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居正的民本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光[1]（2021）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由大向强,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当此之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大战略命题。如何担负好立德树人历史使命,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必须担当作为,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付的重大教育使命。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既是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使然,也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本论文立足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这一前提性、根本性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回溯建国以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探究这一价值取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客观规律。特别是本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构建了现实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为本取向的理论图景和实践方案,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可以为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本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明问题研究缘起、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并在分析国内学术界就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结合对已完成论文的总体把握,分析提炼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本章从解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构成入手,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并对其主客体关系、内容体系、载体和特点进行分析,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内涵要求和功能作用。第二章,“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本章首先从古代的民本思想、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两方面考察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之后重点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后以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的以人为本思想为切入点,阐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理论支撑和合理性解释。第三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本章将建国以来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探索起步（1949—1956）、曲折前进（1957-1965）、遭遇挫折（1966-1976）、恢复调整（1977-1988）、改进深化（1989-2001）和创新发展（2002-现在）六个阶段,通过追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演变探究其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异同与变迁。第四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本章首先解读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以人为本的现实表现和不利影响,进而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必要性,重点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发展的外部动因、内在动力,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地坚持以人为本取向提供具体化的理论指导。第五章,“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本章主要阐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以进一步增强教育实效性的现实路径选择,从确立科学理念、贴近学生生活、满足学生合理需要、融入人文关怀、促进全面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取向的实践方案。
管培茹[2]（2021）在《习近平群众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群众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世界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群众观点。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党的初心和使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贯彻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发展谋略中,把人民利益和需要作为党工作的出发点,形成了匠心独具的习近平群众观。本文主要分为四章对习近平群众观进行了阐述:第一章分三部分论述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思想理论渊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群众观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习近平群众观的思想理论渊源。第二章论述了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客观必然性。习近平群众观是在当今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通过梳理习近平上山下乡的基层工作经历,阐述了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实践基础。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内容:首先探讨习近平群众观的精髓,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次阐述习近平群众观从党的历史使命出发,以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致力于实现人民更美好生活的思想;第三部分论述了习近平群众观的价值追求,即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和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最后探析习近平群众观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格局。第四章阐述了习近平群众观的当代价值,习近平群众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群众观点的继承和创新,坚持习近平的群众观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伍强胜[4]（2020）在《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万斯同生值明清更替之际,异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家族原为明季甬上望族。明初袁忠彻早在其发轫之初,便预言万氏家族“优于文学,代有异人”。但是王朝的更替击碎了年轻的万斯同“学而优则仕”的美好蓝图。万氏一门深受心学影响。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父亲万泰是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学生。在极端被挤压的缝隙中,万斯同将家学（蕺山之学）传承下来。其父去世之后,遵照其父生前安排,万斯同续师事刘宗周的高弟黄宗羲。期间,万斯同与明清之际浙东另一位思想家潘平格相遇,被潘说折服。20余年之后又与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相遇,两人思想契合。万斯同哲学思想前后经历了三变。“万斯同哲学思想三变及交游考”一节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揭开了“三变”的详细过程。成熟时期万斯同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本体论、格物论、道统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等七个部分。万斯同认为世界的本体为道。道是指普遍规律。万斯同哲学体系的范畴“道”与另一范畴“理”表现为一本万殊的关系。万斯同提出“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等命题。其中,“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坚持了“气生万物”的观点。“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质量存在方式即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王朝“三始九极”的规律,且因为音乐的介入有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蕴,为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万斯同作出“体而任之,措而施之,存乎其人”的重要判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凸显,人作为思维主体、实践主体的含义得到揭示。主体人被定格为思维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体认、措施即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万斯同确认道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然而道又是通过文本得到揭示并记载下来的。文本的形式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万斯同提出圣人与道的作用合二为一。同时,在万斯同哲学体系中体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无、有两条路径的传统继续保存和贯彻,说明中国哲学是其自身思维特质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硕果。万斯同将动静互根之说有意识地引入现实生活,对于世间及其事物的“损益”的认识,关于“盛极则衰”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万氏格物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厘正了格物就是学习“六艺”的观点;二是对历代经典“格物”论进行了阐述与评价,包括扦格外诱说（司马光）、穷理说（朱熹）、正事说（王阳明）、格通人我说（潘平格）等等,一一驳正,既划清了“六艺”说的界限,又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三是探究了万斯同从“格通人我”到“学习《周礼》三物”的转变。格物就是学习“六艺”,进而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显现出万斯同格物论重视理论知识的特征。万氏“道统”论遵循“立道统、辟佛老”的基本结构。其“立道统”重新梳理了以孔子为源头的不间断的学术脉络,还原了孔孟之道“心性之学加经世之学”的本来面目,从中折射出万斯同在异族入侵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辟佛老”部分,万斯同将朱熹易学哲学体系的道教成分一一加以剥离,对朱子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将朱熹排除的永嘉、永康学派拉进其道统新体系中。万斯同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揭示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危害,从本体论、人性论、因果论等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提出弘扬孔孟之道是打击佛教传播蔓延的最有力的武器,解答了生民信从佛教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生存状态的关照。万斯同将王朝的治乱兴衰视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一个“损益”的循环过程。万氏提出决定王朝命运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天命和人事。他具体分析了导致明王朝覆灭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大人事因素,指出“人事”的核心是君王之德,万斯同强调帝王应遵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则,引领国家前行,此亦万斯同“乾坤生六子”本体论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当不能用人事来解释治乱兴衰时,万斯同才会借用天命解释王朝的兴衰成败。“数”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神秘因素,而“灾异”“星象”等是判断历史治乱兴衰的晴雨表。万斯同认为维持君、臣、民关系良好运作的是礼、礼制,驾驭官僚体系需德法兼顾,国家需要大力培养士阶层拓宽礼的承载。在谏议问题上,万斯同认为暴君、骄主之过失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积聚,积重难返的结果,有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万斯同“两让”的建议说明明王朝有健全的谏议制度,但是实际上形同虚设。在君子、小人之辨问题上,万斯同认为古今小人丑恶面目相同,悖仁义,搞阴谋、排除异己,故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否则,王朝必将自政治生态遭破坏始,至亡朝亡国而终。万斯同并不单方面袒护君子,认为现实中不论君子、小人均呈结派之必然之势,因此,凡拉帮结派者即连根拔除。万氏人生哲学的主题是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万斯同认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诗书礼乐即学道、传道、载道;万斯同将自己的人生与学道、传道、布道合二为一,突出践行,特别强调立身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万斯同之安身立命之道把握住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实质,将与海内文士共“乐”书中作为徜徉“诗书礼乐”世界的重要补充和重要环节。万斯同认为立身需谨慎,切忌一招不慎而声名俱裂,万斯同告诫择术用世者应当审清时务,不抱侥幸心理,始终坚持站在“道”的一边是人生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在异族占领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万斯同认为名节、气节、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在绝不仕清的前提下,万斯同将“诗书礼乐”本身作为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万氏之理想国即“一代之规模”继承了自孔子以降关于“有道之世”的学说,贯彻了历代先贤关于“等差有序、仁和中让、道德境界、君王圣明”的理念。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知后行即理论对践行的指导作用。万斯同理想国从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典制规章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定其是,去其非,提炼出了具体的命题、相应的具体方案,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关怀,对未来社会、国家的憧憬。诚然,关于理想国,有些方面比如“田赋之辨”在万斯同起初的笔下即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为缺憾。但是万斯同于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抹杀,他的”没有答案“是否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万斯同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归宿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刘冈[5]（2020）在《论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提出对官员或公职人员的监察制度历来都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年来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政治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责,这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制度改革和进步,必将对此后的法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国家监察制度体系还不完善,需要通过制度完善与实践深入推进这项改革,从而使监察制度取得更大成效。在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和完善中,既要借鉴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也要研究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在历史上,明代中期张居正提出的考成法思想以及制度实践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典型代表,其成败得失对当前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朝局动荡,民不聊生。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张居正能够突破重重阻力,提出考成法,通过“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有效措施,对明代官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成果显着,不仅对明代严肃官员考核、强化官员监督、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明代中期经济,民生、政治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居正的考成法思想以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儒家的仁政思想为其思想渊源,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其“岁有稽,月有考”的监察方式,“簿册管理法”和“立限考成,以事责人”的监察措施,对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明代中兴,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考成法思想和制度实践对当前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优化监察网络、完善监察体系、加强监察奖惩等都有重要启示。然而,张居正考成法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治思想因素,法律制度和规则难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和权威中的不确定因素极大消解了考成法的效力。而且,考成法制度深处于封建制度体系中,由于其无法对全部制度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影响着考成法理想目标的实现。这也就决定了考成法思想及其制度难免人亡政息的命运。因此,在法治中国背景下推进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应当吸取封建时代人治社会中制度改革的教训,将法治作为改革的基础和目标,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系统的改革,并且更加注重法律和规则的权威性。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取得真正的成效。
陈宁[6]（2020）在《张居正《论语集注直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万历初年,社会动荡,皇帝幼冲。张居正作为朝廷首辅以及帝王师,始终秉持着“一切为了大明”的教育理念,在培养万历皇帝的各个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出于强化皇室教育、造就贤明君主的目的,张居正亲自主持经筵日讲,为万历皇帝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并编撰讲义。为了帮助万历皇帝更好地理解《论语》的精言要义,张居正便撰写《论语集注直解》为经筵讲义。本研究分别从《论语集注直解》的成书背景、与《论语集注》的比较分析、《论语集注直解》的结构特点、主要思想和历史贡献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张居正认为,“实用之理学”才是拯救社会的良方。因此,在编撰《论语集注直解》时,他选择继承了朱熹《论语集注》的注解。但是,由于受众对象不同等综合因素,形成了具有皇室教育特征的训释风格和逻辑结构。在解经授课的过程中,张居正侧重于为万历皇帝阐发帝王修身治国的政治理念,包括培养圣德、选贤举能和重视民生等方面,以期达到致君尧舜、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也反映出了张居正的经世实用的学术思想。《论语集注直解》作为一部皇家读本,字里行间都蕴含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心学风靡的社会背景下,《论语集注直解》以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功用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论语集注直解》作为一本《论语》教材,既为皇室讲学提供了教育读本,也丰富了《论语》学史的理论内涵。张居正借《论语集注直解》一书向社会展示了理学依旧是朝廷认证的官方思想,其因材施教的基本主张也为《论语》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通过梳理和分析《论语集注直解》的体例结构、行文特点和逻辑风格等方面,不仅有助于揭示万历初年的思想潮流和皇室教育,更呈现了张居正的政治、思想和教育理念,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历时观照。
颜钲烽[7]（2020）在《闽南士绅林偕春研究 ——兼论林太师公信仰》文中研究指明林偕春（1537～1604）,字孚元,号警庸,晚年自号云山居士,是明代嘉万年间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闽南地区着名的“市隐型”士绅。林偕春为嘉靖四十四年（1965）进士,在翰林院攻读期间尤其注重国家的典章故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林偕春思想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以兵防思想、经济思想、选官思想和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体现出求真务实、注重变通、以民为本的精神。林偕春的仕途共经三起三落,在乡期间,林偕春为地方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在林偕春逝世后,地方士绅与百姓将其推崇入祀乡贤祠,而后又在云霄县城建立云山书院以祭祀林偕春,形成“林太师公信仰”。云山书院的建立与云霄地方士绅的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百姓祈福禳灾需求的增长和官员对地方教化的需求等因素有关,标志着林太师公信仰的形成并逐步民间信仰化。如今,林太师公信仰已传播到台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成为台湾同胞及海外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途径和精神纽带。通过对林偕春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地方风气对士绅性格、思维认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士绅生前的义行以及死后的灵验故事,则直接影响了士绅能否成神。
江淑云[8]（2020）在《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原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贯彻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群众路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实践证明,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短短四年后又在赣南闽西的土地上开创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在中央苏区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探索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群众路线是党在中央苏区革命制胜的重要法宝。深入研究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不仅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更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党的群众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论文第一部分阐释了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与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群众路线理论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决定了群众路线理论的立场与原则,而中国的传统民本思想是理解中央苏区的群众路线理论探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央苏区的群众路线探索与中央苏区的现实背景紧密相关。论文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探索。“九月来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而古田会议对群众路线含义进行了初步阐述。中央苏区时期的群众路线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群众路线仍然贯穿着中央苏区时期党工作的方方面面,并切实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斗争方式、工作方式这三个层面上。论文第三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通过群众监督体系的探索开展政权建设;通过土地革命保障农民利益,通过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满足人民需求;依靠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系统与扩红支前与拥军优属的建设;推行卫生防疫运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通过社会救济保证人民最低生活需求开展社会建设;加强多样化通俗化的宣传动员方式,通过基层党支部与群众组织中的革命教育开展,唤起人民革命热情。论文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成效。主要表现在:巩固了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群众基础;推进了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论文第五部分探讨了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启示。苏维埃运动虽然失败,但是不仅给党留下了宝贵的群众工作经验,为之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还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具有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坚持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要借鉴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探索的历史经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切党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将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
陈沫[9]（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黄群昂[10]（2019）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兵部尚书是辅佐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是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系统考察兵部尚书建置与制度建设、群体特征、兵部尚书权力运行机制、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以及兵部尚书应对军事危机时的政治表现,以兵部尚书为视角考察六部的行政运行状态与政治作用,揭示明代中央军政决策机制在常态与变态形势下的运行状态与运转效率,从而深化对明代中央权力生态与政治军事格局的认识。兵部尚书的行政是以兵部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为基础的。从制度上看,明代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员,由文官担任,与五军都督府实现文武分权。洪武十三年以后的五军都督府尽管保持了统军、训练军马的权力,但管理、调发等职权多流向兵部,形成兵部尚书主管调发及军事政令而不统军,五军都督府统军而无调发、管理军务之权的局面。兵部尚书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晋升,其个人及家庭出身、户类构成显示大部分兵部尚书来自平民阶层,表明了明代科举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保证。兵部尚书来源的地域分布呈现南北多、边远地区少的特点。而南方与北方相较,则为北方多,南方少,这与明代南北进士的录取数量恰好相反,这表明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以及科举实力等因素都对兵部尚书的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很显然,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兵部尚书的选任所起的作用更大。兵部尚书的履历与职任结局显示兵部尚书大多有一定的地方军事经验,但其选拔受到皇帝、官僚系统等因素的影响,所选兵部尚书大多不能胜任该职,失误颇多,由此造成大部分兵部尚书仕途不稳定,命运多舛。从具体的行政运作看,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始终以皇帝为核心。明太祖废相后,皇帝兼具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双重职责,皇帝看似高居拱默,居于深宫之中,但皇帝对包括军政事务在内的一切国家大政均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皇帝通过上朝、面谈、颁发圣旨等方式处理国家政务,兵部尚书对皇帝意旨无条件服从。在维护皇权独尊的政治体制下,兵部尚书行政的平行、向下运行都受到各种权力机关的制衡。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的结果是各方政治势力互相牵扯,使兵部尚书瞻前顾后,不能为且不敢为,只能敷衍以塞责,从而造成政务的壅塞,政务运行往往流于形式,执行效果有限。各权力体系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在明王朝遭遇危机之时,少数兵部尚书通过扩大自身的权力,加强兵部尚书的权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明代的军事指挥一时颇有如臂使指之效。但兵部尚书的命令下达地方执行需要较长过程,可兵部尚书更替频繁,多不久任,不可能尽心督促每个环节贯彻到位。所以在危机形势下,精明强干的兵部尚书可以振刷军政,对应对危机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撼动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限制了行政效能。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受到明代各种国家权力体系的制约,效能有限,但在军事管理领域中兵部尚书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它对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仍起着关键作用。自明太祖废相后,阁部之争中阁臣始终未取得合法的“相权”,明代的中央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以“六卿”为“相”,可以说明代的中央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下的“部权”政治。而且兵部尚书的权力运作水平除了制度上的作用以外,特殊的政治事件、兵部尚书的权力欲望、兵部尚书的个人行政素质、兵部尚书对兵部的权力定位与理解,兵部尚书与其它中央权力的势力消长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二、张居正的民本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居正的民本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现状 |
| (一)关于以人为本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以人为本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必要性的研究 |
| (四)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内在根据的研究 |
| (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实践途径的研究 |
| (六)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分期与发展经验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解读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构成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特点 |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理论解读 |
| 一、相关概念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 |
| 第二章 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
| 二、中国近代的人道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 |
| 一、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
|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
| 一、毛泽东:人民主体观,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 |
| 二、邓小平: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塑造人 |
| 三、江泽民:突出人民本位,关心人民疾苦,维护人民利益 |
| 四、胡锦涛:关照人民利益,坚持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 |
| 五、习近平:体察民情,改善民生,保障民主 |
| 第三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探索起步(1949—1956) |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 |
| 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有效开展 |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萌芽 |
| 第二节 曲折前进(1957—1965) |
| 一、“又红又专”培养目标的提出 |
| 二、“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 |
| 三、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 |
| 第三节 遭遇挫折(1966-1976) |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存在 |
| 二、“教育革命”旗帜下的系列政治运动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沦失 |
| 第四节 恢复调整(1977-1988)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地位重新确立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逐步恢复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效开展 |
|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向趋于明确清晰 |
| 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度陷入低徊迷惘 |
| 第五节 改进深化(1989-2001) |
| 一、重新确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 |
| 二、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 三、细化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
| 四、着力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优化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
| 第六节 创新发展(2002-现在) |
|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顶层政策设计系统清晰 |
|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明确呈现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务实有效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充分拓展 |
| 五、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局面开始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发展动因 |
| 第一节 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缺失 |
| 一、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的缺失 |
| 二、以人为本的学校资源的缺失 |
| 三、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虚空 |
| 第二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外部动因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
| 二、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文化创新的要求 |
| 三、网络信息时代教育模式创新的必然要求 |
| 第三节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内在动力 |
| 一、大学生的主体诉求与教育者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 |
| 二、大学生主体需求与教育者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 |
| 三、大学生自我教育动力与自我教育能力的矛盾 |
| 第五章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确立科学理念: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前提 |
| 一、“尊重人”:发挥大学生的价值主体作用 |
| 二、“服务人”:发挥大学生的权益主体作用 |
| 三、“发展人”:发挥大学生的发展主体作用 |
| 第二节 贴近学生生活: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理论的内涵要求 |
| 二、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满足合理需要: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动力 |
| 一、人的需要的内涵要求 |
| 二、当前大学生的需要现状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学生合理需要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融入人文关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情感支撑 |
| 一、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内涵 |
| 二、传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缺失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
| 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具体路径 |
| 第五节 促进全面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的归宿 |
| 一、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要求 |
| 二、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发展目标要求的变迁 |
| 三、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习近平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四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观 |
| (二)列宁的群众观 |
| 二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群众观 |
| (一)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二)邓小平的“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三)江泽民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
| (四)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
| (二)“民贵君轻,取信于民” |
| (三)“以民为本,利民富民” |
| 第二章 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现实背景和实践基础 |
| 一 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现实背景 |
| (一)复杂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
| (三)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考验 |
| 二 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知青时期孕育了为人民做事的质朴情怀 |
| (二)基层工作时期凸显了造福一方的为民初心 |
| (三)中央执政期间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
| 第三章 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线 |
| (二)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
| 二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
| (一)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追求 |
| (二)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的历史使命 |
| 三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价值旨归 |
| (一)江山的立场是人民,人民江山为人民 |
| (二)人民是江山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
| 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格局 |
| (一)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造福世界人民 |
| (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缔造人类美好未来 |
| 第四章 习近平群众观的当代价值 |
| 一 习近平群众观的理论价值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二)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 |
| 二 习近平群众观的实践价值 |
| (一)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 |
| (二)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 目前的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难点、重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满清的血腥镇压及怀柔政策 |
| 二、道学衰落及士人的反思 |
| 三、西学东渐及实学兴起 |
| 第二节 家学渊源 |
| 一、“忠孝”家族之定位 |
| 二、家传儒术之着世 |
| 三、民族气节之坚守 |
| 第三节 哲学思想之三变及交游考 |
| 一、万斯同与黄宗羲 |
| 二、万斯同与潘平格 |
| 三、万斯同与李塨 |
| 第二章 本体论 |
| 第一节 狭义宇宙论 |
| 一、阴阳运而万物生 |
| 二、五行之动迭相竭 |
| 三、律吕天地自然之数 |
| 四、一损一益阴阳进退之经 |
| 第二节 狭义本体论 |
| 一、道塞上下贯古今 |
| 二、六经者圣人载道之区 |
| 三、天地间道自若 |
| 四、《易》理至精 |
| 第三章 格物论 |
| 第一节 格物论概述 |
| 一、“格物”即习“六艺” |
| 二、历来纷纷之论不得要旨 |
| 三、六艺以致其用 |
| 四、学习三物则穷理在其中 |
| 第二节 “格物”论上的重大转变 |
| 一、潘平格对朱王二家“格物”论的批判 |
| 二、潘万二氏“格物”论的比较 |
| 第四章 道统论 |
| 第一节 道统论概述 |
| 一、孔子而下之文脉 |
| 二、孔孟之道的应有之义 |
| 三、与《明儒学案》之比较 |
| 第二节 对朱熹易学道教成分的剥离 |
| 一、《易》本人事而作 |
| 二、《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可永作废 |
| 三、揲蓍法之疑惑 |
| 四、与朱熹易象观的差异 |
| 第三节 对佛教的批判 |
| 一、佛教为蛮夷之教 |
| 二、从本体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三、从人性的角度对佛性论的批判 |
| 四、从伦理的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五、从因果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第五章 历史哲学 |
| 第一节 治乱兴亡是现实的历史进程 |
| 一、明王朝治乱兴衰的现实历史进程 |
| 二、明王朝灭亡原因的追溯 |
| 第二节 天命史观 |
| 一、“数”思想 |
| 二、灾异思想 |
| 第三节 帝王史观 |
| 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 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 第六章 政治哲学 |
| 第一节 君臣民关系论 |
| 一、安上全下莫善于礼 |
| 二、有国家者以养贤为急务 |
| 三、驭吏之方亦在此 |
| 第二节 谏议论 |
| 一、止辇转圜之事未之概闻 |
| 二、暴君骄主之过由来者渐 |
| 第三节 君子小人之辨 |
| 一、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
| 二、君子小人面目 |
| 第七章 人生哲学 |
| 第一节 立身者在乎“诗书礼乐” |
| 一、立身者不在乎显达 |
| 二、凡人世可喜可欲之事吾皆无之 |
| 第二节 缔交海内文士为可“乐” |
| 一、披析疑义殊有足乐 |
| 二、“孔颜乐处”的榜样与启示 |
| 第三节 士大夫立身一差即万事瓦裂 |
| 一、择术用世者宜知所审 |
| 二、一招不慎声名俱裂 |
| 第八章 理想国 |
| 第一节 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 |
| 一、选举之辩 |
| 二、三代之法辩 |
| 第二节 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 |
| 一、君主之辩 |
| 二、首辅之辩 |
| 三、胥吏之辩 |
| 四、阉祸之辩 |
| 第三节 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 |
| 一、封建制之辩 |
| 二、田赋之辩 |
| 三、兵制之辩 |
| 四、建都之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5）论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0.3.1 基本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0.5 创新与不足 |
| 1 考成法思想的渊源和背景 |
| 1.1 考成法思想的渊源 |
| 1.1.1 古代的法治思想 |
| 1.1.2 古代的监察思想 |
| 1.1.3 明代中期的法律思想 |
| 1.2 考成法思想形成的背景 |
| 1.2.1 经济环境 |
| 1.2.2 政治环境 |
| 2 考成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2.1 考成法思想提出的两道奏疏 |
| 2.1.1 《陈六事疏》 |
| 2.1.2 《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
| 2.2 考成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2.2.1 内阁集权 |
| 2.2.2 政令通畅 |
| 2.2.3 整顿吏治 |
| 2.3 考成法思想的特点 |
| 2.3.1 法治集权思想 |
| 2.3.2 仁政民本思想 |
| 3 考成法思想对明代监察制度与治理实践的影响 |
| 3.1 考成法思想对明代监察制度的影响 |
| 3.1.1 对明代监察制度的积极影响 |
| 3.1.2 对明代监察制度的消极影响 |
| 3.2 考成法思想对明代中兴的影响 |
| 3.2.1 对明代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明代官僚制度的影响 |
| 3.2.3 对明代社会民生的影响 |
| 4 考成法及其制度实践的当代启示 |
| 4.1 考成法制度衰亡的成因反思 |
| 4.1.1 考成法思想中的人治因素 |
| 4.1.2 考成法制度的体系缺陷 |
| 4.2 考成法对当代监察制度改革的启示 |
| 4.2.1 提升监察法治的权威性 |
| 4.2.2 优化和完善监察网络 |
| 4.2.3 强化监察人员奖惩机制 |
| 4.2.4 完善国家监察制度体系 |
| 5 结语 |
| 参孝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张居正《论语集注直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论语集注直解》的成书背景 |
| 1.1 纠正社会风气的需要 |
| 1.2 辅佐君王教育的需要 |
| 1.3 张居正对理学的尊崇 |
| 第二章 与《论语集注》的比较分析 |
| 2.1 以《论语集注》为根本 |
| 2.1.1 不离朱训 |
| 2.1.2 白话直解 |
| 2.2 《论语集注直解》的特征显着 |
| 2.2.1 援史证经 |
| 2.2.2 追求圣学 |
| 第三章 《论语集注直解》的结构特点 |
| 3.1 体例结构 |
| 3.2 思想结构 |
| 第四章 《论语集注直解》中的主要思想 |
| 4.1 君德方面 |
| 4.1.1 培育圣德修身正己 |
| 4.1.2 尊顺天理泛爱人民 |
| 4.2 人才方面 |
| 4.2.1 察人 |
| 4.2.2 用人 |
| 4.3 民生方面 |
| 4.3.1 重农促商平均赋役 |
| 4.3.2 厉行节用劝帝崇俭 |
| 4.3.3 立校教善上行下效 |
| 第五章 《论语集注直解》的主要贡献 |
| 5.1 对于心学的抑制 |
| 5.2 丰富了《论语》学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闽南士绅林偕春研究 ——兼论林太师公信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宦海浮沉 |
| 第一节 家世渊源 |
| 第二节 遴选翰林与初次致士 |
| 第三节 提学两浙与进京待补 |
| 第四节 补虔宦楚与失望归乡 |
| 第二章 树德桑梓 |
| 第一节 参与地方事务管理 |
| 一、兵防事务 |
| 二、经济事务 |
| 三、文化教育 |
| 第二节 编修《漳浦县志》 |
| 第三节 地方宗族建设 |
| 第三章 林偕春思想 |
| 第一节 兵防思想 |
| 第二节 经济思想 |
| 第三节 选官思想 |
| 第四节 民本思想 |
| 第五节 史学思想 |
| 第四章 林太师公信仰 |
| 第一节 林偕春生前的苦难、德行及其民间故事 |
| 第二节 入祀乡贤祠与民间信仰化 |
| 一、入祀乡贤祠 |
| 二、云山书院的建立与林太师公信仰的民间信仰化 |
| 三、特殊时期的林太师公信仰 |
| 第三节 林太师公信仰现状、传播与社会功能 |
| 一、林太师公信仰现状 |
| 二、林太师公信仰的海内外传播 |
| 三、林太师公信仰的社会功能 |
| 结语 |
| 附录1:林偕春年谱 |
| 附录2:新加坡祃山溪云山宫《重修云山宫太师公庙宇志》 |
| 附录3:太史公传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问题的提出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和研究现状 |
| 1、相关概念界定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 |
| 2、研究的不足 |
| 一、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与现实背景 |
| (一)中央苏区党探索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 |
| 1、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2、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
| (二)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背景 |
| 1、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并存的历史环境 |
| 2、大革命失败后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 |
| 3、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
| 4、赣南闽西的现实社会土壤 |
| 二、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探索 |
| (一)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概念的提出与含义 |
| 1、九月来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 |
| 2、古田会议对群众路线含义的初步阐述 |
| (二)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 |
| 1、“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理念 |
| 2、“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方式 |
| 3、群众化的工作作风 |
| 三、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探索 |
| (一)政权建设保障人民权利 |
| 1、民主选举制度的确立 |
| 2、群众监督体系的探索 |
| (二)经济建设保障人民利益 |
| 1、土地革命保障农民利益 |
| 2、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满足人民需求 |
| (三)军事建设依靠人民力量 |
| 1、依靠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系统 |
| 2、扩红支前与拥军优属 |
| (四)社会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 1、卫生防疫运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 |
| 2、社会救济保证人民最低生活需求 |
| (五)宣传教育唤起人民革命热情 |
| 1、多样化通俗化的宣传动员方式 |
| 2、基层党支部与群众组织中的革命教育 |
| 四、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成效 |
| (一)巩固了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群众基础 |
| 1、苏区群众革命主体意识增强 |
| 2、苏区群众积极支援红军 |
| (二)推进了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广泛传播 |
| 2、群众路线的践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促进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
| 1、苏区干部克己奉公的清廉作风 |
| 2、苏区干部勤政为民的务实作风 |
| (四)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 |
| 1、为党的群众路线走向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
| 2、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
| 五、中央苏区探索党的群众路线的现实启示 |
| (一)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
| 1、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
| 2、改进干部工作作风 |
| 3、增强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
| (二)坚持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1、维护群众实际利益 |
| 2、关心群众心理需要 |
| 3、拓宽联系群众渠道 |
| (三)加强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建设 |
| 1、在制度设计中落实群众路线 |
| 2、完善群众监督评价机制 |
| 3、以作风建设避免制度建设的“形式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黄宗羲其人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结构 |
| 2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 2.1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明末清初鼎革易代 |
| 2.1.2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
| 2.1.3 传统思想文化的嬗变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
| 2.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2.1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民本主义 |
| 2.2.2 方孝孺的民本思想与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2.2.3 王阳明心学之主体性思想 |
| 3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
| 3.1 专制君主对人民权利的侵夺 |
| 3.1.1 君权之起源及其正当性 |
| 3.1.2 君权背离之批判 |
| 3.2 专制君主对官制合理性的破坏 |
| 3.2.1 专制君主对相权的侵夺 |
| 3.2.2 胥吏与宦官之弊端 |
| 3.3 专制政体对知识分子与思想学术的压迫与阻滞 |
| 3.3.1 专制政体以“君臣大义”对知识分子进行压迫 |
| 3.3.2 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和思想学术的压抑与阻滞 |
| 4 黄宗羲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相结合的政治改革构想 |
| 4.1 以法治制约君权 |
| 4.1.1 专制之法乃“非法之法” |
| 4.1.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4.2 学校双重行政职能之构建 |
| 4.2.1 使学校参与立法 |
| 4.2.2 以学校制约行政权力 |
| 4.3 改革科举制度以选贤任能 |
| 4.3.1 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审视 |
| 4.3.2 选贤任能的“取士八法” |
| 4.4 改革军事制度以加强区域自治及富国强兵 |
| 4.4.1 设置方镇以抵御夷狄及制衡皇权 |
| 4.4.2 改革兵役制度以富国强兵 |
| 4.5 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存与受教育之权益 |
| 4.5.1 民众生存权益之保障 |
| 4.5.2 民众教化方式之变革 |
| 5 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 |
| 5.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对传统君臣伦理观之超越 |
| 5.1.2 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和对君主权力再分配的改革构想 |
| 5.1.3 民本的极致与民主的萌芽 |
| 5.1.4 对家国天下之再认识 |
| 5.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局限 |
| 5.2.1 阶级局限 |
| 5.2.2 唯心史观 |
| 5.2.3 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
| 6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 |
| 6.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
| 6.1.1 清末经世派与早期维新派改革的理论依据 |
| 6.1.2 维新派倡导民权的原动力 |
| 6.1.3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
| 6.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障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6.2.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当代法治、德治建设 |
| 6.2.3 坚持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明代兵部尚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明代兵部建置与制度建设 |
| 一、兵部溯源 |
| 二、明初政治改革背景下的兵部 |
| 三、明代兵部的建制与职掌 |
| 四、明代兵部的特征 |
| 第二章 明代兵部尚书群体分析 |
| 一、兵部尚书的地域与时段分布 |
| 二、兵部尚书的出身 |
| 三、兵部尚书的仕宦履历与职任结局 |
| 四、兵部尚书的人际关系 |
| 五、兵部尚书群像 |
| 第三章 明代兵部尚书权力运作机制 |
| 一、兵部尚书政务的承旨 |
| 二、兵部尚书平行的行政运行 |
| 三、兵部尚书对下的行政运行 |
| 第四章 明代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 |
| 一、兵部尚书与阁臣的关系 |
| 二、兵部尚书与宦官的关系 |
| 三、兵部尚书与言官的关系 |
| 四、兵部尚书与武将的关系 |
| 第五章 危机中的应对:明代兵部尚书特殊行政个案研究 |
| 一、正统、景泰之交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的权力变化及其影响 |
| 二、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杨博的危机应对 |
| 三、崇祯时期兵部尚书杨嗣昌军事行政的失败及其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四、张居正的民本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取向研究[D]. 王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习近平群众观研究[D]. 管培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4]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D]. 伍强胜. 东南大学, 2020(01)
- [5]论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刘冈.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6]张居正《论语集注直解》研究[D]. 陈宁. 山西大学, 2020(12)
- [7]闽南士绅林偕春研究 ——兼论林太师公信仰[D]. 颜钲烽.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8]中央苏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研究[D]. 江淑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9]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沫.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10]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 黄群昂.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