以往研究未曾披露。建国前后,他向公众推广普及森林的多效益作用,大力宣传林业的生态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科学研究先要摸清家底,林业科学考察是林业科学研究的基础。早在民国时期,梁希就组织参加了浙江林业考察,足迹遍及浙江五地区,为后世留下了一份20世纪20年代末期浙江地区社会、治安、民生、农业、林业等诸多内容的考察记录；1948年前后,梁希两次考察台湾,从八个方面提出林业改进建议。新中国建立后,梁希先后赴小陇山和泾河无定河考察。明确了黄河的主要问题在于严重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原因在于滥垦滥伐、围山造田,解决之道理应是植树造林,是大面积退耕还林。另外,梁希还有两次重要的考察,虽未留下文献,但借助现有资料与史料可以还原考察原貌：一次是1949年,梁希对冀西沙荒造林的考察,考察表明,冀西是沙荒造林的成功典型,后来,这一典型成功地推向全国,另一次是1951年,梁希陪同陈云赴海南岛考察橡胶垦殖的可能性,从此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橡胶开发。作为林化专家,梁希建立了中国的林产制造化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的林产化学学科。与此同时,梁希以富国利民为根本点与出发点,展开了一系列林化试验,其中桐油抽提试验数据远胜于美国,樟脑蒸馏试验数据远胜于日本。另外,马尾松采脂试验和伏牛山植物中有关单宁材料的试验,均在梁希任部长后结出硕果；抗战期间,梁希主持的中央大学森林化学室与当时的中央林业试验所合作,共同研究了九个研究项目,目前已知其中的三个项目如重庆木材干馏试验、竹材之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初步试验报告、川西（峨眉、峨边）木材之物理性,皆与抗战有关并发挥了作用。梁希担任部长九年,组建林业机构,奠定林政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五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由林业部主导的全国性的治山治水治黄治沙运动一度声势浩大,效果明显。尤其是在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农民的参与热情很高,新时期党中央批准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就是对当年治山治水治黄治沙运动的高度肯定；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梁希为中国的林业发展主动建言献策,当好参谋,真正地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梁希任部长初期,和林业部同仁共同制定了林业全面规划：“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合理采伐”。作为中国传统林学向现代林学转型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梁希的林学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梁希的森林多效益思想继承的部分居多,这是因为森林多效益思想在中国代代相传,梁希留学日本、德国,又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发达国家的森林多效益思想,在借鉴和综合的基础上,通过宣传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森林多效益思想。梁希耳闻目睹发达国家重视林业、发展林业因而改变面貌的事实,对发达国家大林业思想的精髓有了深切的认识。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大林业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林业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龙头,居于首要地位,通过有计划的大规模治山治水,可逐步解决中国诸多的生态问题,这一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到21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充分意识到林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对大林业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至此,梁希的大林业思想又重回主导地位。历史留下了无数成功者的纪念碑,梁希的纪念碑巍然其间。研究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不仅是缅怀前人,从中汲取教益,更是为了尊重历史,鼓舞后人,为实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奋斗。

温艳^[7]（2012）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北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地区。民国时期,该地区自然灾害呈现出灾情严重,成灾面积广泛；多灾并发；旱灾发生最为频繁且最为严重；同步性与非同步性并存,出现三次高峰；地域分布不平衡,与周边省份相互影响；旱灾、水灾、地震等频次逐渐增高；旱灾和地震形成灾害链等特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是制约西北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灾期人口死亡数量大且集中,灾民大量逃亡,变动频繁。民众身体素质下降,对西北社会经济造成深远影响。灾害对西北民众的心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自我否认、消极等待援助的思想加重,迷信盛行,伦理道德意识削弱。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西北各省粮食减产或者绝收,农民经济损失严重。大量耕地抛荒,粮食价格的高涨和地价暴跌,地权转移频繁,土地与农民的纽带变得松散,农村阶级构成发生变化。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国时期,受自然灾害影响,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城镇经济发展滞后,无力接纳大量灾民,无法承担起扶助农村的责任。城镇居民漠视甚至对灾民采取敌视态度,使得灾期西北地区城镇和农村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在灾害波及下,西北城镇在短时间内出现市场萎缩、经济萧条的局面。个别城镇由于大量灾民的涌入,需求增加,经济出现了暂时的畸形“繁荣”。灾民的大量涌入,也推动了城市市政设施、救助系统的建立和改善,对城市治安也提出严峻挑战。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积极承担起救灾职责,注重救灾的制度化建设。中央和西北五省政府采取粥赈、钱赈、粮赈等传统的赈济措施外,还采取以工代赈措施力求救防结合,并在西北组织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兴修水利,保护水利设施；恢复和发展仓储；建立气候监控体系等,以期从根源上消灭灾害发生的基础。民国政府意识到西北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难能可贵。西北地区严重的灾害,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社会力量广泛动员。国内外团体和个人积极参与西北救灾活动,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的救济成效最为显着。以报刊为代表的舆论媒介积极报道西北地区的灾况,呼吁民众参与救灾,振奋灾民精神,发挥积极作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救灾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特点。在西北救灾中,中央政府出钱,地方政府组织救灾,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政府在西北救灾资金总体投入不足,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良好发挥。西北地区没有形成大灾害联省机制,社会资源没有得到良好配置与应用,监管职能缺失,救灾各个环节存在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西北地区的救灾效果。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政府与民间救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何旭娟^[8]（2010）在《张钫慈善事业研究》文中指出张钫是辛亥革命元老、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时期豫陕地区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慈善家。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曾牵头策划、组织辛亥革命西安起义,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省政府代理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职。他为官一生、身居高位,却又一生行善、热心公益,其慈善活动涉及赈灾、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被河南灾民誉为“老家长”。目前史学界对于张钫的研究还很薄弱,其慈善事业研究更无人涉及。研究张钫的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对张钫在河南、陕西地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弥补慈善史研究的不足,而且对当今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等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资料选择,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记述张钫的家世与生平,介绍他从青少年时代的辗转求学到投身革命、开始军政生涯、宦海沉浮几十载的坎坷人生。第二章分析张钫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主要从传统文化与中西教育的泽润、军政生涯的影响、社会现实的需要等三个方面,梳理了张钫投身慈善事业、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主要原因。第三章阐述张钫的慈善活动经历。一是灾荒救济,具体介绍张钫在1929年河南大旱的救济活动、1942年豫西大旱的救济活动以及1944年黄河决口及河南沦陷后的救济活动；二是慈善教育,包括创办各级学校、发展社会教育、扶持河南大学、资助青年学生等；三是其他公益活动,如建立千唐志斋、收集保护文物、捐资刻印古籍、保护民族文化等。第四章分析张钫的慈善理念、运作方式及特征。分析、归纳了张钫“实业为基”、“官义结合”、“养教并重”的慈善理念,从兴办实业、筹集资金、组建机构等三个方面对张钫的慈善事业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分析,提出张钫的慈善事业具有内容形式多样化、运作机制长效化、力量支持多元化的特征。第五章是对张钫慈善事业的评价。张钫慈善事业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三是促进了豫陕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化。与此同时,张钫的慈善事业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慈善救助理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慈善事业体系不够健全。结语部分论述了张钫的慈善事业对当今慈善事业的现实启示。

张世红^[9]（2005）在《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纵横两条线索对晚清买办和民族实业家徐润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与探讨。 晚清社会风气未开,资金匮乏,工业主权的逐步丧失,人才的奇缺成为徐润面临的四大显着社会背景,它们对实业家徐润的事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澳门开埠以来,徐润家乡香山得风气之先,由单一农业经济向商贸方面发展,人们外出经商贩运,眼界不断开阔,思维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徐润在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由香山走向上海,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徐润家族不仅是买办世家,更是涉外世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徐荣村寄出“湖丝”参展,获得第一名的金奖,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荣誉。徐润（1838-1911年）是中国近代海内外经济交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中国近代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创始人之一 1852—1873年徐润作为洋行买办充当了西方国家经济侵略中国的帮凶,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不断开拓自己的商业业务,经营茶业,热衷于房地产业,开办钱庄等,他不仅学会了商品、市场的知识和运作技巧,而且磨练了他的创业精神和爱国情怀,特别是为发展民族经济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其个人资产已达341万两,这些资本及商业关系在改组轮船招商局和创办矿业和民营工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洋务运动中徐润发挥了中国近代工矿业的先驱的作用。1873年他会办轮船招商局,成为他创办民族工商业的开始。创办保险,将西方经济模式引进中国,徐润是中国保险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和参与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两次签订《齐价合同》,积极开展在航运业和矿业方面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不仅争回了利益,而且争回了利权,体现了近代工商业的先驱者、开拓者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感情。晚年接办景轮衫袜厂,致力于矿业的开发,先后办理香山天华银矿,开平林西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永平金矿等,他为中国的纺织业、工矿业勤勉有加,其精神难能可贵,其开拓与先驱作用有利地促进了近代纺织业和工矿业的发展,他是近代民族经济的马前卒。 徐润交游很广,有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大官僚,有外籍人士。宽松、合作、协调的人际关系成就他的事业,不和谐、不协调的人际关系影响他的事业。然而,人际关系的后面是阶级关系的反映,较典型地反映出民族资本家徐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力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下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 徐润是一个由买办向民族实业家转变的典范,在他的思想和他的事业中闪耀着民族主义者、创业家、创新家的思想与品德;但徐润思想中也存在买办性、封建性、唯利性及后期的颓废性,反映出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这就是徐润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黎仕明^[10]（2004）在《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宁青三省区在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以及当时中国政治中心偏居西北的有利形势等原因，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获得了较大发展，“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历在目：不绝于途的商旅使团，熙来攘往的繁华都市，如有“河西四郡”之称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而唐宋以降，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及自身自然条件日益恶化，甘宁青三省区辉煌不再；与东南地区相比，发展明显滞后了。 近代，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甘宁青三省区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也迈开了早期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随着现代经济（包括现代农牧业、工商业、交通通讯等）的出现与初步发展，20世纪前半期甘宁青三省区城市也相应得到一定的发展：城市职能由过去单一政治军事中心向多种职能转换，城市经济文化功能得到加强。尽管三省区城市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但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城市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农业、工业、交通以及第三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促使甘宁青三省区城市也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职能日趋完善、空间布局渐趋合理。从整体来看，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城市的发展以改革开放为界点表现出前缓慢后迅猛的特征。甘宁青三省区中等城市在此时期得已形成并得到相应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特点；同时又面临着诸如环境恶化、城市增长乏力、技术劳动力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的发展难题。 世纪之交，我们要抓住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甘宁青三省区的发展。我们要通过甘宁青三省区中等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并通过城市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推动甘宁青三省区全面、协调发展。通过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关键词:20世纪甘宁青三省区区域中等城市发展

二、旧中国湖南煤矿水工惨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旧中国湖南煤矿水工惨状（论文提纲范文）

（1）南桐煤矿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论近代中国矿业生产中的奴役制劳动（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以来苏州汪氏家族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6）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张钫慈善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旧中国湖南煤矿水工惨状（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桐煤矿研究（1938-1945）[D]. 何绪轩. 西南大学, 2019(12)
• [2]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施要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 [3]论近代中国矿业生产中的奴役制劳动[J]. 向明亮,薛毅.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5)
• [4]旧时湖南煤矿水工的生存惨状[J]. 徐纪进. 湖南安全与防灾, 2016(02)
• [5]明清以来苏州汪氏家族与社会变迁[D]. 陈加林.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5)
• [6]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D]. 胡文亮.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7]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研究[D]. 温艳. 西北大学, 2012(12)
• [8]张钫慈善事业研究[D]. 何旭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9]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D]. 张世红. 暨南大学, 2005(01)
• [10]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D]. 黎仕明. 四川大学, 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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