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年第3卷 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武超[1]（2021）在《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伟[3]（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指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王彦祥[4]（2019）在《新世纪中国索引编纂与研究述评（下）——基于2000—2017年索引成果的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承袭上篇之定量分析研究,针对新世纪以来（2000～2017年）中国索引编纂和研究进行具体而翔实的定性分析研究。在结构布局上,从索引理论、索引编纂、索引技术和索引软件、索引历史与文化、索引评价与利用、索引标准与索引国际化等六大索引研究领域进行成果分析和概括。在具体内容铺陈上,索引理论研究涉及索引理论发展创新、索引理论研究与社会服务、张琪玉索引理论研究梳理、索引理论代表性观点总结等内容;索引编纂研究从文献类型角度分别探究年鉴索引、地方志索引、古籍索引、图书索引、期刊索引的研究成果,并就专题和主题索引研究与索引编纂数量相背离、标引技术研究成果偏少亟需加强、索引编纂流程归纳成为研究薄弱点等方面,指出索引编纂研究的特点和不足;索引技术和索引软件研究方面总结出新技术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多途径探讨索引编纂新技术新方法,探索利用相关软件进行索引辅助编制,多方面长时间开展中文索引软件开发,中国索引软件研发跟进时代发展等若干成果和特性;索引历史与文化研究包括对第一次索引运动梳理和讨论、对中国索引发端和索引之乡的研讨与争论、对平保兴索引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回顾、对中国索引学会引领索引事业进行归纳总结;索引评价与利用研究概括出该领域的聚焦点、引文索引研制及其评价应用、国外索引系统推介与科学评价应用等几个方面;索引标准与索引国际化研究则梳理了中国索引标准研究与制订历程、索引国际化讨论与践行、中国索引界努力步入世界索引舞台中心等问题。在最后结论中,通过五大标志性特征阐明中国索引研究已全面走向世界,研究水平和质量稳定提升,索引编纂和研究已形成核心力量,并列举出中国索引编纂和研究的十大标志性成果、十大索引编纂核心作者、十大索引领域核心研究者,以及中国索引研究核心载体和核心出版机构,以供研究者参考借鉴。
谢玮[5]（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陈广华[6]（2018）在《李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
梁德学[7]（2017）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文中研究表明在近现代东北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也因之成为近现代东北报人的主体。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影响基本形塑了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大体形态。中国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由于日本侵占该地区长达四十年（1905-1945）,此间日人报刊一家独大且数量可观,租借地内的公共舆论完全为日人报纸独占,这里也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从未真正出现过近代国人报刊的商业繁盛地区。在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45年,历37年,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报章言论和新闻叙事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精神,在传播和建构殖民文化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国人的精神抵抗也一直保持着、继续着。他们利用有限度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以《泰东日报》为阵地,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解构”。本文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并将星散于各类既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存在错讹的史料加以甄别,从细微处发现线索,从最基础的人物发掘、名姓考辨、生平梳理入手,力求能够严谨、准确地摹画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基本“样貌”。以此为前提,深入探究《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传播传统文化、建构或解构殖民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殖民处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本文开篇为绪论,介绍了本次研究缘起、界定了相关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对历史分期和所用史料做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证了近代关东州报业概况与《泰东日报》概况（包括报人群体概况）,藉此为后续章节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文核心章节,进入有关《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具体研究:第三章研究金子雪斋主持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涉及中国报人如何形塑《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私谊网络与公共网络、对爱国运动的声援、此时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等;第四章主要关注转折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的活动情况;第五章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转型、话语风格的“突变”、新闻业务能力的呈现等;第六章主要考察战时新闻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公共言论表达、文人心态及表现、战争时期的家国认同等;第七章为全文末章,考察日本战败初期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由于相关史料匮乏,本文仅能依据史料实际保存情况结构第三至第七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前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与结构合理性。此一点,是本次研究的缺陷之一,也是一种无奈。研究发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报章文字中蕴含着极为隐晦、复杂的民族情感——他们承受着殖民压抑,却始终无法割断民族性。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远比后人想象的情形远为复杂。首先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业务水准和职业认知;其次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为关东州华人同胞声张权益所作的努力;三是几代《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关东州租借地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状况,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其精神世界异常复杂。概而言之,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无法摆脱某种“原罪”。然而,当尽量避开政治与道德评判所带来的干扰,从其写作或编辑的浩繁文字中去捕捉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时,我们发现,他们竟如此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阴暗的历史时空。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日人共事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
高传峰[8]（2016）在《新文学的反动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共有三股力量,分别是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文人、“学衡派”和后期“甲寅派”。长期以来,在新文学史上,他们是以守旧、落后的面目出现的。人们对他们给予的关注远远不够。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国学热”,人们在这时才开始真正关注“学衡派”。《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的出版让人们对“学衡派”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学衡派”已经倾注了较多的关注,涌现出了诸如沈卫威、高恒文等好几位“学衡派”研究专家,但是“学衡派”的研究却还有很多不足。同时,“学衡派”只是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力量中的一支,对于林纾等旧派文人以及后期“甲寅派”这两支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学界仍然是忽视了。本文关注的即是整个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笔者试图对其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回顾。如果说一开始林纾反对新文学是被动应战的话,那么后来“学衡派”、后期“甲寅派”的活动则是主动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笔者在论述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过程中,选择了反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三个重要年份,即1919年、1922年、1925年。1919年,林纾与新文学阵营的对垒胜负分明,林纾败局注定。整个中国旧文学的堡垒,也从这一年开始土崩瓦解。1922年,聚集在南京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骗等“学衡派”核心成员,出版了第一期《学衡》。以《学衡》为中心,“学衡派”之反新文学运动持续了十余年之久。1925年,章士钊再次恢复了《甲寅》,即《甲寅》周刊。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运动由此拉开帷幕。笔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分别以这三个年份为中心,叙述了各股反新文学运动力量的相关重要活动。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各股力量是分散的,他们彼此之间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也没有真正的交集。但是,他们都站在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三股力量又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同属于一个阵营。中国反新文学运动不应该被完全否定,文学史需要给予其重新的评价和定位。
陈安梅[9]（2016）在《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说唱文学,也叫讲唱文学,是说唱艺术的文学底本。根据《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曲艺通史》以及其他相关的中国说唱文学资料说明,唐代变文,宋元时期的说话伎艺,包括讲史和平话,说经和商谜,金代的诸宫调等等,明代的弹词、说唱词话、鼓词、宝卷和道情等,清代的评话与评书、时调小曲,民国时期的弹词与评话等都从属于说唱文学这一类别。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上,对说唱文学的历史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这与说唱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口耳传承的特点,致使文本的文字留存较少,没有足够重视的资源有关,也与其通俗性的特点有关。所以中国古代开始长期不重视说唱文学,官方基本不收藏,唐代以前保存的说唱文学资料很少。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因为文化观念差异,从唐代以来有一种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官方和私人重视收藏各种资料,所以日本收藏了不少中国说唱文学资料。现代很多着名的说唱文学文本,实际上都是近代以来从日本“回流”或者又传播回中国。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等都是在日本发现,终于辗转传回中国。如果没有找到并传回来这些作品,那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说唱文学史等都会有些缺憾。十九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欧洲文学界的思潮和文学史观被介绍到日本,对日本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研究界里,以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1912年）为首,产生了中国通俗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王国维发表了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名着《宋元戏曲史》（1915）之后,日本的汉学研究界马上做出了反映,盐谷温发表了戏剧、小说研究史上的名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8）。在中国本土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俗文学资料,开始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对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日本的专家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说唱文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影响和带动了新一辈学者。在老一辈和新一代日本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整理和研究进入了新的一个历史时期。传播作为文献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献传播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涉及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指的是文献传播。其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收藏、翻译、出版、研究文章以及改编为戏剧影视等内容。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战略的当今社会,通过多侧面、多视角的探索和审视,较完整、系统地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问题,引导人们掌握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情况,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收藏和研究,故本文主要对变文、说经讲史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诸宫调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宝卷、弹词、木鱼书、鼓词、子弟书、平话和拟话本“三言二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文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明确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过分析国内和日本的研究现状,明了研究意义。概括和总结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第二章主要论述变文在日本的传播概况。在“敦煌变文的传播主体”章节中分析了探险队、记者和学者作为敦煌变文的主要传播载体的作用。在“敦煌变文在日本的研究”章节中对狩野直喜等老一辈和荒见泰史等新一代学者的变文研究做了一个梳理。在“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部分中,主要从《目连记变文》和《王昭君变文》与日本的变文故事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第三章主要讨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日本宽保3年（1743）年高山寺普贤院主持照谷在曝晒书籍时发现了海内外孤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两部作品历经周折后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和茶之水图书馆所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影印本、排印本、手抄本和各专家学者的论文着作,还出现了由太田辰夫和志村良治翻译的日译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志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概况。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发掘出了《刘知远诸宫调》残本。狩野直喜第一次把这一文献公之于众,并断言“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从而启示了研究的方向。青木正儿对这一文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于1932年在《支那学》六卷二期上发表了《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比较全面地探索了这一诸宫调的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田中谦二的指导下,高桥繁树等负责完成了日本学界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集大成研究着作--《<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研究》。《天宝遗事诸宫调》在日本的研究没有像前两部作品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所以至今的研究尚处于荒芜地带。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日本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的状况。中国宝卷的由于日本学界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起步时间相对较晚,适值中日两国关系经历坎坷,曾经影响文化交往。所以中国学术界对宝卷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还缺少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本文从“日本二战前后的宝卷搜集、整理和研究”“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研究与整理”和“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对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出日本收藏和研究宝卷的特点。通过分析中日宝卷研究格局的差异,给国内宝卷研究提供新的启迪和帮助。第六章主要论述弹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弹词”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辞书中,是在1912年（大正元年）由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中,而在日本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沧田淳之助的“弹词考”一文。本文从研究、收藏、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舞台媒介和学术交流方面主要介绍了苏州弹词和日本的交流情况。第七章主要归纳了日本收藏木鱼书的情况。木鱼书作为粤方言诗赞系学唱文学,底子里是更加重视节奏感的,因此从伴奏乐器的构成这一基本判断标准来说,木鱼书并不能算是“弹词”之一种①。根据这一观点,本文把木鱼书和弹词分开另做一章进行论述。老一辈和新一代学者的努力是促进木鱼书收藏和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木鱼书在日本的公私收藏情况是本文的重点。第八章主要对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由于受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手段的限制,此部分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整理。第九章对平话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平话亦称作评话,流传在世的作品很多。本文除了介绍日本对话本小说的基本收藏情况之外,主要通过对《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三言二拍”作品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得出其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第十章通过以上八章分析掌握的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概括出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从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日本学者的游学等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学者藏书的售卖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学者的努力、政府财力的支持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说唱文学东传日本的主要特点及其促进其传播的几个重要因素。第十一章列举了还未引起日本学者重视的唱本、时调小曲、莲花落等其他说唱文学样式的收藏情况。
周海燕[10]（2015）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三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年第3卷 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年第3卷 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李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李济生平与治学背景 |
| 第一节 李济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李济的治学背景 |
| 第三节 李济的早年学业与志向 |
| 一、早年国内学业 |
| 二、留学美国 |
| 第二章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李济的考古生涯 |
| 第一节 西阴村遗址发掘 |
| 一、发掘经费与组织 |
| 二、发掘过程与结果 |
| 第二节 殷墟与城子崖 |
| 一、殷墟与城子崖发掘历程 |
| 二、殷墟发掘成果 |
| 三、殷墟研究成果 |
| 第三章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的考古人类学思想 |
| 第一节 李济的考古学思想 |
| 一、考古学术语体系的构建尝试 |
| 二、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探索 |
| 三、点线面结合,建设多样化的考古学 |
| 第二节 李济的人类学思想 |
| 一、人类学立场与观点 |
| 二、心理学、双语互证、人类学三者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人类学的研究探索 |
| 第三节 创建中国现代器物学的基础 |
| 一、对待器物的科学态度 |
| 二、进化论影响下的器物分类 |
| 三、器物纹饰研究 |
| 第四章 “考古学中的历史感”:李济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正当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全新的史料观 |
| 第三节 史学方法 |
| 第四节 史学境界 |
| 第五节 中国上古史重建之路 |
| 一、古史重建的学术背景 |
| 二、利用考古学重建古史 |
| 三、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 |
| 第五章 “让科学在中国生根”:李济的科学情怀 |
| 第一节 道森氏·晓人案件 |
| 第二节 李约瑟之间与科学思想的推进 |
| 一、中国的固有文化里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 |
| 二、如何推进科学思想 |
| 三、以身作则推进科学 |
| 第六章 李济的治学特色 |
| 第一节 李济谈治学 |
| 一、开阔包容的学术视野 |
| 二、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 |
| 第二节 李济治学特色 |
| 一、历史叙事中的实证与想象 |
| 二、多学科综合的科际整合 |
| 三、专精与广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7）《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人 |
| 二、日人报纸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泰东日报》报史与报人研究 |
| 二、近现代东北国人“国家认同”研究 |
| 第四节 分期与史料 |
| 一、历史分期 |
| 二、所用史料 |
| 第一章 关东州：日人在华办报的区域样本 |
| 第一节 日文报纸出现及相互竞争 |
| 第二节 英文报纸创办与经济类报纸兴起 |
| 第三节 日人对关东州中文报业的垄断 |
| 第四节 日本战败与日人报业退场 |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及其报人群体概述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概述 |
| 第二节 《泰东日报》报人群体概述 |
| 一、日本报人群体 |
| 二、中国报人群体 |
| 第三章 1908-1925：金子雪斋时代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 |
| 第一节 初代社长金子雪斋对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奠定 |
| 一、金子雪斋其人 |
| 二、经营《泰东日报》的风格与特征 |
| 三、予以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思想根源 |
| 第二节 创刊初期《泰东日报》中国人员考述 |
| 第三节 傅立鱼入社与《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的形成 |
| 一、关于主持笔政时间的考证与辩误 |
| 二、报章言论与中日“亲善”观 |
| 三、主持笔政期间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
| 四、在报纸“华人风骨”形成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私谊网络与公共交往：中国报人的聚合及组织化 |
| 一、私谊网络 |
| 二、公共交往 |
| 第五节 中国即“吾国”：中国报人与《泰东日报》国家认同 |
| 一、“中国认同”之表征 |
| 二、“中国认同”之成因 |
| 第六节 对爱国运动的同情与声援：以五卅报道为例 |
| 一、呈现沪案的论调、样态与策略 |
| 二、无法回避的“正凶”——日本 |
| 三、对东北爱国群众运动的声援 |
| 第四章 1925-1931：转折期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活动 |
| 第一节 金子雪斋离世后中国报人生存境况 |
| 第二节 关东州本土第一代职业报人退场：以毕乾一为中心 |
| 一、毕乾一报人生涯概述 |
| 二、入社初期的“游戏文字” |
| 三、报章言论与文学作品中的“省籍”意识 |
| 第三节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前后地下党报人的活动与影响 |
| 一、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建立前非采编人员的党团活动 |
| 二、创建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的核心力量 |
| 三、编辑局长陈涛及其所网罗的中共报人 |
| 四、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呈现 |
| 五、“普罗文学”的有益尝试 |
| 第四节 国民党报人在《泰东日报》的活动 |
| 第五章 1931-1937：中国报人对日立场“转变”与新闻业务领域拓展 |
| 第一节 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历史转型 |
| 第二节 殖民话语转向：以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 |
| 一、“他者叙事”与“殖民话语” |
| 二、他者叙事的权力逻辑 |
| 三、呈现“他者”的方式选择 |
| 四、难以调和的叙述冲突 |
| 五、失真的“他者”形象 |
| 第三节 到“宗主国”去：中国报人的日本之行及游记 |
| 一、中国报人访日活动概述 |
| 二、吕仪文、李永蕃及毕殿元的访日之行 |
| 三、访日行记中的多重隐喻 |
| 第四节 以社会新闻为特色的本埠新闻采编活动 |
| 一、中国报人本埠社会新闻采编活动概述 |
| 二、“大连摩登”：中国报人记录下的殖民都会图景 |
| 三、从社会新闻采编管窥中国报人职业素养 |
| 第五节 在副刊繁盛期：毕殿元与他主编的五种副刊 |
| 一、从《儿童》入社 |
| 二、彰显“健康美”的《体育双周》 |
| 三、《文艺》及其衍生的《文艺周刊》与《群星》 |
| 第六章 1937-1945：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灰暗时代 |
|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生存境遇 |
| 第二节 置身于殖民统治下的公共言论表达 |
| 一、为“宗主国”殖民侵略制造“正义”舆论 |
| 二、战争动员与实用主义“节义观”生产 |
| 三、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体验与传播 |
| 四、质疑殖民当局施政并为华人利益发声 |
| 第三节 殖民霸权与战争阴影下的文人心态 |
| 一、对殖民“宗主国”的畏羡与顺应 |
| 二、“东亚共荣”的欲念与幻想 |
| 三、“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矛盾背后的自我贬抑 |
| 四、傀儡、边缘人与旁观者 |
| 第四节 日治末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 |
| 第五节 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以赵恂九小说创作为中心 |
| 一、作为报人的赵恂九 |
| 二、报人工作之余的小说创作活动 |
| 三、文学书写中的报人印痕与被殖民者精神印记 |
| 第七章 日本战败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 |
| 第一节 重归祖国：“8·15”至停刊期间中国报人活动情况 |
| 一、按苏军指示接管《泰东日报》 |
| 二、参与维持大连地方秩序 |
|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抉择 |
| 第二节 《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彷徨与隐迹 |
| 一、参与创办大连市政府与市委机关报 |
| 二、1946 年后部分报人的“逃离”与隐迹 |
| 结论 |
| 附录：《泰东日报》中国社员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新文学的反动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反新文学运动”概念的提出 |
| 二 “故纸堆”的价值 |
| 三 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中国旧文学的大崩溃 |
| 第一节 林纾与文学革命 |
| 一 文学革命前期林纾与章门恩怨考辨 |
| 二 林纾与新文学阵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的风向流转 |
| 第二节 其他反对派的意见 |
| 一 严复：听其自鸣自止可耳 |
| 二 章太炎：甄明学术,发扬国光 |
| 三 刘师培：保存国粹,昌明国学 |
| 第二章 “学衡派”的聚合 |
| 第一节 地利：由三(两)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南高—东大 |
| 一 南高的前身：三(两)江师范学堂 |
| 二 南高与南高的归并东大 |
| 第二节 人和：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旗帜下 |
| 一 梅光迪与白璧德的相遇 |
| 二 吴宓等人与白璧德的交往 |
| 第三章 《学衡》与“学衡派”的新文化理想及新文学实践 |
| 第一节 《学衡》杂志 |
| 一 《学衡》的作者群 |
| 二 《学衡》的插画 |
| 三 《学衡》的翻译 |
| 第二节 “学衡派”的新文化理想与新文学实践 |
| 一 梅光迪的新文化理想 |
| 二 吴宓的新文学实践 |
| 第四章 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甲寅杂志》与新文学的发生 |
| 一 章士钊早期的办刊(书局)活动 |
| 二 《甲寅杂志》与新文学 |
| 第二节 后期“甲寅派”与新文学 |
| 一 《甲寅》周刊的创办 |
| 二 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化)运动观 |
| 第五章 结语：意义与余绪 |
| 第一节 新文学反动思潮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新文学反动思潮之总结与评价 |
| 第三节 余绪：“学衡派”与后期“甲寅派”的不同命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代表性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传播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概况 |
| 第二章 变文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传播主体 |
| 第二节 变文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三节 变文故事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三章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发现 |
| 第二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日译本 |
| 第四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新雕大唐三藏取法师取经记》在日本的研究 |
| 第四章 诸宫调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刘知远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五章 宝卷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二战前后日本对中国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 第二节 八九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宝卷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
| 第三节 当今日本的中国宝卷整理和研究 |
| 第四节 日本的宝卷收藏与研究路径及其特点 |
| 第五节 中日宝卷研究格局差异与启迪 |
| 附录: 日本所藏宝卷一览表 |
| 第六章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弹词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弹词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三节 舞台媒介等方式的传播 |
| 第四节 弹词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七章 木鱼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木鱼书在日本的收藏 |
| 第八章 鼓词和子弟书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鼓词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 |
| 第二节 子弟书在日本的收藏与研究 |
| 第九章 平话在日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话本在日本的收藏 |
| 第二节 《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在日本 |
| 第三节 《全相平话五种》在日本 |
| 第四节 “三言二拍”在日本 |
| 第五节 平话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特点 |
| 第十章 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特点 |
| 第一节 政治目的下的文化侵略与说唱文学资料东传日本 |
| 第二节 二战前后日本学者的游学、留学、旅行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 |
| 第三节 学者藏书的售卖、捐赠、文库的建立及文献传播技术的进步 |
| 第四节 学者的努力和政府财力的支持 |
| 第十一章 其他说唱文学样式在日本的收藏 |
| 一、时调小曲 |
| 二、唱本 |
| 三、相声 |
| 四、莲花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表 |
（10）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研究 |
| 1.2.2 关于1927-1937年经济发展原因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1.3.2 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 1.3.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 |
| 2 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 |
| 2.1 国内危机:国内分裂混战及其市场失灵 |
| 2.1.1 国内分裂混战 |
| 2.1.2 自然灾害频仍 |
| 2.1.3 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出现 |
| 2.2 国外危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 |
| 2.2.1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 |
| 2.2.2 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 |
| 2.2.3 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 |
| 2.3 理论挑战:凯恩斯主义盛行 |
| 2.3.1 凯恩斯主义形成根源 |
| 2.3.2 中国理论界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
| 2.4 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 |
| 2.4.1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转型 |
| 2.4.2 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的确立 |
| 2.4.3 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 |
| 2.5 小结 |
| 3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 |
| 3.1 政府供给的现代产权制度创新 |
| 3.1.1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 |
| 3.1.2 主要资源保护及所有权的明晰 |
| 3.1.3 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 |
| 3.2 政府强制推动税制金融制度创新 |
| 3.2.1 税制制度改新 |
| 3.2.2 金融制度创新 |
| 3.3 强化科技与引进人才制度 |
| 3.3.1 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 |
| 3.3.2 农业科技制度供给与支持 |
| 3.3.3 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 |
| 3.4 政府协调工商业发展政策 |
| 3.4.1 重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
| 3.4.2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
| 3.4.3 发展对外贸易 |
| 3.5 政府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 |
| 3.5.1 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 |
| 3.5.2 农会制度创新 |
| 3.5.3 支持乡村建设力量发展 |
| 3.6 农村复兴运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 3.6.1 租佃制度优化改新 |
| 3.6.2 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 |
| 3.6.3 农业金融政策的支持 |
| 3.7 小结 |
| 4 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 |
| 4.1 土地及主要资源之确权实现优化配置 |
| 4.1.1 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 |
| 4.1.2 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 |
| 4.1.3 企业资本加速集中化 |
| 4.2 税制与金融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 |
| 4.2.1 现代税制改善市场交易环境 |
| 4.2.2 币制现代化促进市场流通 |
| 4.2.3 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 |
| 4.3 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参与市场竞争 |
| 4.3.1 工业科技推动生产进步 |
| 4.3.2 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 |
| 4.3.3 专家与专业人才投入工农业建设 |
| 4.4 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 |
| 4.4.1 国家资本企业市场化运转 |
| 4.4.2 民营经济活跃市场空间 |
| 4.4.3 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 |
| 4.5 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之作用 |
| 4.5.1 商会维护商人利益 |
| 4.5.2 同业公会维护市场秩序 |
| 4.5.3 民间乡村建设力量的示范引领 |
| 4.6 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 |
| 4.6.1 小农户经济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4.6.2 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
| 4.6.3 农业合作社创新对农村经济的带动效应 |
| 4.7 小结 |
| 5 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 |
| 5.1 大国中央政府威权对经济落后国家的重要性 |
| 5.2 专家精英参与制度设计和决策减少了试错成本 |
| 5.3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调适关系 |
| 5.4 乡村建设特别要重视民间社会精英与传统文化的作用 |
| 5.5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
| 5.6 发展农户经济及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
| 6 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1年第3卷 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D]. 武超. 辽宁大学, 2021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新世纪中国索引编纂与研究述评（下）——基于2000—2017年索引成果的定性研究[J]. 王彦祥. 中国索引, 2019(00)
- [5]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6]李济学术思想研究[D]. 陈广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2)
- [7]《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D]. 梁德学. 吉林大学, 2017(07)
- [8]新文学的反动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研究[D]. 高传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7)
- [9]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D]. 陈安梅. 扬州大学, 2016(12)
- [10]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