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论文文献综述）
隋斐雪[1]（2020）在《儒商精神视角下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初创企业相关政策的支持,我国创业出现热潮。但是,在经济环境多变,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初创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何提高初创企业的创业绩效,以及让初创企业更好的在当前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一直是众多企业家以及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绩效作为衡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企业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如何提高初创企业的创业绩效,是初创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集中在创业学习、创业资源、创新、社会资本、动态能力等视角对创业企业绩效进行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儒商精神、企业文化以及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等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界定了儒商精神、初创企业创业绩效以及企业文化的相关内涵及维度划分。将儒商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以及诚实可信的竞争观等三个维度构建量表;将初创企业创业绩效从成长绩效和盈利绩效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将企业文化从员工参与性、价值使命感、环境适应性三个维度构建量表。并探讨了儒商精神视角下企业文化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作用,通过结合已有研究和文献,最终构建文章的理论模型,为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提高提供方法与理论指导。本文结合提出的相应研究假设,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式收集相应指标数据,进而用SPSS 23对进行相应的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本论文研究表明,儒商精神能够正向影响初创企业创业绩效,其中,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诚实可信的竞争观都对初创企业创业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文化能够正向影响初创企业创业绩效,其中,员工参与性、价值使命感、环境适应性都分别对初创企业创业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儒商精神能够正向影响企业文化,其中,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诚实可信的竞争观都对初创企业企业文化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文化在儒商精神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其中,员工参与性和价值使命感分别在儒商精神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针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结合儒商精神和企业文化,对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提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立足初创企业的绩效研究,以儒商精神为自变量,以企业文化为中介变量,以初创企业创业绩效为因变量,构建了一个研究模型,以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检验模型,为初创企业创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今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证依据。
赵雪芬[2]（2020）在《基于儒商文化的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城市商业银行应对市场风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国内银行经营同质化严重,通过产品和服务难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伴随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WTO保护期即将结束,国内银行业将被动地或主动参与国际银行业竞争,而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表明,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银行间企业文化的竞争,因此如何基于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提高银行竞争力就成为我国众多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M银行作为我国山东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增大,以及国家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特别是随着企业竞争战略从传统的单一企业间竞争向商业生态链竞争转变,M银行先前既定的,立足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战略面临着战略转型的必要性,而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核心价值观、经营理念、市场定位等均需要对应的调整,但对于基于M银行未来战略转型需要,对应如何调整和优化企业文化建设思路和方向,M银行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阶层尚处于摸索之中。本文在现有研究及理论的基础上,特别是如何结合银行业特点和中国传统儒商文化,推动中国儒商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从而实现在中国银行业中延续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M银行为研究对象,简要阐述了其企业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结合M银行未来战略发展需要,就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和凝练,包括精神文化建设内涵有待丰富、制度建设导向有待优化、物质文化偏重形式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M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天然职责、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等外部驱动因素,战略转型以及人本管理等内部驱动因素,以及儒商文化有助于帮助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组织管理水平等儒商文化自身优势等方面,就M银行利用儒商文化改进和完善银行自身企业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度分析。最后本研究结合QL银行利用儒商文化推动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提出了M银行融入儒商文化的对策建议与配套保障机制,包括儒商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利用儒商文化丰富核心价值观、借鉴儒家文化优化制度设计、创新物质文化载体宣传儒商文化等具体举措,并从优化银行事业部组织结构、创造关爱员工成长的民主氛围、开展合规教育提升员工职业道德等方面提出了配套保障机制。
朱郭钰[3]（2020）在《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逐利已经成为经商的普遍追求目标,然而市场上各种经营乱象却是层出不穷,虽然有法律的约束,但是监管灰色地带的产生使得这些不当行为屡禁不止,作为在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明清儒商,历经多年屹立不倒,究其原因除了市场环境、社会状况这些客观条件外,明清儒商的义利观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明清儒商义利观以儒家传统义利观为思想来源,同时又与其自身的商业实践相结合,事实证明,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他们的义利观确实使自己从众多商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并且推动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儒商的义利观,主要是着眼于其现代价值上,结合企业伦理领域中存在的利润至上,市场乱象等问题,思考明清时期义利观对现代社会的有益启示。该研究首先梳理了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来探讨明清儒商义利观产生的原因。其次是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基本内容,这是本文的重点也是核心部分,选取明清时期最富盛名的几大商帮,归纳总结出明清儒商义利观的内容:以义为先、利缘义取、义利兼备、济世好公等,通过与儒家传统义利观的比较,得出其具有“道义与利益紧密联系、约束对象变为具体商业活动、强调实践性反对空谈、在公利与私利方面同等注重”的特点。最后,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按照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约束现代企业的商业活动、加强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这三个方面着手阐发明清儒商义利观的现代价值。明清儒商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传统义利观的一次创新,其摆脱了宋明理学中对“义”“利”二者关系的虚妄之谈,结合明清儒商自身的商业经营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义利观的内容。研究发现,明清儒商义利观中有关“义利取舍、取利方式、人才培养、社会责任”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不仅是对儒家传统义利观内涵的拓展延伸,而且还是企业树立当代儒商形象的内在推动力,进而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了可能。
姜振华[4]（2020）在《基于现代儒商精神的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儒商精神是在吸取传统儒商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形成的以“以人为本的管理观、义利共生的义利观、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和以和为贵的和谐之道”为主要内涵的企业治理新理念。纵观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虽然很多已具备规范的法律法规和企业文化雏形,但从目前市场整体形势来看,企业伦理建设还存在着重利轻义倾向、忽视人的因素、企业社会责任感淡漠以及企业财富观偏差等诸多问题。现代儒商精神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儒家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时代内涵既能为解决当前企业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思想导引,同时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总结和列举了目前国内外关于现代儒商精神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点;第二章概述了新时代下儒商精神及企业伦理的内涵、外延与特征,分析了现代儒商精神对企业伦理建设的借鉴意义;第三章分析了目前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成就和问题,从三个方面剖析了现代中国企业伦理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缺失、企业伦理建设缺乏制度保证、企业伦理建设缺乏社会监督;第四章论述了如何运用现代儒商精神构建中国企业伦理建设,将现代儒商精神与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结合起来,倡导以“以人为本”构建企业伦理文化、以“义利共生”构建正确的财富观、以“和为贵”构建和谐企业伦理环境以及以“无信不立”构建规范的伦理制度,并进一步通过四者结合,推进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规范性,实现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圈。现代企业伦理建设需要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将现代儒商精神的精髓应用于企业伦理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重新赋予儒商精神新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妥善处理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义与利的关系、企业自身的建设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为中国企业经营中的伦理建设提出建议,让更多企业及企业家意识到现代儒商精神对企业伦理建设的重要作用,不忘建立企业的初心,牢记为员工、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使命,为最终为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环境贡献应有的力量。
郑称德,钟海连[5]（2019）在《儒家思想核心理念及其因果关系研究:后民族志方法》文中指出近年来,儒家思想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现有研究还存在儒家思想核心理念引用不准确、量表不能真实反映儒家价值观等问题。为了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对儒家思想体系简明而清晰的理解,帮助他们使用正确的儒家思想理念并构建出反映儒家思想本质的量表,本文应用后民族志方法,对研究儒家思想的67篇文献进行质性分析,总结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因果关系,并给出了各核心理念的层次化维度。
刘甲朋,吴小平[6]（2019）在《新儒商的界定及其特征》文中指出近年来,新儒商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而其科学界定和基本特征是进行相关研究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新儒商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逐步涵育生成,将儒家伦理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一定的文化知识素养。他们注重诚信德行、人文关怀、和谐经营,倡导经世济民,儒化色彩较为浓厚;新时代赋予新儒商鲜明的现代表征,形成了由新素质、新观念构成的新内涵,集中体现了新儒商的内在特质。
李万利[7]（2019）在《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做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微观基础。企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供给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因此,唯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才能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现有研究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政府补贴和高管个体特质等多个视角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契约经济学视角考察企业创新面临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动力机制,却忽视了社会文化等隐性价值规范对创新主体决策偏好和策略选择可能产生的作用。文化通过嵌入高管认知与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融入决策过程,并最终体现在企业策略选择和经营后果之中。对中国社会而言,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传统文化符号。但长久以来,针对儒家文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双方均缺乏严谨的理论剖析和经验证据支持。那么,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究竟有何影响?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儒家文化又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针对这些困惑,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典籍解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揭示了不同制度和组织情境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认知烙印和伦理约束双重视角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进一步论证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三条具体路径,即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以往针对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及政府补贴等多个视角考察影响企业创新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激励机制。与之不同,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构建了“儒家文化、隐性规范与企业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从促进效应和桎梏效应两个维度深入阐释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水平均显着越高。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这意味着,长期儒家文化熏陶留存的“尊知重教”认知烙印有利于塑造企业高管的人才观,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同时,儒家文化的隐性伦理约束也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并降低外部专利侵权风险,进而为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在实践层面,这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2）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探讨了儒家隐性规范与正式制度约束两种不同力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交互影响效应,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在法律环境较不完善、外来文化冲击较弱的地区及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都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与组织行为决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法律和产权制度情境及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国际背景,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考察了法律环境、产权性质及外来文化冲击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环境越不完善,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儒家文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更强;而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冲击则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与传统文化两种不同力量创新影响效应及交互关系的理解,也为全面理解儒家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价值提供了一个真实场景。（3）将企业组织情境嵌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不同企业特征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越大,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企业创新活动不仅受制于外部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约束,还会受到企业内部组织情境的影响。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前景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当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较大时,经营者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突破现有制度和文化框架,激发战略变革或冒险创新动力。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组织情境纳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期望落差越大或市场竞争越激烈,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即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且当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充足时,两者的弱化作用表现越明显。以上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文化的创新效果及其边际作用条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企业创新决定因素的理论认知。（4）沿袭“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成果转化”逻辑链条,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并通过创新渠道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完整的创新活动包括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成果转化三个方面,但以往文献大都仅从研发投入或专利产出单一维度来考察企业创新的某一环节,这难以反映创新活动的全貌。与之不同,本文将儒家文化、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企业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越高。同时,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专利产出对未来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也越大,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最终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且部分是通过创新渠道实现的。上述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儒家文化影响企业整个创新过程作用效果的理解,也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视角,并为有效缓解我国技术创新领域面临的“高投入低产出”及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等难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参考。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本文突破传统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这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并为“文化与金融”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独特知识和经验证据。实践层面,本文首次揭示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这不仅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邓妍[8]（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磊[9]（2018）在《儒家思想在YS公司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晶,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一直都是古代统治者治国的重要思想工具。儒家思想既然在古代可以用作统治者治理天下、管理臣民的重要思想依据,那么不禁引起我们的反思,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究竟会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本文在对儒家思想中积极部分的管理内涵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以YS公司为例,结合YS公司在当前信息安全创新业务上的发展和市场开拓等公司管理实际情况,探索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本篇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有关儒家思想及其管理内涵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概括介绍儒家思想,进一步通过探讨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从中提炼出儒家思想的管理内涵,并研究如何将其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并进行应用。第三部分则是建立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根据前两部分所讨论的儒家思想及其管理内涵,选取YS公司为例,进行实践分析。在介绍YS公司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YS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则将理论基础与案例相结合,通过对现实中企业运行管理模式的探讨,将儒家管理思想建模运用,以此来达到优化YS公司人资管理、创新管理、文化管理、销售管理等的目的。第五部分则主要是对木课题的讨论进行一个总结,并论述通过木文研究得到的启示和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木论文立足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积极部分,结合现实中企业进行探讨,力求为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的创新推动提出一点有益的想法。
梁林军[10]（2018）在《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深入、专业的思想以及突出的事功,张謇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是其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却是一以贯之,即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謇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认为这是国强民富的根本之道。张謇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民族危机不同于王朝更迭,也不同于太平军、捻军叛乱,而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和根本破坏,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这也并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武装军队就能解决的,中国必须要革新社会,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建立并全面发展实业,真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进行民族之间的竞争。张謇是开放、包容、革新的儒家,他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博取而精择之”;同时他又认为中学为立身始基,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反对全盘西化或言必称西化。面对西方工业化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张謇抓住中华振兴的核心问题——工业化,并且舍身饲虎,投身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无数新路。张謇的探索说明,儒家并不阻碍工业化,也能学习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甚至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学思想发展有深入研习,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状元。张謇认同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深受桐城派大师的影响,从文风、学脉方面讲应归于桐城派。张謇入募庆军多年,跟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参与平叛朝鲜,从军经历增益了张謇的男儿血性和担当意识。张謇认同明清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问、气节和品格,深受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于王夫之,张謇也有研习;对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湘军,张謇更是佩服有加,他认为这是近世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代表和巅峰,后人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张謇重视学,更看重学以致用,学习就是要服务百姓、改造社会,而不是坐而论道、高谈阔论。张謇认为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儒学应该治实用的学问,并将实用的学问用于实用的事业。士人必须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责任,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埋头做对社会、民生无益的学问。张謇最终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教育,源于其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也根植于其宏大的儒商理想,即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以及地方自治。张謇秉承儒家思想,虽然“术”与“道”有天然的区分和隔离,但是它们也有必然的渗透和相互作用。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常常引用儒家经典进行说明,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无时无刻不影响其商业的具体运行。对于《周易》,张謇用力颇深,在完成周易研究专着的同时,他对易经的学术史也深有体会,认同朱子的《周易本义》的相关阐释。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取名源自于易经,深刻反映了《周易》的仁爱与民本思想。张謇实业救国的核心主张就是“父教育、母实业”,以父母关系比喻,也充分体现了易经的阴阳和合观念。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比较注重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的适时调整,这与易经饱含的通经合变思想有本质性的联结。张謇一直倡导的“棉铁主义”也与易经中刚柔相济的思想相通。张謇对于儒家的礼学思想着实重视,在乱世之中,这种倾向有增无减。张謇提倡礼学更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社会混乱,人们价值观缺失,六神无主。在具体的商业运行中,张謇比较注重商业市场中的“礼”,即商业竞争需要有序,不能恶意竞争,最终害人害己。在企业的管理中,张謇提倡“以严为轨”,主张严格管理。张謇崇尚中庸之道,认为圣人之道即中道,且“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人只要尽人道、尽职守,同样可以入圣人之域。区别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謇提出“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实质上对儒家义利思想在工业化背景下有积极的发展和创新。从“取”到“生”,从“小利”到“大利”,本质上是张謇看重儒家应该对社会整体财富有所创造。张謇认为,遇到利益鉴定或分配困惑时,应把握“裁利于义”的原则,即用“义”来裁量、裁定利益,解决何利可取、应取多少的问题。张謇也注重区分“公利”和“私利”的区别,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公利,对社会、民生有所助益。张謇在利益分配上,受西方现代企业思想影响,肯定合理的利益报酬,同时他也始终坚持“以劳取利”,厌恶并不耻不劳而获的商业模式和行为。张謇注重人的诚信和企业的信用,提出“忠信笃敬”的四字原则,具体体现在其信用观和用人观中。张謇认为商业成功的法门不外乎“勤苦简朴”,其中他尤其注重节俭之美德。中国在商业上处于混沌迷茫、一穷二白的阶段,张謇认为中国的商人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一定的合力。张謇的儒商商道至今仍有深刻的内涵和魅力,究其根本在于合理地处理官商关系。张謇创造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组织形式臃肿、效率低下之时,在观念陈旧、政府禁锢森严的历史环境下,开辟了民营企业的商道模式。张謇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行业的选择、利益的分配等重大问题上,有深思熟虑的考虑,因此张謇的商道观念和精神于今天仍有极强的榜样价值。如果按照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标准,张謇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主要、关键的企业家精神指标,张謇都符合并有一定超越。张謇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仁爱、奉献、勤俭、自强、务实等儒商精神与工业文明并行而不悖,甚至是非常好的补充和融合,这些精神在今天价值有更高的凸显。如果理性地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弊病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张謇的儒商思想和实践表明,儒家宝贵的道德伦理资源可以与工业化有更好的磨合和融通。张謇是中国儒商的典范,是儒家圣人在商界,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难以逾越的巅峰。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其可贵的实业实践,也应该细致考量他的思想构建和远见卓识。
二、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1）儒商精神视角下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初创企业绩效的研究综述 |
| 2.1.2 关于儒商精神的研究综述 |
| 2.1.3 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综述 |
| 2.1.4 儒商精神、企业文化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
| 2.1.5 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创业成长理论 |
| 2.2.2 儒商精神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2 影响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问题分析 |
| 3.2.1 创业领导者创业精神、创业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
| 3.2.2 忽视企业精神激励机制,激励手段单一化 |
| 3.2.3 企业文化建设观念淡薄,员工整体素质较低 |
| 3.2.4 企业凝聚力较弱,功利性思想较重 |
| 3.2.5 缺乏完整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建设停留在表面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模型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儒商精神对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
| 4.1.2 儒商精神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
| 4.1.3 企业文化对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
| 4.1.4 企业文化的中介作用 |
| 4.2 研究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样本选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儒商精神视角下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的度量 |
| 6.1.1 儒商精神的测量 |
| 6.1.2 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测量 |
| 6.1.3 企业文化的测量 |
| 6.1.4 控制变量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1 初创企业调查者基本信息 |
| 6.2.2 初创企业基本信息 |
| 6.3 量表信度分析 |
| 6.3.1 儒商精神量表信度分析 |
| 6.3.2 创业绩效量表信度分析 |
| 6.3.3 企业文化量表信度分析 |
| 6.4 量表效度分析 |
| 6.4.1 儒商精神量表效度分析 |
| 6.4.2 创业绩效量表效度分析 |
| 6.4.3 企业文化量表效度分析 |
| 6.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6 相关性分析 |
| 6.6.1 儒商精神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相关性分析 |
| 6.6.2 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相关性分析 |
| 6.6.3 企业文化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相关性分析 |
| 6.7 回归分析 |
| 6.7.1 儒商精神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
| 6.7.2 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回归分析 |
| 6.7.3 企业文化与初创企业创业绩效回归分析 |
| 6.7.4 企业文化的中介作用 |
| 6.8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6.9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儒商精神层面的建议 |
| 7.2.2 企业文化层面的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2）基于儒商文化的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 |
| 2.1 企业文化的概念及层次 |
| 2.1.1 企业文化的定义 |
| 2.1.2 企业文化结构 |
| 2.1.3 企业文化功能 |
| 2.2 儒商文化的概念及特征 |
| 2.2.1 儒商的概念 |
| 2.2.2 儒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
| 2.3 本章小结 |
| 3 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M银行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
| 3.1.1 M银行简介 |
| 3.1.2 企业基本业务及发展战略 |
| 3.2 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
| 3.2.1 M银行精神文化建设现状 |
| 3.2.2 M银行制度文化建设现状 |
| 3.2.3 M银行物质文化建设现状 |
| 3.3 基于儒商文化视角的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问题 |
| 3.3.1 精神文化建设内涵有待丰富 |
| 3.3.2 制度文化导向有待优化 |
| 3.3.3 物质文化载体偏重形式 |
| 3.4 本章小结 |
| 4 儒商文化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驱动因素分析 |
| 4.1 儒商文化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外部驱动因素分析 |
| 4.1.1 服务实体经济的天然职责需要银行确立共赢发展理念 |
| 4.1.2 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需要银行建立科学的“义利观” |
| 4.1.3 金融科技颠覆传统商业模式需要银行树立“创新文化” |
| 4.1.4 地理位置决定地方性银行须融入“地缘文化” |
| 4.2 儒商文化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部驱动因素分析 |
| 4.2.1 战略转型的内在需要 |
| 4.2.2 人本管理的内在需要 |
| 4.3 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儒商文化优势及挑战分析 |
| 4.3.1 有助于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 |
| 4.3.2 有助于提升企业组织管理水平 |
| 4.3.3 儒商文化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挑战分析 |
| 4.4 QL银行儒商文化应用实践案例分析 |
| 4.4.1 QL银行儒商文化应用案例 |
| 4.4.2 QL银行儒商文化应用效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M银行儒商文化建设对策与配套保障机制 |
| 5.1 儒商文化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
| 5.1.1 儒商文化融入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
| 5.1.2 利用儒商文化丰富核心价值观 |
| 5.1.3 利用儒家文化优化制度设计 |
| 5.1.4 创新物质文化载体传播儒商文化 |
| 5.2 配套保障举措 |
| 5.2.1 优化事业部银行组织结构 |
| 5.2.2 创造民主氛围关爱员工成长 |
| 5.2.3 开展合规教育提升员工职业道德 |
| 5.3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未来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儒商的概念 |
| 1.2.2 义利观的概念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来源 |
| 2.1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政治背景 |
| 2.1.2 经济背景 |
| 2.2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思想来源 |
| 2.2.1 孔孟荀的义利观 |
| 2.2.2 董仲舒的义利观 |
| 2.2.3 程朱理学的义利观 |
| 2.2.4 颜元的义利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内涵 |
| 3.1 明清时期儒商商帮的主要派别 |
| 3.1.1 徽商 |
| 3.1.2 晋商 |
| 3.1.3 苏商 |
| 3.1.4 浙商 |
| 3.2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
| 3.2.1 以义为先义利并举 |
| 3.2.2 以义取利利缘义取 |
| 3.2.3 义利兼备德能并重 |
| 3.2.4 以利制义济世好公 |
| 3.3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特点 |
| 3.3.1 道义与利益紧密关联 |
| 3.3.2 约束对象为商业活动 |
| 3.3.3 强调实践性反对空谈 |
| 3.3.4 同时兼顾公利与私利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
| 4.1 以义为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源 |
| 4.1.1 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
| 4.1.2 加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4.1.3 引导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向 |
| 4.2 蹈义取利是约束现代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则 |
| 4.2.1 完善合作经营的商业模式 |
| 4.2.2 培养重视契约的商业道德 |
| 4.2.3 营造良好诚信的商业环境 |
| 4.3 以利制义是加强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的价值导向 |
| 4.3.1 引导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
| 4.3.2 提升企业家道德责任观 |
| 4.3.3 加强诚信守信经营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基于现代儒商精神的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目的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现代儒商精神及企业伦理概述 |
| 2.1 现代儒商精神的传承以及基本内涵 |
| 2.1.1 传统儒商精神的形成 |
| 2.1.2 传统儒商精神的基本内涵 |
| 2.1.3 现代儒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
| 2.1.4 现代儒商精神的时代特征 |
| 2.2 企业伦理概述 |
| 2.2.1 企业伦理的基本概念 |
| 2.2.2 企业伦理的形成及特征 |
| 2.3 现代儒商精神对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借鉴意义 |
| 2.3.1 “以人为本”有助于完善企业责任伦理和人际伦理建设 |
| 2.3.2 “义利共生”有助于提升企业职业伦理水平 |
| 2.3.3 “无信不立”有助于规范企业行为和职业伦理制度 |
| 2.3.4 “合作共赢”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企业伦理环境 |
| 第3章 现代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成就、问题以及原因 |
| 3.1 现代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成就 |
| 3.1.1 伦理建设意识逐渐增强 |
| 3.1.2 形成初步的伦理规范体系 |
| 3.1.3 企业文化建设逐渐完善 |
| 3.2 现代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问题 |
| 3.2.1 企业伦理建设中忽视“人”的因素 |
| 3.2.2 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感淡漠 |
| 3.2.3 企业文化重硬件轻软件建设 |
| 3.3 现代中国企业伦理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3.1 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缺失 |
| 3.3.2 企业伦理建设缺乏制度保证 |
| 3.3.3 企业伦理建设缺乏社会监督 |
| 第4章 运用现代儒商精神构建中国企业伦理的路径 |
| 4.1 加强企业内部伦理建设 |
| 4.1.1 加强企业儒商文化建设 |
| 4.1.2 发挥企业党组织作用 |
| 4.1.3 加强儒商型企业家队伍建设 |
| 4.2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
| 4.2.1 政策激励 |
| 4.2.2 法规约束 |
| 4.2.3 典型示范 |
| 4.3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
| 4.3.1 大众参与 |
| 4.3.2 媒体监督 |
| 4.3.3 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儒家思想核心理念及其因果关系研究:后民族志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后民族志方法 |
| 四、儒家思想核心理念及其相互关系 |
| (一)“仁、义、礼、智、信”及相互关系 |
| (二)君子及其与儒家价值观关系 |
| (三)和谐与内圣外王 |
| 五、结论与启示 |
（6）新儒商的界定及其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新儒商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三、“新儒商”的界定 |
| (一)“新儒商”的内涵 |
| 1．基本素质 |
| 2．核心价值观 |
| (二)“新儒商”的外延 |
| 四、“新儒商”的特征 |
| (一)浓厚的儒化色彩 |
| 1．以德经商 |
| 2．以人为本 |
| 3．以和为贵 |
| 4．重诚守信 |
| 5．经世济民 |
| 6．注重亲情 |
| (二)鲜明的现代表征 |
| 1．时代新 |
| 2．内涵新 |
（7）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
| 2.1.2 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 |
| 2.1.3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
| 2.1.4 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2.1.5 高管个体特质与企业创新 |
| 2.2 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 |
| 2.2.1 文化与投资者保护 |
| 2.2.2 文化与企业财务决策 |
| 2.2.3 文化与公司治理 |
| 2.3 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3.1 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3.2 儒家文化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 |
| 2.3.3 儒家文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3.1.2 代理理论 |
| 3.1.3 高阶理论 |
| 3.1.4 烙印理论 |
| 3.1.5 文化冲突理论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企业创新整体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3.2.2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 |
| 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儒家文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促进效应假说 |
| 4.2.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桎梏效应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儒家文化的测度 |
| 4.3.3 企业创新的度量 |
| 4.3.4 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总体效应检验 |
| 4.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渠道效应检验 |
| 4.4.4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儒家文化、法律环境与企业创新 |
| 5.2.2 儒家文化、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 |
| 5.2.3 儒家文化、外来文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法律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组织情境的调节作用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 |
| 6.2.2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 |
| 6.2.3 基于不同资源冗余状态下的比较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业绩反馈压力的测度 |
| 6.3.3 市场竞争威胁的测度 |
| 6.3.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业绩反馈压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市场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4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5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6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效率 |
| 7.2.2 儒家文化、专利产出与企业经营绩效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7.3.3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3 儒家文化对专利产出业绩提升功能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4 儒家文化与企业绩效:基于创新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性检验 |
| 7.5.1 基于外部法律环境的进一步检验 |
| 7.5.2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进一步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活动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9）儒家思想在YS公司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
| 2.1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及其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
| 2.2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
| 3 YS公司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
| 3.1 YS公司基本情况 |
| 3.2 YS公司管理现状 |
| 3.3 YS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 应用儒家思想优化YS公司的管理 |
| 4.1 YS公司人资管理的改善 |
| 4.2 YS公司创新管理的改善 |
| 4.3 YS公司文化管理的改善 |
| 4.4 YS公司销售管理的改善 |
|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启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当儒学遭遇工业化 |
| 二、旧道德与新知识:张謇的回应 |
| 三、言商仍向儒:儒商张謇 |
| 第二节 张謇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一、张謇研究的回顾 |
| 二、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简析 |
| 第三节 本文的旨趣与结构 |
| 一、主题和框架 |
| 二、资料及其说明 |
| 三、研究工具和方法 |
| 第一章 张謇的士人精神与儒商理想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 一、师承 |
| 二、随军 |
| 三、科考 |
| 四、经世致用 |
| 第二节 士人担当 |
| 一、儒家信徒 |
| 二、学以致用 |
| 三、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 |
| 第三节 张謇的儒商理想 |
| 一、实业救国 |
| 二、教育兴邦 |
| 三、村落主义与地方自治 |
| 第二章 实业与儒家思想 |
| 第一节 张謇与易学思想 |
| 一、张謇与《周易》 |
| 二、大生集团与“生生之谓易” |
| 三、商业经营与通经合变 |
| 第二节 礼学思想与企业经营 |
| 一、张謇与礼学思想 |
| 二、商业礼让与利导整齐 |
| 第三节 中庸思想及其实业应用 |
| 一、圣人之道即中道 |
| 二、人尽人道 |
| 第三章 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大利不言”的义利观 |
| 一、裁利于义 |
| 二、公不自利 |
| 三、以劳取利 |
| 第二节 “忠信笃敬”的诚信观 |
| 一、忠信笃敬的信用观 |
| 二、笃实安分的用人观 |
| 第三节 “勤苦俭朴”与成功法门 |
| 一、勤苦俭朴 |
| 二、俭德 |
| 三、聚力合群 |
| 第四章 张謇的儒商商道与儒商精神 |
| 第一节 商道与官商关系 |
| 一、绅领商办 |
| 二、官商关系 |
| 三、张謇的商道 |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与儒商精神 |
| 一、张謇与企业家精神 |
| 二、张謇的儒商精神 |
| 第三节 儒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 |
| 一、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 |
| 二、资本主义精神 |
| 三、张謇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商精神视角下初创企业创业绩效研究[D]. 隋斐雪. 济南大学, 2020(01)
- [2]基于儒商文化的M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研究[D]. 赵雪芬.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5)
- [3]明清时期儒商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D]. 朱郭钰.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4]基于现代儒商精神的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研究[D]. 姜振华.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儒家思想核心理念及其因果关系研究:后民族志方法[J]. 郑称德,钟海连. 中国文化与管理, 2019(02)
- [6]新儒商的界定及其特征[J]. 刘甲朋,吴小平. 中国文化与管理, 2019(02)
- [7]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D]. 李万利. 重庆大学, 2019(05)
-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9]儒家思想在YS公司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 蔡磊. 云南大学, 2018(01)
- [10]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D]. 梁林军. 武汉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