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减税有利于人民、企业和国家

一、适度减税 利民 利商 利国（论文文献综述）

李天珉^[1]（2021）在《锡林郭勒盟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孟莉^[2]（2021）在《青岛市H区税务局基层公务员压力管理研究》文中认为

曹瑞冬^[3]（2019）在《近代苏州花捐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花捐是近代中国对娼妓和乐户营业收入课捐的总称,出现于清末地方的财政改革中。作为一种地方财政的临时挹注,各地以妓捐、乐户捐和执照费为主,亦有地区征收营业捐、娱乐捐或花筵捐。同时,政府基于“寓禁于徵”名目抽收花捐,实行“化私为公,寓禁于管”的治娼政策。故花捐的财政改革总体上寓于地域经济之中,但也会因娼妓禁政等因素而发生变轨。本文以近代花捐改革为线索,着重探讨苏州社会经济的结构过程。1896年《马关条约》订立后,苏州开始自筹巡警、马路等开埠经费,又逢日本要求设立专管租界以专利源,官府为此挪用西方制度,设商务局征收妓捐,并积极筹划城外娼区,发展商业,以便地方分割日人专利。而后在清末新政中,该项捐款移解苏州警厅,并通过“征娼”筹款,藉由“巡警”改制,开启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过程,但官权难以在地方权势中下向扩张,而妓捐私收现象也一直存在。迄至1920年,妓捐捐务改归地方人士自办,苏州工巡捐局成立,其改组每每遭遇官权掣肘,又因妓捐系属商埠特捐,城内外市民公社在统一市政收支上发生分歧,导致捐务停顿,路政废弛。1928年苏州实施娼禁,妓捐停征,同时马路商民倡建民生社,歌女纳捐领照,以此拓宽娼业的合法空间,可由于官方界定的缺失,娼业内部纠纷大量产生,遂使苏州政府于1935年恢复公娼。而这时,南京国民政府遂已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并开始对地方财政进行整理。1927年局票实贴印花即是一例,而在1934年苛细杂捐的废除中,妓业的相关捐税被改制以抵补地方财政。“旧税未除,新税难征”,中央的税务行政仍旧难及于地方,且重叠式的税负亦使政商关系恶性发展。废苛尚在进行,始于1932年的苏州献金运动,国民政府将救国捐税向娱乐业摊派,其中妓业演剧筹款,踊跃捐输,民间团体则在推进捐募的法制改革以期减附免税。在1940年代的苏州,筵席及娱乐税停征附加,提高税率,专向顾客饮食及娱乐消费行为课税,并由经营单位代扣代缴,但以军警及公务人员主体的权贵却抗捐寻租,借机牟利,使税负大都转嫁,可从其税率来见这一时期的妓业税负。此外,在经历杂捐整理和公娼恢复后,花捐由属于县政府的捐款征收处统一征收,吴县政府又通过县金库制度建立起对花捐的预算,例如娼妓禁政中的违警罚金是花捐专款专用于警政的证据,后几经改良,从警察机关自收自支到县政府统收统支,实质上形成了警察权与财政权的分野。但改良并不彻底,苏州于1935年开办公娼,并通过检妓等手段创建娼妓群体的统计资料,费用和人数则是检治失效的重要原因,而娼妓检验长期寓于警政之中,即使20世纪40年代以来,卫政与警政分离,形成独立预算,娼妓健康检验费仍由警察收支。

谢芳^[4]（2017）在《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夫之没有系统的经济伦理思想着述,但是王夫之着述中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命题、观点和论述。深入发掘、整理和再现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状貌,是当代伦理学人应有的学术抱负和价值追求。作为明清之际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王夫之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点,俯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兴衰繁荣,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注六经,解历史,为他那个时代甚至以后的万世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思想。在经济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坐集千古之智”,对于他之前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其胆识,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特别是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2]为建设“破快启蒙,灿然皆有”的经济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实践基础、理论渊源以及理论基础。明朝中后期腐朽的政治统治所引发的农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异族入侵,是导致明王朝走向灭亡的直接原因。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再加上人们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谴责和实学风气的兴起,使一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王夫之自觉地从伦理的视角思考社会的经济问题,试图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幸福、国家民族的富强寻找良策。而传统儒家的人性论、理欲观、本末论等均为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且在此基础上有适应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另外从批判佛老虚无主义的宇宙论中吸收了佛老的变易方法论思想,从质疑西学的科学性中吸收了西学的辩证法方法论,等等。理势合一、理势不定的历史观为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进而提出适应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理欲皆性、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则是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有着对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以及消费伦理思想的系统论述和精深阐发。在生产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从个体层面、国家层面、农商关系层面论证了“重农务本”的伦理正确性;从有其力者治其地的角度论述了“土地民有”的伦理合法性;从“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的经济人假设角度提出了自由生产的伦理原则。在交换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从民生的角度论证了交换活动的伦理正当性;辩证地论证了商人的伦理之善与伦理之恶;从“致厚生之利”的角度论证了货币的起源、社会作用,并对货币流通所带来的社会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伦理反思。在分配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主张辩证的均富论,并对公平正义的分配伦理原则作出了自己的深刻论述。在消费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提出了俭奢有度的消费原则、絮矩之道的消费伦理理念,并对庶民百姓的合理消费给予了高度的价值肯定。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鲜明的理论特质,即研几趋时与以民为本的经济伦理发展观,义利并重的辩证义利观以及裕国富民的辩证国富民富论。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主要表现为具有近代启蒙特色的部分,包括对封建行政权力过多干预经济运转的反思与批判,对传统道义论和功利论的辩证剖析,对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辩证发展等。当然,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亦带有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未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站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批判性地审视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要求我们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常文相^[5]（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岳鹏星^[6]（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袁航^[7]（2015）在《晚清税收思想的研究 ——基于求富图强思想的时代潮流》文中指出税收是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更是一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在我国,税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放眼回顾,历朝历代的政治变革、经济动荡无一不与税收息息相关,可以说税收思想的成长实为中国求富图强思潮演变的真实写照。如今,面对崭新的21世纪,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历史阶段,身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汹涌浪潮中的中国,如何更好地掌好税收之舵,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富国裕民之梦,已经为世人所祈盼。本文以晚清时期求富图强思潮为线索,对当时主要历史人物的税收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并通过对不同阶段所呈现的税收思想进行评述与对比,试图寻找我国税收发展演变的规律。文章大致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第二部分主要整理了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主要对“以农立国”到“缓本急标”之过渡时期、“通商富国”思潮以及“兴工强国”思潮下所呈现的税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同时结合具体语境和社会背景做了简要中肯的评述,清晰地刻画了我国税收从传统农业税向现代工商税缓慢过渡的演进脉络,这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客观反映,更是我国税收史上不可忽视的重大转折,并对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税制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依据；最后一部分是从思想高度、人性角度、税制结构以及税收的公平性和法制化方面刻画了晚清税收思想对中国未来税制改革的伟大现实意义。

熊翊君^[8]（2012）在《促进洞庭湖区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我国受金融危机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小微企业受到冲击最为严重,洞庭湖地区的市县同样受到一定冲击,已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同时引发人们的思考。在此以洞庭湖区的岳阳为例进行研究和讨论,小微企业在岳阳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活跃市场、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岳阳小微企业的发展依旧艰难,遇到许多矛盾和困难,如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技术水平,还有外部的法律政策、社会服务环境等,都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当前税务部门理应优化税收环境,制定和实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更为合理税收征管模式,更好的发挥税收杠杆功能,以促进岳阳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岳阳及洞庭湖经济圈作出自身的贡献。

熊翊君^[9]（2012）在《促进洞庭湖区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我国受金融危机和宏观调控的影响,小微企业受到冲击最为严重,洞庭湖地区的市县同样受到一定冲击,已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同时引发人们的思考。在此以洞庭湖区的岳阳为例进行研究和讨论,小微企业在岳阳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活跃市场、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岳阳小微企业的发展依旧艰难,遇到许多矛盾和困难,如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技术水平,还有外部的法律政策、社会服务环境等,都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当前税务部门理应优化税收环境,制定和实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采取更为合理税收征管模式,更好的发挥税收杠杆功能,以促进岳阳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岳阳及洞庭湖经济圈作出自身的贡献。

杨涛^[10]（2012）在《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文中研究指明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领域为主要活动空间,积极赞襄北洋与东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与实践者,为早期现代化和北洋集团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求新、务实、敢为的作风,并体现了积极扞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倾向共和,为南北统一、颠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劳。对推进铁路事业、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并深远影响着民初的铁路事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交通系领袖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交通业方面,其经济政策主要倾向为国有化问题。如路政方面推行商办铁路国有、借债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铁路事业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为促进国有铁路营运、管理、建设、财会制度的发展,则以统一路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为手段。在电政方面则颁布有《电信条例》,明定国有原则,在管理上分设电政管理机构。在邮政上,设立电政管理区,废除驿站,打击民信局和客邮,厘定邮政司与帛黎之间的关系。航政方面则更激烈地表现为轮船招商局的官办与商办之争。这说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从实际效果看,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交通领域对促进四政的发展、改观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铁路、电信与邮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发展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对中交二行的控制权。在他们努力下,中交二行实际取得国家银行地位,形成复杂中央银行制度,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公债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为财政清理与统一奠定基础。但其政策中充满了金融与财政杂糅特点,发行公债与垫款即为突出表现。但相对于后者,前者对民初财政好转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后者不仅对中交二行的官办方向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以反对停兑为表现,促成二行向商办化转型。此外,中行归部直辖,中交合并风潮也是金融与财政政策杂糅的体现。同时交通系领袖还举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垄断邮政储蓄业务。在交通系领导下,中交二行也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挹注作用,特别体现在一战爆发后对缫丝业的支持；同时成立具有金融投资公司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抵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侵夺；积极参与上海银业公会这一新型金融组织的活动。在币制方面,梁士诒、周自齐、吴鼎昌等积极帮助袁世凯推行币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整理各省滥币,筹划币制借款,推广袁头币,统一铸权,力主银本位制,设立平市官钱局等。币制改革为此后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在财政税收方面,周自齐、梁士诒等首先帮助袁世凯加强财政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实行中央专款制度,各省财政事权收归中央,出台各种考成条例等。在具体理财办法上,二人都反对举借外债,但迫于财政现状而不得已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举债时间、借款额、利息、附带条款等方面注意减少主权损失；进行官产清理,这一方面具有消极性,即保守的弥补财政目的,但也有促进垦荒,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力主举办官业,对官矿业、官农业的扩大以及商业专卖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交通系领袖还积极整理旧税,特别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赋、牙税、当税等,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并因此与保守派和袁世凯产生矛盾；他们注意制度创新,如举办预算,在会计、审计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税制,如印花税、营业税等。交通系的税制整理体现了扩充财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适应财政、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周自齐、梁士诒还积极筹划关税谈判,特别是对常关税进行改革,并统一关税管辖权,其意义十分重大。周自齐、梁士诒与张弧还推行盐政改革,以统一盐政机关、整齐税率、施行商运、剔除耗斤、先税后盐、制造精盐、争取盐余为最有意义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学熙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实业政策上,周自齐、朱启钤、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农、林、商、工、矿等各部门,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敏感、重大问题,如矿业管理、垦务、清丈、博览会举办、企业专办问题等等。在垦务、矿业、地质调查、农业改良、林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特别肯定的。交通系经济政策具有财政本位、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倾向、专业技术化特征。在清王朝与南京政府之间,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续,具有体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来许多致力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集团一样,在涉及财政与经济发展,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仍未能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满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满了矛盾性。特别是交通系将其经济政策的成败与否,财政经济政策推行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袁世凯这一政治强人身上,寄望于一个威权政府的建立,并将其经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与袁世凯的集权统治结合于一。这就决定了其经济政策中的良莠杂糅,新旧杂糅,也决定了交通系这一集团经济政策的根本属性与作用,决定了这一集团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

二、适度减税 利民 利商 利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适度减税 利民 利商 利国（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苏州花捐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税收思想的研究 ——基于求富图强思想的时代潮流（论文提纲范文）

（10）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四、适度减税 利民 利商 利国（论文参考文献）

• [1]锡林郭勒盟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研究[D]. 李天珉.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1
• [2]青岛市H区税务局基层公务员压力管理研究[D]. 孟莉.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1
• [3]近代苏州花捐改革研究[D]. 曹瑞冬. 温州大学, 2019(01)
• [4]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谢芳.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
• [5]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6]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
• [7]晚清税收思想的研究 ——基于求富图强思想的时代潮流[D]. 袁航. 西北大学, 2015(12)
• [8]促进洞庭湖区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A]. 熊翊君. 湖南省农业系统工程学会2012年年会论文集, 2012
• [9]促进洞庭湖区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A]. 熊翊君. 2012洞庭湖发展论坛文集, 2012
• [10]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D]. 杨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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