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级会议

一、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徐世澄^[1]（2021）在《从一大到八大：古巴共产党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1965年古巴共产党成立。10年后,古共于1975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并于1980年、1986年、1991年、1997年、2011年、2016年和2021年先后召开了第二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党代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推动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建党56年来,古共通过不断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一直保持着党的先进性并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古共能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纲和党章。在新形势下,古共坚持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对军队和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古巴不变"颜色"。古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调整古巴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坚决反击美国的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颠覆活动,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古共领导古巴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更新"经济和社会模式、发展对外关系中取得了显着成就。

宋铁勇^[2]（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指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汪炜^[3]（2019）在《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描述和解释了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机理,并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雅加达和马尼拉为案例,分析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分权改革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央地关系,并逐渐影响到各自国家首都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进而影响了城市环境治理格局。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雅加达和马尼拉逐渐成长为全球城市。在经济参与了全球体系分工的过程中,城市治理体系也吸纳了国际行为体的参与,由此,两座城市被多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卷入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当中。为应对严重的环境危机,雅加达与马尼拉分别在城市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跨国城市网络层面开展了与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合作,这些国际行为体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在城市层面,以“主体治理”的形式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在国家层面,城市接受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治理形式,在多个方面配合整体的环境治理;在区域层面,东盟在法律政策设置和开展创新项目上,为城市的环境治理提供多类型的服务;在跨国城市网络层面,跨国城市网络协调内部资源、动员外部资源,就雅加达和马尼拉较为集中的环境问题开展合作治理。在四个层面上与多样的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即使不能完全治理两座城市的环境问题,但最少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全球治理时代,没有什么行为体能与其他行为体相区隔,多层次国际合作是全球治理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多层次国际合作能够将城市环境治理、国家环境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相联系,打通国内与国际的治理界线。以C40和ICLEI为代表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和以Citynet为代表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给雅加达和马尼拉带来一种新的治理体验:无中心,扁平化,高度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与议程设置帮助雅加达和马尼拉接触到国际最为先进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并且将“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环境治理体系勾连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体现东南亚全球城市外交的最新方式。多层次国际合作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注重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过对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消弭内外政治治理的“鸿沟”,确保将城市环境治理目标与国家治理的议程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城市主义理念的落地生根,进而在东南亚地区创造出城市发展的绿色命运共同体。

许正^[4]（2017）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全世界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六十余年的“长期和平”。这种所谓的“和平”,是在美苏紧张对峙、核武器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扩散以及全球军备水平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不仅没有使得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变得重要性,相反却变的更为突出。表现在安全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单个国家的安全是较为脆弱和没有保证的。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安全机制作为中观层次解决方案中最具影响的流派之一,得到了学界人士更多关注。根据相关理论,安全机制是指国家这一行为者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在某个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不必然仰赖成员在制度或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与之相反,它常常是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和武力使用的约束与控制。而且安全机制中的大部分属于问题性质,目的是解决特定的安全议题,应对威胁整个人类安全的议题。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安全机制“欧洲协调”应运而生,它所确立的谈判制度和协商精神,成为了之后各个安全机制所遵从的标准。无论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安全机制,大体上都是在“欧洲协调”确立的原则上所构建的。尽管这些安全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甚至其中某些安全机制早已解体,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西靠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地理相连数目高达六个的国家板块群,而且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且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区域,从英法殖民时期至今以来便战乱不断,各个大国在不同时期的介入成为了威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衍生的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的地区的安全问题会不定期的爆发。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甚至被描述为“叛乱的地区”、“东方巴尔干”和“多米诺地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虚弱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时期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域内意识形态的一度两极化,跨国有组织犯罪、地区分离主义的猖獗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薄弱,都表明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危及到某些国家政权的存亡,也对该地区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安全机制的构成上,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包括次区域各国领导人及部门首长定期会晤机制;安全决策和信息交流机制,其中应设置秘书处、成员国常驻代表机构、观察员机制和对话伙伴机制,以加强六国间安全信息的交流;维和机制,其中应包含各国总参谋长会晤机制、安全理事会以及一支必要的维和部队,由各国总参谋长和安全理事会来统一指挥维和部队,应对域内各种安全威胁;核不扩散机制,包括负责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裁军事务部们,还有提供技术支持的裁军研究所;警务合作机制,包括警察首长定期会晤机制、联合武装执法巡逻机制、统一逮捕令制度、犯罪情报交流机制和警务培训制度等;联合演习机制,次区域各国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以增强次区各国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协同行动能力,增加政治互信。根据以上安全机制的构成,次区域的安全机制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泰国和柬埔寨、柬埔寨与老挝、泰国和缅甸依旧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跨国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犯罪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又纷纷涌现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地区安全问题变得愈发的棘手。而且,次区域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领土争端解决机制已逐渐沦为摆设,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效果上都远不足以应对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各类安全问题。由于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次区域各国在冷战时期曾多次兵戎相见。泰国在冷战初期,追随美国在次区域的反共政策,武装干预了越南和老挝的民族解放战争。越南在冷战时期为实现称霸东南亚的企图,在苏联的支持下,曾武装侵占了柬埔寨并与中国和泰国在边境上爆发了冲突。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多年,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次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依然不足。而且,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战争频发,再加上统一后的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需要依赖国际援助才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至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泰国和越南则是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越南在十年内连续遭遇两次经济危机;泰国军事政变频发,历届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经常夭折,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泰越两国的经济复苏仍未有明显起色。中国云南省作为与次区域各国对接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国内各省的经济排名中常年处在倒数的位置,经济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严重滞后。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由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在该地区展开角逐,次区域部分国家被迫在各大国的竞争缝隙中,采取平衡外交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次区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足,经济的落后和域外大国的干预等因素对该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应遵循以“先易后难”与“合作求安全”以及“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理念,循序渐进的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首先,要加强次区域各国间的互信,建立互信机制,强化安全合作。根据现阶段次区域的安全形势,建立互信机制是完成构建安全机制的首要条件,实践的可行性相对更大。在“循序渐进”和“先易后难”的构建原则下,互信机制的构建需要搁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看待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争取前期成功建立起沟通协商子机制、危机评估子机制与危机评判子机制,以加强在平时以及预防或处理潜在安全威胁的协调。在以上三个子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次区域国家间的互信机制。其次,进一步深化次区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进程。继续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设,首先,明确现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在政治、经济、人文方面继续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再次,拓宽融资渠道,吸纳更多的投资资金,为新阶段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还有继续深化次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在深入推进以上三个领域的基础上,将老挝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加以重点经营,推进“中老友好合作条约”的谈判与签署,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以此给次区域其它国家树立典范,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模式向柬埔寨和泰国扩展,并最终覆盖到缅甸和越南。以“中路突破”带动两侧应该是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进行安全合作的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这些更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势必对地区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带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还需要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其中包括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深化次区域国家间产能合作以及加强民间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为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建设性思路。

陶越英^[5]（2015）在《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越南经济转型和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越南共产党1986年在越南开启并实施了革新开放的进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也面对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集中探讨1986年至今近30年越南革新开放过程中经济转型及经济问题,目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直面挑战,探寻越南未来发展新路子,实现越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30年来,越南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双重任务,本文在集中探讨越南革新开放的背景、过程及原因,分析越南近30年来经济模型转换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总结相关经验和教训,回顾和综述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就有关越南革新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越南在推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实践以及处理二者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对越南革新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缺陷作了深入剖析,借鉴相同经济体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经验,结合越南经济转型和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提出了进一步深化越南革新开放,建立更加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策建议,目的是实现越南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发展。本文结构分为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提出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在对有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集中探讨越南革新开放过程中,经济模型转换和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第三章集中对越南近三十年来经济模型转换及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转换过程进行分析。第四章总结国际上有关经济模型转换及经济发展的经验。重点是对与越南相似的经济体如中国、原苏联以及原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比较,吸取相应的经验,以便不断完善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型。第五章对越南经济模型转换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评估。第六章提出促进越南经济模型转换及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和展望。本文的主要贡献是较系统地论述了越南的革新开放进程及其阶段特征；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本质作了分析；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改革绩效作了评价；提出了深化革新开放的相关建议。

田刚健^[6]（2014）在《普京时期（2000-2008）俄罗斯的文艺与文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艺与文化政策是一个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就文艺和文化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理念化、制度化和行为化的政治主张,是国家意志与核心价值在文艺和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普京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在反思苏联时期文化专制主义和俄罗斯联邦建立初期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以“新俄罗斯思想”为核心理念,以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为价值诉求,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立法依据,以文化立法基础等法律法规为基础保障,以若干纲领性文件为发展规划和导向,以文艺奖项和文艺教育为辅助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为实现和推进国家文艺和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意图搭建了总体框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诉求的传达、贯彻和执行提供了保证。普京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深植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精神中,彰显着这一横跨欧亚大陆传统强国的现代化强国诉求、宗教信仰和民族个性,是“新俄罗斯思想”在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一改前苏联直接命令和叶利钦时期放任自流的作法,以间接引导和规范甚至渗透等形式实施,以恢复俄罗斯帝国传统、重塑国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繁荣文艺产业、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为核心,以加强制定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为导向规范保障,以加快推动和新型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发展和强化俄罗斯民族经典文艺作品的国民教育为主要措施,从而实现在政治上重构国家意识形态、经济上构建文化产业体系、社会管理上塑造新型公民社会、外交上实行大国文化推广的主要政治意图,从而有效破解了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文化难题和文化障碍,为俄罗斯重新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制定国家文艺和文化政策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王志凯^[7]（2013）在《升迁好事“逼走”退役军官》文中指出我国各级供销合作社作为服务"三农"发展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在1999年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上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供销合作社已经形成健全的组织体系和遍布城乡的服务网络,在为农服务,保障市场供应,促进城乡交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作为掌握着巨大涉农资金的"大管家",供销合作社内部

陈婉玲^[8]（2008）在《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西方合作社思想经由怀揣救国救亡大志的知识分子的传播传入中国,由此兴起的中国合作社运动最初为民间私人倡导,渐为救灾恤贫的工具,次始为党纲,终成为国策。以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为界,1927年之前合作社运动为民间自发活动期,合作社被民间人士视为救灾恤贫的工具和社会改造的手段,合作社运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1927年之后,合作社原理以及民间合作社实践因与政府三民主义治国理念发生契合,合作社运动进入政府合作政策发展期,并逐渐成为一种政府主导、政府与民间合力推进的自上而下社会运动。运动催生立法。为规范合作社运动的有序开展,民国政府于1934年以德、日合作社法为依据,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合作社法》,并紧锣密鼓地着手实施。但动荡的社会背景制约了《合作社法》的正常运行,而立法与本土资源的脱节又使得法的施行出现明显的绩效不足。本文以民国合作社运动的发展轨迹为基本线索,围绕民国《合作社法》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揭示其孕育的社会基础,并通过对《合作社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实施效力的考察,分析影响法的绩效的主要因素,试图以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施行提供有益的警示。文章包括导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个部分,其主要内容为:导论,介绍了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及写作的初衷,阐述了自己以绵薄之力试图推动经典合作社理念在我国的回归的写作目标和填补合作社立法史研究空白的研究价值。第一章,合作社源流考察。通过追根溯源,考察源于西方的合作社的发展轨迹以及制度内核,为研究民国合作社立法做好制度背景铺垫。本章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对合作社起源——欧洲产业革命的特质进行分析,指出经济上弱者的形成是合作社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合作社与工会组织是劳动反抗资本的两种异曲同工的抗争手段。第二,通过对合作社形态演变的考察,指出空想主义者所构想的合作社原始形态因其不合现实而止步,集体公社性质的合作社则是被彻底异化了的合作社形态,只有以罗虚戴尔为代表的经典合作社才是国际合作社运动的主流,经典合作社原则是各国合作社运动及立法的指导思想。第三,详细介绍经典合作社的种类及功能,揭示其本质规定性。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社发展路径的差异性,指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合作社发展路径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民国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也不例外。第四,集中讨论合作社的各种立法价值,改良主义赋予合作社较多的社会历史使命,合作社立法的社会价值追求在20世纪前后的欧洲盛极一时,并直接影响民国政府的立法价值选择;随着市场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合作社思想开始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合作社立法的经济价值在当代社会得以彰显,政治价值追求因其对合作社功能的扭曲而为时代所抛弃。第二章,民国合作社运动的发轫。合作社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间合作社运动的兴起是民国《合作社法》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本章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一切社会运动的兴起都必然地受到一定思想的影响或指导,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合作社思想的传播为合作社理念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论文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合作先驱及其研究合作社的团体和文献。第二,介绍民国初期由热心合作事业的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合作社。第三,介绍华洋义赈会开创的合作事业。华洋义赈会首次将合作社制度运用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灾民身上,其形成的巨大社会效果为民国政府大规模开展合作社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其独创的合作社运行规则也为民国《合作社法》积累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华洋义赈会由此被誉为中国合作社实践“第一个吃螃蟹”的组织。第四,以邹平实验区和定县实验区的合作社实践为典型,介绍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合作社实验。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救国论”倡导者们,以合作社作为组织纽带,开始了合作社运动在农村的实践,为我国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三章,政府合作政策的确立与推行。民国政府以合作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手段是《合作社法》产生的政策基础,政策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农村合作社运动是《合作社法》的催生剂。本章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论述了民国政府把合作社制度的运用上升为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巧妙地把合作社制度与三民主义理想相结合,敏锐地捕捉到合作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重要价值,坚定了民国政府确立合作政策的信心,而“合作大师”薛仙舟等党外人士的理论探讨为政府合作政策的厘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制度设计。其次,详细解析民国合作社政策内容及其实施方案;第三,分析民国政府选择农村作为推行合作政策重心的内、外在因素及直接原因,并对地方各省开展的农村合作事业做了细致的史料挖掘。第四章,合作社立法准备。新兴的合作社运动需要国家政权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给予强有力的扶助和全面细致的“保育”,而合作社政策只有被制定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够获得有力的实施保障。来自政府与社会对合作社立法的共同诉求开始了民国合作政策向立法转换的进程,并为合作社进入立法程序做了大量的准备。本章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构建独立的合作行政系统,强化行政力量对社会各领域的合作动员、指导、监督和控制,是合作政策向立法转换的必要制度准备。本章具体介绍了民国政府为推行合作政策,在合作行政、合作金融、合作指导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为合作社立法提供了制度基础。第二,分析《合作社法》颁布前的立法状态,各种地方性立法、区域性立法和部门性规章交错并存,混乱繁杂、各自为政的立法状态对统一立法提出迫切的要求。第三,立法离不开学者积极的讨论和建言献策,民国时期许多合作社倡导者对合作社立法原则、立法体例和立法内容的各抒己见为政府立法提供丰富的可资参考的资源,本文深入挖掘了这些立法建议并做了详尽摘录。第五章,《合作社法》的体例和内容。各国合作社法的立法体例可分为综合单行立法、分业单独立法、分散相关立法与民商附属立法,就立法典型性而言,可分为英国型、德国型（又称中欧型）和法国型等。民国政府以综合单独立法的德国型立法为模式,于1934年3月1日颁布《中华民国合作社法》。本章详细地介绍了各种立法模式和民国《合作社法》的立法过程及主要内容。第六章,民国《合作社法》的实施。《合作社法》的颁行,使合作社运动进入统筹和调整阶段,即合作社运动的规范发展期。该法于1935年9月1日正式实施行,本章围绕《合作社法》的实施准备、合作社运动的整合和抗战时期《合作社法》的虚置问题展开分析和研讨。首先,为统一对《合作社法》立法精神的认识,清除与《合作社法》制度设计发生冲突的各种障碍,为《合作社法》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民国政府召开全国性合作事业讨论会,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议案对政府在《合作社法》框架下整合全国合作社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章根据挖掘到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录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及各种重要决议案,并对其产生的影响作了分析和归纳。其次,在合作事业讨论会的推定下,民国政府设立全国合作行政最高机关——合作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以《合作社法》为依据对合作社展开重新登记等一系列整顿活动,本章从质与量的比较分析肯定了民国政府对合作社运动依法整合所产生的积极效果。第三,浓墨剖析民国《合作社法》在抗战时期的命运。民国合作社政策因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确立而发生重大调整,以“挽救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为核心的《合作社法》在战时经济建设热潮中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县各级合作社大纲》的颁布使得《合作社法》的实施处于搁置状态。第七章,民国《合作社法》的影响。本章一方面对民国时期日本在台湾、伪满洲国殖民统治实施的合作社法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独立的合作社法制的特殊性分析,揭示了民国《合作社法》在空间上效力影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详细介绍了台湾现行合作社立法的演进及对民国《合作社法》的传承,充分肯定了民国《合作社法》良好的制度设计在时间上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同时,运用翔实的资料分析民国《合作社法》作为制度设计堪称完美的法律在现实社会未能收到良效的原因。结论是民国《合作社法》是一部低效率的立法,混乱的外在性施法环境和复杂的内生性弊端共同交织,使得民国《合作社法》的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留下绩效不足的诟病。本文的结语以“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为主题,希望通过对民国《合作社法》施行中合作社主体——农民对合作社理念认识缺失的考察,说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对合作社法实施的重大影响,以期对我国正在施行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所警示。

齐欢^[9]（2011）在《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现代化是一切后发国家摆脱落后形成现代国家的必然进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本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出发,同时吸收外部的积极因素追求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从启动、发展、对模式的探索和转型且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858年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性大潮。1945年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现代化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研究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和实施赶超型战略的理解,总结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通过对越南的个案分析,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与理论范式的研究,对学科建设也有一定意义。为一些后发国家探索一条较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对越南1945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成就问题与经验教训、现代化水平、模式及走向进行了研究。本文由绪论和正文的第一至第十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主要讨论本论文选题及有关概念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安排等。第一章讨论了越南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1858-1945年）。国际背景是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使许多前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内背景是法国入侵和殖民统治对越南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发生分化和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方向,越南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衰败化”和“边缘化”冲击下,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走向“革命化”,经过义静苏维埃运动和八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越南现代化的启动以19世纪下半叶阮朝的改革为标志。①从阮朝的改革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是越南现代化低度发展阶段②。第二章探讨了两种社会制度影响下的越南现代化进程（1945—1975年）。本章主要论述二战后越南分治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北方和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的南方现代化进程。本章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5—1954年抗法时期；二是1954—-1975年抗美时期。内容包括,北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效果。美国在南越进行移植美式模式的现代化实践。由于战争的影响,越南错过了1945—1973年世界经济黄金时代①的发展机会。而东亚一些国家则利用越战的机会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章阐述了越南统一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严重挫折（1975—1986年）。越南在1976年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束了长期国家分裂、南方政治衰败、和社会动乱的局面,成立了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政权,提供了能进行自主型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证。但多年战争破坏使越南现代化起点很低,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指导思想和内外政策上的失误,越南再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时机。虽然从1979年越南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效果有限。直到实行全面革新开放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正确轨道。第四章讨论革新开放后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间现代化建设的情况（1986—-1996年）。越共在1986年12月召开“六大”确定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六大成为越南现代化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越南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合理成分的同时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份,通过实践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理论。七大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纲领》,使越南现代化进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第五章论述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越南对现代化战略进行的调整（1997—-2001年）。这时期,越南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在苏联、东欧的解体的影响下的政治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危机和腐败影响下的社会危机。鉴于此,越南对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提出了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第六章研究了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的情况（2001-2006年）。2001年4月,越共“九大”把七大的《建设纲领》加以具体化。在九大思想指导下,越南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加速期。但发展中的问题也大量出现。第七章论述了越共十大到十一大间的现代化进程的情况,并分析了今后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与趋势（2006—2011年）。经过20年的探索,越南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十大后越南现代化进程又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为今后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第八章对1945年以来越南现代化进程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对每个阶段现代化获重大进展和遭受挫折的原因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和军事以及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分析。第九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选用以中科院的两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对越南的经济、社会、综合现代化、生态、文化和国际现代化水平作了较系统的量化评价。由于政治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世界上还没有相关的定量评价体系,因此,对其评价限于定性方面。第十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的模式①进行了总结。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本章对越南现代化模式的分析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越南早期现代化启动属于典型的挑战——回应（汤因比的说法）的模式。独立后,北方采取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南方模式则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模式。革新后,越南现代化模式开始向与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西方新自由模式相结合的市场化模式转变,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混合型后全能主义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为结语。对以上各章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升华和提炼。

刘兴宏^[10]（2008）在《地区公共事务中的委托—代理治理机制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个案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后,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对公共事务实行善治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进行学理化建构的学术命题。本文旨在研究一个专业性地区治理机构——亚洲开发银行是如何参与地区公共事务治理并形成其独特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与由各国政府直接主导的地区治理模式有何异同,它能否为地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有效机制。相应地,本文试图阐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亚洲地区公共事务治理中,除了东盟、“10+1”和“10+3”等主权国家直接主导下的地区治理机制外,还存在以亚行模式为代表的另一种独特并且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亚行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地区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有效机制,也在于它隐喻着亚洲社会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此,本文将主要基于关于委托一代理治理机制的相关论述,通过对4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论述,构建起一个整体性的论证框架:第一,一批国家行为体为何要建立亚行这个专业性的“代理治理机构”;第二,亚行自建立以来如何呈现和强化它作为一个代理治理主体的的自主性;第三,亚行如何以实际行动证明它是一个有效的、建设性的代理治理机构;第四,回到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专业性国际机构主导的地区治理模式与国家行为体直接主导的地区治理模式相比有什么优势。

二、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从一大到八大：古巴共产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3）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越南经济转型和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普京时期（2000-2008）俄罗斯的文艺与文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论文提纲范文）

（10）地区公共事务中的委托—代理治理机制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个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从一大到八大：古巴共产党的发展[J]. 徐世澄. 拉丁美洲研究, 2021(04)
•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3]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D]. 汪炜. 暨南大学, 2019(08)
• [4]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D]. 许正. 苏州大学, 2017(04)
• [5]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越南经济转型和发展问题研究[D]. 陶越英. 云南大学, 2015(05)
• [6]普京时期（2000-2008）俄罗斯的文艺与文化政策研究[D]. 田刚健. 黑龙江大学, 2014(05)
• [7]升迁好事“逼走”退役军官[J]. 王志凯. 检察风云, 2013(08)
• [8]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D]. 陈婉玲. 华东政法大学, 2008(11)
• [9]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 齐欢. 云南大学, 2011(02)
• [10]地区公共事务中的委托—代理治理机制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个案的研究[D]. 刘兴宏. 暨南大学,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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