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人所写史料的性质

一、关于前人着述的史料性质（论文文献综述）

于佳敏^[1]（2021）在《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书目对前代书目体例既有传承,又有超越,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文献学价值,更建构了丰富且完善的目录学理论构架模式与实践体式,多有开创之功,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目录学功用,为后世书目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范式,有嘉惠后学之功;宋代医学发展繁荣,主要体现为医官制度与医学教育高度发达、涉医群体丰富、医籍得到了大量刊刻与整理、医学专科发展精细化。本文择以医类子目为研究对象对宋代目录学思想与价值进行探析,不仅能以微观见宏观,更加深入地对宋代目录学学术价值进行探析。同时,通过书目医籍着录这一史学门径来透视宋代医学文化现象,为医学研究提供有效史料。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与维度切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体例、内容与范围等特点及较为成熟的解题内容来探究宋人的目录学思想、方法以及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所体现的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等文献学价值。通过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与医书专门书目《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历代史志书目着录医籍汇考》《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等前、后代主要书目医籍着录体例与内容的承继与影响,评介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成就与不足。利用文献实证法,对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异同进行比勘与辨正,以期提高人们对宋代目录学编撰特点与不足的科学认知以及对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与利用的准确性与便利性。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挖掘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所反映的史料信息与文化渊源,追溯探究宋人大力进行医籍整理、着述与刊刻所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机制以及宋人重医的时代风貌等。兹将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宋代书目文献述略。本章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对先宋时期书目体例及医籍着录与分类特点等进行考梳。先宋时期书目医籍着录存在类名有失稳定、医籍文本基本信息着录较为粗糙、重类序而轻解题、分类层级模糊等问题。厘清先宋目录学及其医籍体例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宋代目录学及其医籍着录体例的沿革与发展。其次,对宋代书目着录体例、版本流传、分类编排、成就与不足等进行宏观概述。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作为宋代书目整体研究的一部分,两者具有共性特征,也各自具有其特殊性。故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后者相关研究成果全部打包套用于前者研究,前者研究是后者研究的一个子集,亦不能完全反映宋代书目的整体特点,但不可割裂两者关系进行单独研究。故对宋代书目整体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性基本适用于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同时,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也可反映宋代书目着录的大体面貌。第二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体例探析。本章从宋代诸家书目着录医籍文本内容切入,对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内容与方法、类例特点、解题方法与模式等进行全面且细致地考述,探析其目录学成就与不足。第三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文献学价值。本章主要对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版本学价值、辨伪学价值、辑佚学价值进行探析。宋代书目着录医籍皆为宋及先宋珍贵史料,且着录体例完善,为后世书目着录、考订古籍提供了有效资料和良好范式。叙录体书目更能保障书籍着者及内容相关问题得到全面揭示。整体来看,宋代书目文献学价值丰赡,影响深远。第四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史料价值。本章以宋代叙录体书目着录面貌为主,兼采其他书目着录面貌,结合相关史书记载,对宋代书目着录所反映的宋代医学文化现象进行探析。宋代医学机构的相对完善、宋代官方高度重视医籍的整理与刊刻、宋代涉医群体丰富、宋代医学专科发展精细化、宋代医籍版本形式多样化等宋代医学丰富的文化现象在宋代书目医籍着录中皆有反映。第五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后世影响。本章主要对宋代书目着录体例、解题内容对后世书目的影响进行探析。宋代书目医籍着录数量宏富、体例多样、类例明晰、解题信实,具有丰厚的学术价值与目录学价值。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的后世影响主要体现在书目着录体制及学术内容的传承与发展两方面。第六章,宋代书目医籍着录考辨。本章对宋代书目着录异同进行比勘与考辨,对其不足与讹误进行指摘。宋代书目着录医籍体式完善,体现在着录项丰富、着录模式相对规范,分类层次更加细致,解题内容详实等诸多方面。宋代书目所开创的书目着录体式、解题模式与内容、类例模式多为后世书目所参鉴。然宋代书目医籍着录形式与内容的不足与问题亦不可忽略。笔者对其讹误进行辨正,并对《经籍考》引据《郡斋读书志》版本问题进行专门考述,为“衢本说”提供依据,以期宋代诸家书目医籍着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史学门径之功用,得到研究者更有效地利用。

魏京翔^[2]（2021）在《闵明我及其着述研究 ——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

张淘淘^[3]（2020）在《《四库提要辨证》探析 ——以经部、史部订补为中心》文中认为《四库提要辨证》是民国时期余嘉锡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集中匡谬、补证的学术着作。全书辨证篇数共四百九十篇,计八十余万字。其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基础,对着录书籍的版本源流、学术价值、撰者生平等内容进行重新考订。对後人更好利用四库文献、重新评估《总目》价值、深入研究乾嘉学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四库提要辨证》的成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作者漠宋并重治学理念的渗入,使得此书不仅堪当民国四库考据着述之高峰,更因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独树一帜;二是此书实自作者十七岁初读《四库全书总目》时开始考证、撰写,一直到辞世前几年才因沉疴所绊,不复更作,因而反映的既不是作者同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亦不可代表某一时期的学术水平,偶尔的疏忽在所难免。本文针对《四库提要辨证》这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四库提要辨证》的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并在余嘉锡本人对《四库提要辨证》以终其一生的精力进行增补、修订的基础之上,对其中一些由於作者时代条件限制而未可为定案的条目进行二次订补。全文分为三章: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其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节立足於对余嘉锡前期开始撰写的《四库提要辨证》与後期两部理论着作《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的比较,探讨《四库提要辨证》中余嘉锡对於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以及古书体例理论的认识情况;第二、三节探讨余嘉锡辨证《四库全书总目》在考据方法、材料、思想等方面所具备的主观条件。第二部分对《四库提要辨证·经部》、《史部》进行订补,主要着眼於余嘉锡阙疑以俟再考之处,并按照《四库提要辨证》原有的四部分类法列次之。

汤莹^[4]（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刘勇^[5]（2020）在《明中后期碑帖题跋活动研究 ——兼及题跋创作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明中后期天下承平,市场经济繁荣,书画流通甚广,而文人士夫的参与,使得鉴赏题跋翕然成风。题跋成为一种文体,文集中对此亦多收录,而书家题跋多呈现于法书名画之上,有更为直观的表现。本文以明中后期碑帖题跋为考察对象,其时随着书画鉴藏大盛,书画题跋及题跋着录亦盛于一时。题跋文化面向的多样化,徵引、传抄、刊刻、辑录,均是当时的产物或发明,而题跋或附于书画、或单独成集,流传至今。并以期从明代碑帖题跋中,考察其时文人士夫的书画生活、文人风雅,如法书鉴藏、书写应酬、文房用具、书写情境等。题跋之风大盛,明人碑帖题跋活动中蕴含的社会功能,也因此有所体现。文人与同好、与商贾之间相互往来,把玩赏鉴,品题于卷。且碑帖题跋之有无,亦与书画交易密切相关。文人、商贾有射利之心者,为达目的,方法层出,诸如请人作跋或割裂题跋、作伪跋等。由此关注社会功能、效应下所产生的修辞问题。进而从明中后期书家题跋方法、内容、形式等方面,来观照自身题跋书法创作。

杨臣^[6]（2020）在《清苑艺文志研究》文中指出清苑地处冀中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明清时期曾为保定之附郭邑,畿辅之要会。文化、教育一度繁荣。可谓人文荟萃,代不乏人。载入国史、地志之贤能者,为数不少,其中生前有着述遗留後世者亦占有较大比例。通过《清苑县志》可以查考清苑自古以来的着述文献以及文化发展等情况。清苑自建县以来,修县志数次,留存至今的有明嘉靖十七年刻《清苑县志》六卷,李廷宝纂修;清康熙十六年刻《清苑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时来敏修,郭棻等纂;清同治十二年刻《清苑县志》十八卷首一卷,李逢源修,诸崇俭纂;民国二十三年印《清苑县志》,金良骥、刘云亭修,姚寿昌纂。其中除[嘉靖]《清苑县志》未设置艺文类,其余各志皆有设立,但艺文多是诗文篇目的汇编,而非专录着作目录。[民国]《清苑县志》较之以往不同,设立了着述一门,着录着作二十四种,所收录并不全面,且其中与清苑无关联之着述数种也收录在内,有失恰当。本文之主体部分特查考搜1前人之着述,从现存各版《清苑县志》及其他相关文集、目录等着作中查考到清苑之着述百余种,并分别按经、史、子、集、丛书、西学六部分加以着录,且只着录1949年之前的清苑着述。其中,经部着作涉及易类、诗类、礼类、春秋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史部着作涉及纪事本末类、传记类、诏令奏议类、地理类、政书类、金石类;子部着作涉及儒家类、兵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集部着作涉及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丛书部两种;西学部三种。以上各类书中,以史部地理类地方志的修纂及集部别集类的成就最为突出。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第二部分介绍清苑之建置、地理范围、教育及科举、藏书及刻书等概况;第三部分为主体部分,着录广为搜1到的建国之前的清苑着述;第四部分对清苑着述做了综合的探究;第五部分对着述中的三种重要的且他人未曾专门研究的文献进行较为详细的个案考述,以期从整体到局部全面反映清苑着述之面貌。最後为结语。

何欢^[7]（2020）在《《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文中认为徐霞客（1587—1641）用尽毕生精力考察祖国山川,足迹遍及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行程远达十万余里,并留下皇皇六十余万字的日记体名着——《徐霞客游记》。学界对其人其游记研究成果颇丰,并形成“徐学”体系。该书中,徐霞客征引了众多地理类文献。稍显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着重的是对徐霞客行踪游记的考察以及地理科考贡献的关注,对《徐霞客游记》征引书籍的文献学价值的分析研究不够深入。故本文对《徐霞客游记》中征引的地理文献一一进行考疏,从文献学的角度深化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本文在绪论里指出,徐霞客出游时所带书籍主要为地方志及有关地方记载的文献。第一章梳理了《徐霞客游记》全书引用文献的范围,将引文内容尽数析出,厘清征引文献范围,获得47种着录文献,共计征引203次。参考传统目录学四分法和着述主体的分类原则,将征引文献分为地理类文献和非地理类文献,其中地理类文献25种,征引180次;非地理类文献22种,征引23次。我们发现《徐霞客游记》征引文献众多,且以征引地理类文献为主。经史子集各部类虽有涉及,但零散不成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本列于经部的《尚书·禹贡》,因具有地理专着的性质,笔者特将其归为地理类文献进行研究。《徐霞客游记》征引的地理类文献具体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记载全国范围的总志、记录地方历史地理的地方志以及地理专着专论。总志有《大明一统志》《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地方志有《西事珥》《广西府志》《百粤风土记》《腾越州志》《大理府志》《南程续记》《寻甸府志》《桂胜·桂故》《晋宁州志》《名胜志》《云南志》《都匀府志》《衡州统志》《零陵郡志》《腾永图说》《梧州府志》《新宁州记》《姚关图说》《永昌府志》《鸡山志》等书,地理专着专论有《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书。第二章考述《徐霞客游记》各地理类文献的征引内容。本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题解各书作者、目录、成书过程、版本流传等内容。除此之外,将地理类文献的引文逐条排列,并与征引原文进行对校辨析,或考证征引文献的流传存佚,或评论徐霞客征引文献的得失,或分析先贤前辈对徐霞客引用文献的评价。在考述引文的过程中,可以得知《徐霞客游记》使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征引方式。由于徐霞客出行在外,吃住条件简陋,无法携带大量书籍,因此主要以间接引用为主。《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涉及内容繁多,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公署、土产、关梁、寺观、祠庙、古迹、人物等。不但有自然地理现象,如地貌、水文、植物、气候、土壤及矿产等,还有各地社会概况、民族民俗、风土人情等人文地理现象,是晚明社会历史真实的缩影。第三章对《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的多种功用做了总结分析。其中最基本的功用就是以志导游,明晓地事。徐霞客在游览名山和西南遐征的过程中,将实地勘探与阅读地理图志互相印证,进行深度地理考察。在充分利用已有地理文献的基础上,徐霞客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对地理书籍中的错讹之处毫不留情地进行纠正。通过实地勘探,徐霞客提出了金沙江才是长江主源的正确论断,证实了《禹贡》“岷江导河”的错误记载。除此之外,徐霞客也辨析了不少地方志中错误的地名记载,将《大明一统志》《百粤风土记》《西事珥》等志书中一些错讹之处进行了订正。更令人敬佩的是,徐霞客还提出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创修了《鸡山志》,为后世鸡山志的编修树立了榜样。最后一章,探究《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丰富的文化意义。《徐霞客游记》为日记体游记,在行旅日记和小字夹注中,徐霞客征引了 200多条地理文献,既增添了科学性,又促使《徐霞客游记》从纯粹的文学游记向丰富的地理野外考察报告转变,完成了对游记体裁的创新,是明代游记类型发展繁荣、类型丰富的印证。征引众多地理文献,扩充和丰富了《徐霞客游记》的内容。其对史籍、地志的纠错,也为明代地理文献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是徐霞客超然自由的个人性情与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的彰显。在梳理徐霞客旅行时所接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构起徐霞客的阅读世界,探究徐霞客的文献视野,丰富和延伸“徐学”的研究内容及体系内涵。

杨优强^[8]（2020）在《唐代注释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因时间、空间的不同,人类的语言也存在千姿百态的式样。即使语言存在差异,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也要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超前的思维、丰富的经历以及更为有效的工作的方法,等等。正因为人类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很多致力于注释工作的学者,他们试图通过继承前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他们遗留的文献进行解读,以发挥这些文献的真正作用,回报当下、造福后人。这也就催生了注释工作的发展。论文立足于唐代丰硕的注释成果及后世学者对这些注疏成果的研究,分类研究,总结异同。因佛典和道教文献种类繁复,内容庞杂,在本篇论文不做讨论。除引言外,全篇共分五部分;论文整体结构为总分式,第一章总述注释学的相关问题,其余各章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为标准分别对唐代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文献的注疏成果进行论述。其中,第二章为唐代学者对经部文献的注释,主要以《五经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等经部注疏作品为纬,以各经部注疏着作的注疏特色为经,勾勒出唐代经部文献注疏的基本面貌,展现其历史意义。其中涉及内容十分庞杂,常以摘录原始资料的方式展现某经的注释特色。因我国传统文化一直以经部为主,故本章节的内容较其他章节更为丰富。第三章为唐代学者对史部文献的注释,主要以《汉书注》《史记正义》《史记索隐》为纲,书写了唐代史学在注释领域的发展历程。《史记》《汉书》作为“二十四史”的前二史,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颜师古的《汉书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诸多注释制作中也是出类拔萃者,对其进行梳理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前二史在唐代的基本状况,还有助于把握史学发展的动态,“辨章学术,考境源流”。第四章为子部文献的注疏研究。一直以来,子部收录内容最为庞杂,也最为丰富。本章节选取唐代子部文献注疏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作品,杨倞的《荀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并以此来管窥唐代子书注释的特色。第五章为集部文献注释,唐代的集部文献注疏成果中,最为着名者当属《文选》李善注和《文选》五臣注,因此本章节以“李注”和“五臣注”为中心展开论述唐代集部文献的注疏成效。南宋之后,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成为《六臣注文选》,后世多以合刊本流行,单行本较少。但是本章节为唐代集部文献注释的研究,故以李善注、五臣注为契,分而治之,探究其注疏特色。

贺斯瑞^[9]（2020）在《清人笔记中“音乐考辨类”史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人笔记“音乐考辨类”相关内容,是载录在笔记音乐史料里最具时代风貌的一部分。笔记体经由前代的传承沿革到达清代,以至于得到更为丰富的编撰“经验”,且清代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着当时的文人学者,也牵动着他们的治学兴趣,通过笔记撰述渗透其中,影响关涉音乐的部分,从而使得清人笔记中出现了专门针对音乐与音乐史问题的相关探究。清人笔记音乐考辨类史料发展贯穿整个清王朝,以广义上的江南地区最为繁荣,撰写人群以拥有渊博学识以及丰富阅历的“进士”身份群体为主,“明末清初”“乾嘉学派”时期为两个清人笔记音乐考辨类文献发展的高峰期,另外,深受清代治学风气影响的笔记体,也在此时的音乐文献记录中展现出了清儒治学、旁求博考的学术风气。清人笔记中“音乐考辨类”文献数量庞大,乐曲、乐器、音乐典故、音乐活动多有涉及,无论是笔记与史书文献或金石史料的互补互证,还是从乐器本身形制、形态出发的流变考索,再或是典故文学、音乐生活的绵延发展,都体现出清人的音乐学术治学特点。其旁征博引的撰述特点使其具有记录和考据的双重性质,部分研究成果对于现如今仍有着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且可作为当今研究的参照与引导。在清人笔记音乐考辨类文献中,被众多文人学者所使用的便是类比、博证的研究方法,引用大量他人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研治经学、训诂学等学问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均是讲究“无征不信”,并且在学术研究中对于前人研究成果展示出的“指其瑕,益以见其美”的学术气度,无一不向我们证明清人笔记中的音乐考辨类文献与清代学术学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徐长生^[10]（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关于前人着述的史料性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前人着述的史料性质（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四库提要辨证》探析 ——以经部、史部订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5）明中后期碑帖题跋活动研究 ——兼及题跋创作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清苑艺文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注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人笔记中“音乐考辨类”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前人着述的史料性质（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书目医籍着录研究[D]. 于佳敏. 吉林大学, 2021
• [2]闵明我及其着述研究 ——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为中心[D]. 魏京翔.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四库提要辨证》探析 ——以经部、史部订补为中心[D]. 张淘淘. 山东大学, 2020(09)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5]明中后期碑帖题跋活动研究 ——兼及题跋创作实践[D]. 刘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6]清苑艺文志研究[D]. 杨臣. 河北大学, 2020(08)
• [7]《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D]. 何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唐代注释学研究[D]. 杨优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清人笔记中“音乐考辨类”史料研究[D]. 贺斯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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